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掳·诉讼·和解-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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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想提几点建议：　　　　
　　　　１．　乘胜追击。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花冈事件幸存者、死难者家属代表和鹿岛建设公司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明确声明“中国人在花冈矿山营业所现场所受苦难，是起因于根据内阁决议而进行的强掳、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花冈和解”只是鹿岛建设公司承认历史事实表示了“谢罪”和补偿，日本政府与财界勾结在一起干尽坏事，却旁若无事一般，日本政府的罪责难逃，必须乘胜追击。　　　　
　　　　２．　为了对受难者进行慰灵及追悼，决定建立“花冈纪念馆”，这是件好事。鉴于日本当局根本不进行也不想进行近现代史的教育，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对日本近现代侵华史可以说一无所知。因此花冈纪念馆不仅要展出花冈事件的史实，也应把日军侵华期间所犯的滔天罪行的典型事件进行展出，对广大日本国民及青少年进行教育，以加强中日世代友好。　　　　
　　　　３．　近年来中国民间索赔都在单独进行，这种散兵游勇的情况不利于对日民间索赔斗争。为了更好地进行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建议大家能相互沟通，协同作战。　　　　
　　　　４．　花冈和解实现后，听说内部产生了一些分歧和矛盾，这是令人痛心的。问题的严重性不是出现在花冈事件斗争的开始，而是出现在取得成果之后，这就更让人痛心。为了解决好内部矛盾，一面可以召集对“和解”有意见的人开会，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对“和解”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文字，提交鹿岛建设公司，继续要求日方做出进一步的解决。　　　　
　　　　总之，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好战后民间索赔问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花冈诉讼案“和解”述评　　　　
　　　　河北大学劳工问题研究室　　　　
　　　　主任、副教授　刘宝辰　　　　
　　　　我是河北大学的老师，是劳工问题研究室的主任。我是在中国较早关心花冈事件和协助花冈事件调查人之一，所以对花冈和解我感到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谈几点看法。　　　　
　　　　第一，林伯耀先生和日本友人对目前花冈事件的结果功不可没。第二，花冈事件的意义。第三，我们今后的工作及不足之处我们该怎么办。　　　　
　　　　第一，华侨和日本友人功不可没。我最早参与花冈事件，首先认识的就是林伯耀先生。我在１９８８年开始通过亲身经历花冈事件的一位老人，已经去世了的王敏先生，也就是王红的父亲，了解了花冈事件，他要我帮助写一个东西，后来林伯耀先生知道了，找到了我，这样我就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但是在这之前，实际上是１９８５年就开始了。１９８５年是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４０周年，在《参考消息》上耿谆先生发现了一个消息，说他们一个战友刘智渠还在日本，还活着。这样他们取得了联系，日本友好人士也就知道耿谆先生还活着，此后林伯耀先生到中国来，找到耿谆先生。耿谆又找到他们几个难兄难弟，随后王敏先生１９８７年知道了，他从贵州亲自到河南找耿谆，这样他们几个首先联系上，这是最早的花冈事件的发起。当时，我们国内对这个事情都不知道，不了解。所以１９８８年王敏先生冒着雨找到我家，因为过去我们认识，都是定县人，他问我能不能给写个东西，我一听这个事很重要，而且“花冈”在辞海里有这个词条。我是搞历史的，有这个偏爱，这个历史事实我上学时就知道，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应该关心，从那以后就开始关心这个事情了。最早由老人们自己找，找的范围小，找的人也少，力量有限。１９９０年林先生到保定对我讲，你能不能把你的学生集中起来调查一下花冈事件的幸存者。８月份我们又与校长商量，他表示同意，认为这是好事，但要注意安全。头一年学生一下子找到了一百多位幸存者，然后把名单给日本方面。当时大家很高兴。到１９９２年，先后一共找到了３２０位幸存者和遗属，当时我记得其中幸存者有４０多位。这对鹿岛组的打击是很大的，这为我们交涉提供了依据。说功不可没的第一点，就是中国人的民间索赔的观念，在８０年代以前几乎没有，或者很淡薄，总认为政府已经宣布不要索赔了，我们老百姓还要吗？这不是违法吗？这不是反政府的吗？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９０年代。后来在我开展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这个观念，说刘宝辰你在搞什么？在抗拒政府啊？有些地方我去采访，地方的外办部门还限制，问：你和政府唱对台戏啊，敲打我或友好地提醒我，说你不要犯错误。所以我认为还是通过日本友人告诉中国人应该有这个索赔观念。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２日，林先生把耿谆、王敏等４位请到北京饭店，向鹿岛发公开信，这是向鹿岛索赔的开始。当时提了３个要求：第一谢罪，第二建纪念馆，第三就是赔款。１９９０年我们找到了好多人，开始交涉。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５年的一段属于交涉阶段，但交涉没能成功，林先生他们决定让我们起诉。从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８日送交起诉书，一直到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第一审判决我们败诉，这个过程，使整个观念发生了变化。由于花冈事件的发生又带动了其他将近４万人劳工的索赔，一直到现在，好多劳工都发动起来了。第二点是我们中国的劳工，包括调查、拍电影、拍电视剧以及搞展览，以及每年我们劳工到日本去进行交涉，包括日本友人到中国来开会，这都是林先生和日本友人从人力上、经济上提供的条件，当然我们中国确实没有这个条件，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现在，确实如此，说老实话，让我负担，我负担不起。第三点，起诉问题。日本的律师主动免费为中国人说话，告诉他们到哪里起诉，这才有了后来的结果。我认为林先生他们功不可没应该是这３点：一个是转变人们的观念；一个是调查宣传；一个是正式起诉。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和解”后的几点建议（2）

　　　　第二，我想谈谈意义问题。花冈事件和解我是从报纸上，从电台上知道的。２００１年２月我就写了一个东西，谈了我自己的看法。第一点，这是政治上的胜利。因为１９９０年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就是１９９１年耿谆他们去同鹿岛组交涉，交涉的时候鹿岛组已经认错，并且承认了这个事实，认为有责任，表示“深切的谢罪”，这一点，是我们和解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政策的胜利，恢复了我们中国人的尊严，也为今后其他劳工索赔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当然，尽管他们承认了第１条以后，又说不承认在法律上有责任。我们这一方加了这么一句话：对此表示“了解”。对此，我们一开始有不同的想法，后来跟我们做了解释，对方说不承认，那是在法律上，但是在道义上他们还是承认的。后来日本友人说：他这样说是为了跟他的董事会的其他人有个交待。这是日本人的两面性。我们说：我们了解并不等于说我们同意，允许你这么说，但并不等于我们承认你这个认识，只能表明日方出尔反尔，或者说不诚恳，没诚意。第二点，我认为赔偿金虽然不多，但是对花冈受难幸存的老人是一点慰藉。因为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花冈受难者开始发公开信，一直到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历时１１年，我们找到的幸存者当中，有的没见到结果，就含恨去世了。这些老人在世时，他们都有一个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这个结果，这也是一个安慰。但是，并不是给一点钱的问题，应该怎么办？怎么解决？给多少钱？这实际上是被告的一个认罪的表示，光说我口头上认罪了不行，实际上还得有行动。按照日本的法律，谁起诉，判决就判给谁。可是花冈事件起诉的１１人他们代表９８６个人，那怎么办？和解，就是要让步，不能只赔１１个人，要赔９８６个人。那么这个款数就降低了，既然我赔９８６个人，就不能说你要５００万，我就给你５００万。原告由１１个人变成了９８６个人。那么我方呢，也应该从款数上有所降低，这是和解，双方都让步，所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这个问题。钱少了一点，但是在限度上也不是太少，不是像有人说的，那给你一块钱，或者给你一块糖，像哄小孩子一样。不是那个意义。这种观念是对历史不了解，对国际的赔偿状况不了解造成的。德国的赔偿不是２０万到７５万吗？所以我们这个５０万日元还是说得过去的，可以接受。第三点，我认为有助于推动解决全部中国劳工索赔的进程。据日本的资料记载，一共是３８，３９５人，涉及到３５个资本家，１３５所劳工所，所以花冈和解是一个突破，是一个样板。今后其他的怎么办？现在我也协助他们，比如还有一个诉讼案安野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诉讼案，今年７月９日就要判决了，已经开庭１７次。判决也许是我们败诉，也许是我们胜诉，怎么办？所以前不久我们在青岛召开了一个研究会，如果我们败诉了怎么办？当时我提出来了，根据日本的情况，像鹿岛组这样表示认罪的资本家头一份，那么西松组会不会认罪呢？估计不会。那么这官司还打不打？所以我们就商量，商量了两天，最后就拿出一个意见来，如果不认罪的话，起码要让它承认，曾经奴役过我们这个事实。后来我又讲了如果这个它不承认，怎么办？最后就设想：根据目前日本这个状况，非常困难。所以花冈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结果是相当不错的，其他的怎么办？有没有像花冈这样的好结果呢？难度很大。我们完全可以以花冈为样板，给法院施加压力。日本友人采取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在国内签名，２０００年３月７日我到日本的法院去，我带去了３，０００多份签名支援我们的劳工，但是日本友人带去６万多份的签名，我是这么一小摞，人家是这么一大摞，我感到挺难为情。另外日本友人还到香港去，因为香港有西松的分公司，找它西松分公司给它施压，而且号召香港市民不要给他活干，不跟他做生意，这就是庭内庭外相结合了。所以我现在又在我们学校，让我们学生签名进行声援。给学生讲完后，他们的积极性很高，表示声援。所以相比之下，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做得不如日本友好人士。这是第三点，能够起促进作用。第四点，有助于发展中日民间的友好关系。半个世纪以来，受害的中国人对日本政府和企业积怨甚深，受害者、幸存者、遗属及众多有良知的人，每每提到日本对中国人的惨害，无不义愤填膺，怒火满腔；而日本政府和企业从来没有表示过实际的道歉。所以这次和解可能会对这一矛盾起到一点点缓解作用。我是教中国革命史课的，我经常给学生们讲，昨天晚上还讲了日本问题为什么这么难。学生们一听也挺气愤。因为从来没有过道歉，也没赔偿过。所以花冈事件毕竟是开了一个好头，给了一点钱，也道歉了。那么对这个矛盾的缓解总是会起点作用吧。　　　　
　　　　不足的方面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鹿岛建设公司在道歉谢罪以后，又说《共同声明》不含有被告人承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