乾隆帝-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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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在富察皇后丧服内,由于心情极端忧郁,以违反满族丧葬习俗为名,惩处了一些大臣。当年六月,有人揭发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知府金文淳在皇后大丧百日内剃头,当即下令交刑部治罪。按律姜兴汉、金文淳应立即处死,刑部尚书盛安却从宽定为斩监候(即缓期执行)。乾隆得知后,大骂盛安“曲意徇私,市恩邀誉”,反把盛安抓了起来。盛安说,金文淳“罔识国制,且请命大僚然后剃发,情可矜恕,请上宽之”。乾隆怒斥道:“汝为金某游说耶?”盛安答:“臣为司寇,尽职而已,并不识金某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为天下平也?”乾隆气得下令要把盛安连同金文淳一起杀掉。昭梿:《啸亭杂录》,卷2,《盛司寇》。后来又发生塞楞额剃头案,他们二人才幸免于死。
金文淳剃头案发后,江苏巡抚安宁又揭出周学健剃头案。周学健当时任江南河道总督,于富察皇后死后二十七日外剃头,并且属下文武官员也都剃了头。乾隆因此大发雷霆,命令立即将周学健押到北京从重治罪,还告诫押解官员,不得让周学健途中寻机自尽。两江总督尹继善有意隐瞒此事,也受到了乾隆的斥责。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湖广总督塞楞额上疏自陈:他自己在二十七日丧服后剃头,另外属下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以及两省文武官员都已剃头。
乾隆面对众人犯法,采取杀一惩百的办法。他说:“(金)文淳已拟斩决,岂知督抚中有周学健,则无怪于文淳。”而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这样的大僚带头剃头,又不能怪罪周学健了,塞楞额对于祖宗定制、君臣大义,如此轻视,“法无可逭”《清高宗实录》,卷321,22页。。虽然塞楞额坦白自首,乾隆仍然令其自杀,周学健被革职发往直隶修理城工效力赎罪。后来江西巡抚开泰报告,在周学健的老家发现其受贿罪证,乾隆按贪赃罪令他自尽。杨锡绂、彭树葵、金文淳算是保住了命。
因富察皇后丧葬不守旧制受到严惩的还有不少人。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并不诚心哀痛,乾隆明确宣布“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清高宗实录》,卷317,13页。,彻底剥夺了两个年长皇子的继位资格。镶蓝旗汉军旗人李坦,称病不到祭祀现场,被革去伯爵。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于进孝贤皇后册文,把汉文“皇妣”译成满文时,错译成“先太后”,被革职处斩监候。乾隆似乎因皇后去世失去了常态,才如此过分处罚这些过失之人。
乾隆对塞楞额剃头案的从严处理,对保持满族固有的丧葬习俗起了不小作用。满族人索宁安编辑了一部《满洲四礼集》,于嘉庆元年(1796年)出版。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记载满族人的葬俗的,还有婚仪祭神等内容,以供满族人共同遵守。
维系满洲旧俗养赡旗人:封禁东北
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特别是满族兴起的白山黑水之间盛产人参、鹿茸、蜂蜜及无尽的森林等。谁来开发利用?清代统治者有他们的打算。18世纪40年代,乾隆帝提出:“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清高宗实录》,卷115,18页。乾隆从保证盛京旗人利益出发,提出封禁东北的基本设想,令兵部侍郎舒赫德拿出具体办法。乾隆五年,舒赫德经过一番研究,向皇帝报告:“奉天地方关系甚重,生齿日繁,又兼各省商民辐辏,良莠不齐,旗人为流俗所染,生计风俗不如从前。若不急为整饬,日久人烟益众,风俗日下,则愈难挽回。”《清高宗实录》,卷115,18~19页。从他们君臣二人的谈话中可知,他们要封禁东北,实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保证当地旗人生计;二是维系满族旧俗,“操兵围猎”,保证八旗兵的战斗力。
舒赫德提出八条具体措施:1.守卫山海关官兵加强稽查,凡携眷移居民人一律不准出境。2.严禁赴辽东半岛各海口贸易船只载民人上岸。3.奉天各州县官员稽查保甲,驱赶流民。4.奉天空闲荒地只准旗人垦种,民人不得开荒。5.严禁民人开矿。6.从重惩治偷挖人参罪犯。7.整顿奉天旗人风俗。8.出关旗人给予凭记以便查验。
上述八条,其核心是不准汉族农民携眷移居东北,使东北地区的满族人保留固有的风俗习惯。乾隆立刻批准了舒赫德的八条措施,并要求从前移居奉天的汉族农民,一律取保编入当地户籍,“其不愿入籍者,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清高宗实录》,卷127,24页。。乾隆还相信这样坚持若干年后,东北地区的汉族人会逐渐减少,当地的满族人就可以“渐归旧习”。六年,根据吉林副都统哲库纳的奏请,又把“吉林之长白山及乌苏里等处相通之水旱道路”,列入封禁范围。十一年,批准直隶总督那苏图的建议,将山海关以西长城喜峰口等十五处关卡全部封禁,照山海关之例,“给票放行”《清高宗实录》,卷261,25页。。这样,进入东北地区的所有通道都被严密封锁起来了。
乾隆的封禁政策,使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明朝末年,辽东地区长期战乱,加上清军入关,战争的破坏和人口的大量迁徙使东北经济最发达的辽沈地区受到极大的破坏。明代号称“岁有羡余,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的地方,清初却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满目荒凉。顺治年间,据新设立的奉天府尹张尚贤讲,辽东地区人烟凑集的地方都变成了废墟。奉天、辽阳、海城三处还有点人口,铁岭、抚顺地区只有少数流放罪犯。整个辽西地区,只在锦州设一佐领驻守,其人民之少由此可知。《清圣祖实录》,卷2,26页。辽东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清政府不能任其荒凉。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令》,鼓励汉族农民出山海关垦荒。康熙初,继续采取奖励垦荒政策,陆续在盛京地区设置州县管理出关汉民。雍正末年,盛京将军辖区设奉天府,下辖辽阳、复州、承德(今沈阳)、海城、盖平、宁海(今大连金州区)、铁岭、开原八州县。锦州府下辖锦县、广宁(今北镇)、宁远州、义州(今义县)四州县。吉林将军辖区设有永吉州(今吉林永吉县)和长宁、泰宁二县。这些民治机构都归奉天府尹管辖。
为了抗击沙俄,康熙、雍正两朝还加强了清朝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吉林、黑龙江地方的满族、赫哲族、索伦族、达斡尔族被编成八旗兵,称“新满洲”。东北八旗兵分别驻防盛京、牛庄、盖州、锦州、凤凰城、宁远、熊岳、兴京、辽阳、义州、开原、复州、金州、岫岩、广宁、宁古塔、吉林、伯都讷、三姓、珲春、阿勒楚喀、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地。《清史稿?兵志一》,卷130。
乾隆朝初,出关民人在东北各地很受欢迎。因为各地驻防八旗士兵,绝大多数把土地租给民人。在出关汉民的努力耕耘下,关外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特别是盛京地区,因为距关内近,气候条件好,旗地、民地加在一起超过了一千万亩,成为关外粮仓。从康熙末年开始,关外粮食大量进关。正当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从盛京向吉林推进时,乾隆发布了全面封禁令。
东北封禁之后,汉族农民移居东北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清初,清政府在盛京地区利用明代旧有边墙修筑柳条边,东起大东沟(今辽宁东沟县)濒海处,北上经凤凰城边门,东北经今新宾县东南旺清门,折而西北至开原北,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称为“老边”。又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称为“新边”。开原以东归盛京将军管辖,开原以西归吉林将军管辖。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政府制定山海关给票制度,旗人由兵部,民人由临榆县给票出关,主要是稽查人参贸易。乾隆五年(1740年)以前,出关民人到临榆县后,只要向当地兵丁衙役店主等人交点钱,单身出关交三十三文,有家眷乘车辆者上百文,“即为出保,该县据保给票”《清高宗实录》,卷102,16页。,就可以出关。封禁令宣布后,关内汉人仅商贾、工匠和单身佣工三种人可以照常领票出关。这是因为东北地方需要他们出关流通商品,修筑房屋,耕种旗地。东北经济开发最需要的是劳动力,而大批垦荒农民则被拒之关内。清政府按照乾隆的指示,将在东北居住的出关移民,一律编入户籍。对没有入户籍的人,清政府则采取强制驱逐的方针。据大学士傅恒报告,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从奉天地区被驱赶回原籍的流民就有六千多人。阿桂:《盛京通志》,卷129;傅恒:《清理奉天流民以培风俗议》。吉林地区永吉州和长安、泰宁二县,也被乾隆下令裁撤。乾隆一朝,东北地区没有增设任何州县。
乾隆的东北封禁政策,还为后来的清朝皇帝所奉行。嘉、道以后,人口激增,流民不断涌入东北。清政府屡次重申乾隆的“祖训”,坚持封禁东北,多方设法阻止流民开荒种地,使东北地区的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维系满洲旧俗养赡旗人:京旗生计
“京旗生计”,指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八旗兵丁及其家属的生活普遍每况愈下。北京城里的旗人唯一的职业就是当兵,依靠兵饷为生。旗人人口不断增加,而兵额固定不变。从康熙朝起北京城的旗人就出现了生活困难,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愈加严重。乾隆执政后,则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乾隆经常无偿地赏赐给八旗兵丁大量钱物,作为谋生的资本。元年(1736年),乾隆下令将八旗官员因贪赃犯法被没收入官的九十多万亩土地立为公产,由八旗都统派人管理取租,同时还把没收入官的房屋八千三百多间交给各旗收租。所收租银,令“分给旗人之贫乏者,使得各立产业,以资养赡”《清高宗实录》,卷33,11页。。乾隆又采纳一些大臣的建议,借给八旗兵饷银,帮助他们置产谋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清政府借给八旗兵饷银有数百万两。按照规定,这些饷银要按月扣除,但八旗兵随借随花,根本无力偿还,乾隆只好下令加恩全部豁免。清政权入关后,曾圈占民地分给八旗官兵。由于生活困难,很多旗人将土地典卖给种地民人。乾隆下令花大笔银两把这些土地赎回来,然后叫穷苦八旗兵承买。所谓“承买”,只是八旗兵挂个名,“不至花费,即作为恒产,以为生计”《清高宗实录》,卷122,7页。,等于国家无偿奉送给八旗兵。乾隆自己说,他继位以后,为八旗生计多方谋划,凡对旗人有益之事,无不实行,但效果并不理想。“国帑所费已多,而于旗人究未能永远补益”,这就是结论。
增加兵额。乾隆三年(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