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掳·诉讼·和解-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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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
三、关于建立纪念馆的要求虽然没有达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后继续提出要求，或用其他的方式记载下这段历史，教育后人。如果因为一项要求没有达到，而放弃已经达到的更为重要的要求，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总之，在日本政治环境日益右倾化的条件下，花冈事件诉讼一案达成使全体受害者问题都得到解决的和解，应该说是正义力量的一次胜利。在这里，我们应当对“花冈受难者联谊会”的成员，对长年支持花冈诉讼的，以旅日侨胞林伯耀为首的广大旅日华侨，对以新美隆为代表的原告律师团的不屈努力及有策略的斗争表示钦佩和感谢。感谢他们在诉讼过程中的原则性和坚韧毅力，钦佩他们在斗争中表现的智慧和对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恰当把握。
花冈事件诉讼案的和解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日本侵华历史遗留的具体问题提供了一种方式，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件件具体问题的解决，使日本人民了解历史问题的真相。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还记得，就在花冈事件达成和解的当天，鹿岛组曾经发表了一个歪曲历史事实，回避应负历史责任的声明，理所当然地受到“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和声援花冈诉讼团体的抗议。很显然，在如何正确认识历史问题这个关键问题上，肯定还会有长期的争论。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1）
一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宣布，以１１名被日本侵略者强掳的原中国劳工为上诉人（一审时为原告人），以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为被上诉人（一审时为被告人）的花冈事件损害赔偿请求上诉案达成和解，日方向９８６名中国受害人支付５亿日元，并向中国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表示谢罪之意。
由于和解协议是双方妥协的产物，所以它总会存在一些缺点，如没有明确信托金是损害赔偿金，并且金额较少，被上诉人不承认自己有法律责任等；但是这个和解协议是在东京高等法院依职权劝告下达成的，得到该高等法院的确认。该高等法院第１７民事部的审判长新村正人和两名法官宫冈章、田川直之在《和解条款》上签名。东京高等法院在日本的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事实表明这个和解条款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一）表明东京高等法院承认把被侵略国对侵略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与被侵略国平民对侵略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加以区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平民遭受的屠杀和迫害特别厉害。战争期间，德国和日本侵略者不仅针对交战国的武装部队发动了军事行动，而且大肆屠杀和迫害交战国的平民，以及掠夺他们的财物。在欧洲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是犹太人，在亚洲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是中国人。
战后，战时保护平民的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１９４９年８月，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日内瓦四公约，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这个公约是过去所没有的，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状况而产生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州出现了一种新的实践，既把被侵略国对侵略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与被侵略国平民对侵略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加以区分；被侵略国放弃对侵略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不影响被侵略国平民对侵略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例如，法国于１９５２年放弃了对德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在法国犹太人的要求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受纳粹迫害的法国犹太人仍然赔偿了３亿马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德国侵略者迫害的主要是法国犹太人。虽然西方盟国曾于１９５２年同联邦德国签定了关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波恩条约》，但是在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要求下，受纳粹德国迫害的西方国家犹太人仍从联邦德国那里获得了３４亿马克的损害赔偿。
据柏林《每日镜报》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０日报道，德国政府和犹太人索赔会议就赔偿东欧各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问题达成了协议。从１９９９年起到２００２年止，德国政府每年向犹太人索赔会议的一个基金支付５，０００万马克，以赔偿大约１８，０００多名东欧各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损害。据《东京新闻》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报道，２０００年夏天，在德国，由国家出资５０亿马克，各企业出资５０亿马克，总计１００亿马克，设立了名为“记忆·责任·未来”的基金，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纳粹当局强掳、在德国各工厂被强迫劳动的约１５０万欧洲各国的劳工进行赔偿。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曾于１９５３年宣布放弃继续获得战争赔偿的要求，但是这并不影响波兰的犹太人幸存者和被强掳的劳工获得战争损害赔偿的权利。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奥地利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签订赔偿协议，规定奥地利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当局强掳、在奥地利被强迫劳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劳工支付赔偿金。
欧洲国家的实践是对国际法中战争赔偿理论的新发展。这个新的国际法理论将为解决中日之间的战争损害民间索赔问题提供重要的法律依据。
日本政府不承认上述区分，它对日中之间的战争赔偿问题坚持所谓“已经由旧金山条约和两国间条约解决了”的主张，这次和解表明东京高等法院没有赞同日本政府的主张。日本《每日新闻》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在报道这次和解协议时也说：“日本政府所谓‘战争后补偿问题已经由旧金山条约和两国间条约解决了’的主张行不通了。”
（二）表明东京高等法院承认不适用民法上的时效规定
日本政府援引日本民法第７２４条规定：因不法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从受害人或者其代理人在知晓损害以及加害的情况之时起，经过３年时期之后，其时效将丧失，从不法行为发生之时起经过３０年之后，其时效亦同样丧失。认为中国公民向日本提出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已经失去时效，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2）
本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审理时，该法院也援引日本民法第７２４条，认为强掳劳工等非法行为从终了至提出诉讼已过了４７年，原告人的损害赔偿要求权已过了２０年的时效，判决原告人败诉，这也是不正确的。
侵略国平民的战争损害赔偿权利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侵略者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产生的，所以不能适用民法上的时效规定。本案原告人的赔偿权利显然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产生的。日本法学家在谈到被强掳的中国劳工时，援引了海牙第４公约，即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的规定：禁止以武力威胁，强制进行残酷的惨无人道的奴隶式劳动。这个公约是编篡由习惯国际法形成的战争罪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法文件，违反该海牙公约即构成战争罪。
根据１９４５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１９４６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花冈事件责任人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事实上，他们虽然以反人类罪受到了刑事处罚。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美军横滨战争犯罪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虽对当时鹿岛组（现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花冈工地负责人以反人类罪判处３名监工绞刑，１名监工无期徒刑，２名当地警官监禁２０年，但都以减刑处置而告终。
鉴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是国际法上最严重的罪行，所以联合国大会于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６日通过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该公约规定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不论何时所犯，均不适用法定时效限制。１９７０年联合国大会第２５届会议通过决议，要求非缔约国不得进行任何与此公约的主要目的相违背的行动。因此，不论日本是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都应履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遵守该公约的规定。１９９８年７月联合国全权代表外交会议在罗马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２９条也规定，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不适用任何时效。这里虽然是指刑法上的时效问题，但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必然伴随对受害人的赔偿问题。《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就是有力的证明。该规约第７５条规定，应该给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受害者予以赔偿。既然对这些罪行的处理不适用法定时效，那么对赔偿问题的处理当然也不能适用民法上的法定时效。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道理。所以日本政府和东京地方法院的主张在法律适用上是错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遭纳粹当局迫害的犹太人和被强掳的欧洲各国的劳工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从来都没有提出失去时效的问题，就是因为这种权利不是由于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侵略者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产生的，并不是德国人不懂得民法上的时效问题。在对被侵略国平民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看看德国这个榜样。这对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是会有帮助的。
这次和解实际上是东京高等法院推翻了东京地方法院关于该案已失去时效的判决。这表明东京高等法院事实上承认由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引起的损害赔偿不适用民法上的时效规定。
总之，这次和解表明东京高等法院对被侵略国平民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比日本官方原有的主张有所进步，向符合国际潮流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二
花冈诉讼和解协议是在东京高等法院依职权劝告下达成的，得到该高等法院的确认。东京高等法院在日本的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事实表明这个和解条款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和解条款是双方妥协的产物，许多国际公约几乎都是双方或多方妥协的产物，利益立场不同的当事方很难单方面地完全贯彻自己的见解。在和解协议这样相互妥协的文件里为了兼顾双方的立场，经常会使用一些比较含糊的字眼。要想在条款中挑一些妥协之处，不足之处很容易，有个别词汇也可能会引起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有些表达也难以满足我方的要求。
但评价花冈和解，不应只看这些枝节问题而应该看总体。从总体上看，日本还没有肃清军国主义流毒，法院对战后赔偿诉讼都判败诉，花冈诉讼一审也败诉了，形势对受害者是不利的，如果日本高等法院维持原判，受害人一分钱也拿不到。但是东京高等法院促成了和解，使受害者得到了实质性赔偿。这反映了日本有些法官处理此类诉讼的态度有了积极的变化。
这次和解实际也推翻了东京地方法院关于该案已失去时效的判决。和解表明东京高等法院对被侵略国平民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比日本官方原有的主张有所进步，向符合国际潮流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以下再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