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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乾隆帝-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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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政布新蠲赈与弭兵:平定黔苗

    雍正末年,以贵州省古州地区为中心发生的苗民反清,与当时实行“改土归流”大有关系。    
    清朝政府在鄂尔泰主持下于雍正年间,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广等广大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有积极意义,也产生了不良后果。贵州的古州苗疆四周几近三千里,有苗寨一千三百余个,从雍正六年(1728年)起,鄂尔泰派熟悉地形的张广泗带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将此地纳入清政府控制之下。“改土归流”后,原有土司势力仍然很大,加上地方官征粮不善,雍正十三年便发生了大规模苗乱。清政府为平息这次苗乱,成立了办理苗疆事务处,并调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兵进行围剿,可是由于文武将官不睦,指挥欠佳,日久无功,苗患日炽,鄂尔泰因此引咎辞职,削去伯爵。雍正本人对“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的结局,也有些犹豫不定。魏源:《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清世宗实录》,卷159,2页。直到他逝世,问题未得解决。    
    乾隆登基伊始,把扭转苗疆形势当做最紧迫的大事,立即着手部署。他于雍正逝世的第二天,曾明确表示:“目前要紧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表明他对苗疆用兵的特别关注。他根据自己在苗疆事务处的经验,告诫前线领兵将帅“合志合衷,方为有益”,并警告他们若不迅速平叛,“则伊等之身家不足惜,而贻误国家军务之罪甚大,朕必按法究治,断不姑贷”《清高宗实录》,卷1,24页。。反映出他坚决平定叛乱的决心。    
    八月二十八日,乾隆下令招回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命湖广总督张广泗前往贵州料理苗事。十月初二,又授张广泗为经略,明确宣布“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使清军前线指挥权完全由张广泗统一掌握。十一月,张广泗到达贵州战场,经过一番调整后向乾隆奏报清军用兵数月未能进展的原因是:“张照阻挠军机,置应办之事于不理;调集各省兵数万余,哈元生俱令沿途听用密布,攻剿不过三千,顾此失彼;董芳驻守八弓,仅以招抚为可了事。又巡抚元展成办理赈恤难民,条款纷错,官无所遵循,难民苦于守候。”《清史列传?张广泗传》,卷17。乾隆接到张广泗的奏折后,立即将张照、董芳、元展成撤职查办,哈元生罢扬威将军,以提督听命张广泗调遣,命张广泗兼任贵州巡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十二月,张广泗率大军至凯里,命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自率大兵出清江之鸡摆尾,三路大军每路各五千余人,同时并发。清军连破上九股、卦丁等苗寨,烧毁叛苗巢穴。乾隆元年正月,余苗退入牛皮大箐。所谓牛皮大箐,乃指盘亘数百里之深山老林,“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匀、八寨,东清江、台拱,危岩切云,老樾蔽天”魏源:《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地势险要,气候变化莫测,故叛苗潜伏其中,以为清军万不能至。张广泗檄诸军合围,分别守住箐口出路,逐渐缩小包围圈,于五月最后发动总攻,获逆苗首领包利等人,斩万余级,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接着又乘兵威清理附逆熟苗,斩获一千三百余人,生擒二千四百余人,至九月份,苗疆叛乱彻底平定。张广泗因功授云贵总督兼贵州巡抚,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乾隆继位后,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彻底平定遍及贵州全省的苗乱,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其所以能够迅速成功,首先在于“皇考当日即命朕会同王、大臣办理,其中情形原委,尤所熟悉”《清高宗实录》,卷11,19~20页。,在此基础上,他才能够拿出一套具体可行的办法来。其次是用人得当。乾隆即位后即调回张照,改用从前在贵州负责苗事的张广泗为经略。张广泗由湖广赴贵州前线,乾隆虽一再在各种场合提高他的威信,强调“朕唯张广泗是问”,但实际上张广泗因以前措置不当,“凡区画布置之不协,张广泗无可推卸”《清高宗实录》,卷26,9页。。鄂尔泰被削除伯爵,他此行含有戴罪立功的意义,只能使出全身解数去平定叛乱。其三是乾隆注意政策,采取恩威并用两手。清军过去在平苗战斗中,所过地方,概将苗寨焚毁,甚至将已降后充当夫役的苗人尽行杀戮,老弱子女亦不能幸免。乾隆即位后即坚决禁止此种野蛮行径,指出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益坚其抗拒之心”,规定“首恶之人,定应剿洗擒获,务尽根株,其余附和迫胁之苗,分别料理,必令尽缴器械,方许投诚”《清高宗实录》,卷3,28页。。其四,满足前线物资需要,乾隆向张广泗保证“请兵请饷,一如卿奏,谕部速行”《清高宗实录》,卷11,29页。。乾隆元年,张广泗围困叛苗于牛皮大箐,要求拨银两八十万,乾隆命令户部立即拨一百万两给他,攻下牛皮大箐后,乾隆又告诫张广泗,不必急于撤兵,一定处理好善后问题,“朕不惜费也”,专门拨六十万两白银用来善后,使前线军需供应源源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因贵州气候恶劣,乾隆特命将大内专用的平安丸、太乙紫金锭等驱瘴药物运至军前,发给兵将,以鼓舞士气。    
    平定苗乱后,按照乾隆的指示,清政府在镇远、安顺、大定、平远诸地增设官兵二千九百余名,取消了州县,设道员控制,清理叛苗所遗地亩,设立屯军耕种,于清江、丹江、古州、八寨、台拱、凯里、黄平、施秉等处共设屯堡百余处,安设屯军上万户。不设置屯军之处,则将土地赏给无业穷苦苗民,这些措施后来对贵州苗疆的安谧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对于处理苗乱获罪官员,元年九月五日,按照总理王、大臣同刑部拟议:张照和哈元生判处斩监候,董芳、元展成佥妻发边远充军,德希寿枷号鞭责,张照与德希寿还要退赔靡费军饷。乾隆采取宽大处理,将上述五人所犯之罪全部宽免,一律释放出狱。九月十六日,董芳以副将发云南,哈元生以副将赴西路军营,张照命于武英殿修书处效力。


初政布新蠲赈与弭兵:五见准部来使(1)

    清朝与准噶尔的议和活动,早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就开始了。当年七月,雍正帝召集廷臣研究准噶尔的战和问题。康亲王巴尔图等主张进兵,大学士张廷玉认为应遣使议和。雍正根据张廷玉的意见,降旨罢兵息民,遣使议和。八月,派侍郎傅鼐偕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出使准噶尔部,宣谕噶尔丹策零。关于这次出使情况,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记载得比较具体生动。傅鼐等人抵达准噶尔部后,受到接待,并开始对话。    
    噶尔丹策零坐穹庐,红氍毹为褥,金龙盘叠高五尺,侍者貂蝉持兵,女乐数行,弹琵琶献酒。公从容宣诏,音响如钟,贼酋伏地,观者以万计,皆膜手指夷言曰:“然中国大皇帝使臣好状貌也。”诏划阿尔泰山为界。策零曰:“阿尔泰山不毛之地,中国奚用?且我先人披荆棘,历血刃,与喀尔喀争来之地,宁忍弃之?”公曰:“以为若不念先人耶!若肯念先人,至善。昔我圣祖征噶尔丹,通好尔国,尔国主伐叛助顺,缚噶尔丹来献,在途病死。尔国震于天威,即献阿尔泰山地方,中国受之,置驿设守有年矣,今犹有是言,是非背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岂非大不祥乎!”策零语塞,思以利害劝公。乃集十四鄂托、十四宰桑,合而见公,曰:“议不成,公不归矣!”公叱曰:“出嘉峪关而思归者,庸奴也。某思归,某不来矣!今日之议,事集,万世和好,不集,三军暴骨,一言可决,而如儿女子,吾为尔王羞也。”昭梿:《啸亭杂录》,卷7,《傅阁峰尚书》。    
    当时双方的分歧是,清政府坚持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部以阿尔泰山梁为界。噶尔丹策零欲以杭爱山为界,收阿尔泰山为游牧地。次年四月,准噶尔派吹纳木喀为使随傅鼐等人同来北京,请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界,立场有所变化。雍正派人专门征询超勇亲王额驸策棱意见,策棱说,从前喀尔喀游牧尚未至哲尔格西喇胡鲁苏,此议可许。唯准噶尔游牧,必以阿尔泰山为界,空其中为瓯脱地。清政府仍坚持以阿尔泰山为界立场,谈判遂处于僵持局面。蒋良骐:《东华录》,卷32,539页。    
    乾隆继位之初,把与准噶尔议和视同苗疆一样,为“目前紧要之事”《清高宗实录》,卷1,24页。。他纵观全局,审时度势,认为和谈时机已经成熟,“纵使准噶尔贼寇复萌侵扰喀尔喀之意,但越阿尔台岭,远行数千里,兵寡力微,岂能获利!如欲大集其众而来,近者以额尔德尼招大创之后,锐气已折,又历年经我两路大兵拒截,人伤马残,亦安能一时遽为整理。其外况有哈萨克、布鲁特与之难。设不自顾,悉其游牧,以全力深入我境断不能获利,何以旋归耶”。以上对准噶尔部内外形势的分析可谓了若指掌,鞭辟入里。加上实现西北边疆的和平,对清政府益处颇多,“盖大兵之兴,原欲保护喀尔喀等,若旷日持久,我兵屯驻之地,悉喀尔喀之地,一切需用牲畜及游牧行走,不免有害于喀尔喀之生计,既于喀尔喀等无益,而糜费国帑,劳瘁兵力,常在极边屯驻,亦非国家之长计远虑”。因此,乾隆断然决定将北路清军撤回驻扎鄂尔昆,以减轻财政负担,将军务交给额驸策梭,积极布防,采取以守促和的方针。“在我唯当严为之备,虽贼寇潜窥,不使得逞,必令负创而还,则自知震慑,边境可以永固。”以上均见《清高宗实录》,卷4,38~40页。和谈可以成功。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乾隆所料。准噶尔部由于连年战争,人畜伤亡很大,非常希望休兵议和,得以喘息。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准噶尔人通过释放俘虏的办法,将噶尔丹策零求和信札送交清大将军庆复,乾隆得知这一信息后即表示:“彼即投书前来,我亦应回复。”《清高宗实录》,卷7,45页。同意和谈,噶尔丹策零即派吹纳木喀出使北京。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大清皇帝在紫禁城中接见吹纳木喀。吹纳木喀提出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准噶尔边界,而在喀尔喀境内留出空闲之地,使双方脱离接触,与雍正当年立场相同,并没有什么改变。对此,乾隆尖锐地指出:“朕知噶尔丹策零本无求和之意,特借此牵率奏请,希图通市之利耳!”吹纳木喀辩解道:“实遵成佛大皇帝(指雍正帝)旨意,欲振兴黄教,安逸众生,所以输诚上请,非敢借遣使以通互市。”乾隆则针锋相对回答:“如无此意甚善,但兴教安民,乃皇考与朕之事,非噶尔丹策零之任也。”把振兴黄教、安缉蒙古民众视为大皇帝的职责,并且采取了强硬立场,告诫吹纳木喀:如果同意以阿尔泰山为准噶尔与喀尔喀边界,“可遣使再来;不然,亦无庸复遣”《清高宗实录》,卷11,2~3页。。双方因各坚持原来立场,第一次和谈就此以失败告终。    
    噶尔丹策零因和谈失败,而清朝又坚持强硬立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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