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掳·诉讼·和解-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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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外，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期间还从中国各地强征数以千万计的平民百姓到当时的“满洲国”、满蒙边境以及其他占领地区修筑军事工程，办厂开矿。据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吴天威先生不完全的调查，“九一八”事件以来，日本强征的中国劳工达３，７００万人之多。在这些苦役中，中国劳工惨遭虐待，不少“秘密”军事工程竣工后，中国劳工被成批地集体屠杀，战后在东北等地区发现不少万人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统计，被迫害致死的中国人近１，０００万人。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调查、核实，也同样要从加害者那里讨回公道。
战争遗留问题，是当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障碍。日本当局必须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本着负责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并合理、公正地加以解决，做出一个公正的处理。花冈的和解，为今后的斗争奠定了基础。这一案例的影响是深远的。
新的斗争业已开始。据了解，香港的多个对日索赔民间团体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６日已向广岛地方法院起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要求他们对在侵华战争期间掳走中国人到日本做苦役问题进行道歉和赔偿。我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胜利必定属于正义的中国人民。
对于花冈“和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很自然的。我认为，“和解”中某些缺陷和不足，也是存在的。这些可以作为今后斗争的教训而加以汲取，不应影响对和解的评价，要肯定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那些终年终日为劳工伸张正义的旅日爱国侨胞和日本的有识之士们的努力。他们夜以继日，不辞劳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精力、时间和财力，同心协力为中国劳工们讨回公道而奔波于中日两国各地。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据笔者所知，田中宏、林伯耀和新美隆等人在“花冈诉讼”期间多次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也曾邀请人数众多的花冈幸存者和遗属们从各地到北京来，向他们报告进展情况，双方实现“和解”之前也曾征求了原告们的意见，１１名原告们了解了东京高等法院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１日所提出的和解劝告书的内容之后，于２０００年４月３０日一致签字盖章表示同意。幸存者和遗属分散于许多地区，联系到每一个人并非易事，但是，田中宏等人仍然克服重重困难，尽可能地访问了他们，征求意见。今天为了把赔偿金准确地送到受害者手里，又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寻找有关人士，进行确认和发放。
我想再次强调，对于花冈“和解”，要看主流，看成绩，某些缺陷和不足，指出来就可以了，不必再为此而无休止地进行争论。彻底解决强掳劳工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今年６月３０日，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和日本各界人士约３００人在大馆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牺牲在花冈的中国劳工烈士。鹿岛建设公司的代表增渊晴男在追悼大会上，正式宣布撤销了两年前“和解”当天在公司的网站主页上单方面发表的那个推卸责任、进行辩解的所谓“声明”。这又是一个进步，接着，７月１日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和遗属的代表向日本国会递交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致日本内阁的一封信，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就强掳中国劳工问题认罪和进行赔偿。事实证明，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就一定能够逐步取得新的成果。希望中日两国的有关人士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紧密团结起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顽固坚持错误立场的加害者，争取最后的胜利。
（２００２年８月于北京）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中日两国学者、专家的评述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 田中宏
一、序 言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到来之际，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要求日本给予战争赔偿的呼声爆发了出来。由在战争末期被强掳到日本的被强制劳动的受害者所组成的“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在迎来起义５０周年的１９９５年６月，对曾强迫他们劳动的企业鹿岛建设公司所进行的起诉就是其中的一例。
应如何看待亚洲各国提出的战争赔偿问题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首先，对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日本政府是否做了“国家赔偿”。其次，与此相关联，也就是日本政府的战争观、历史观或历史认识问题。
二、承认“波茨坦公告”
１９７２年缔结《日中共同声明》之际，周恩来总理曾指出，“自从１８９４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
《波茨坦公告》沿承《开罗宣言》，规定了日本对台湾以及朝鲜等地区的所有权的放弃，日本对此予以接受，由此战争宣告终结。在日本，人们一般所说的“１５年战争”是指满洲事变（“九一八”）以后的事。但是，实际上《波茨坦公告》宣告了自１８９４年以后的“５０年战争”的终结。
其中，“１５年战争”是一个独特的时期。原因是自作为其导火线的满洲事变之后，日本不曾对中国提出宣战。而且，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的对英美宣战的“诏书”中“遵守国际法”并没有写进去。在明治天皇时的日清、日俄战争，以及大正天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战诏书”中均有“在遵守国际法法规……”一项，但在昭和天皇的诏书中却无此项。“１５年战争”是无视国际法的１５年，１９３３年的退出国际联盟就是一个证明。
《波茨坦公告》中，除了放弃领土所有权之外，还有“对战争罪人的处罚”以及“赔偿的索求”等条款。以上诸项是如何被履行的是有必要加以考察的。
占领当局（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军），推行了种种战后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军人抚恤制的废除”，即废除以往的军国主义的“恩典”，为的是实行非军国主义化，也就是说，废除曾对军队有过贡献者的特权性的抚恤制度，对于战死者、负伤者等的救济，应通过对于一般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充实和完善来实行。
就对战争犯罪的追究而言，东条英机以下的军部首脑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接受了审判，２５人全部被判为有罪。但是，在其中的７名被处以死刑的第二天（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其余的被判为甲级战犯的嫌疑犯则全部被释放了。岸信介就是其中之一，１９５７年２月，他登上了首相之位。
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是在世界各地以及日本的横滨进行的。例如对于花冈事件的审判，１９４８年３月，６人被判为有罪，其中３人被判死刑。但以后被予以减刑，死刑也没有执行。强掳中国人一事是由内阁会议决定的，前面提到的岸信介当时是工商大臣，由于他已被释放，因而他的责任也没有被追究，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１９９５年６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反对意见众多的“以历史为教训，重誓和平的决议”，其实，在５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曾有过“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其中，有关于“违反国际法规的残虐行为为刑事犯罪”的论述。当时，关于“１５年战争”期间无视国际法这一事实是坦率地予以承认的。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对日和平条约》及其后
在东西对立的朝鲜战争期间，由以美国为主导的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但是，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的中国和朝鲜却没有被邀请参加。再者，对虽被邀请但没有出席会议的缅甸以及没有在条约上签名的苏联，日本不得不就战后处理问题做另外的交涉。这样，尽管有如此的问题，和平条约仍是日本战后处理的基本条约。
由于条约的生效，日本的被占领时期宣告解除，主权得以恢复。
在和平条约中，除了放弃对台湾、朝鲜的所有权（２条）之外，还规定了对战犯加以审判（１１条）、一般性的赔偿义务以及对在外财产权的放弃（１４条ａ项）等。
在恢复主权后，日本政府很快便开始了对战争受害者的抚恤，１９５３年８月，复活了“军人抚恤”制，基于旧军队中等级的养老金以及一次性抚恤金开始支付了。这一动向是朝着与非军国主义化“相反的方向”运行的。以战死者的遗属为中心所组成的日本遗属会，作为压力团体，对于这一决策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日本遗属会最初是以“应该记住失去儿子的美国母亲、失去丈夫的中国妻子”（１９５０年４月）为理念的，以后走向了“表彰英灵”、“靖国神社的国家维护”、“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等否定侵略战争的方向。主权恢复以后开始的战争受难者抚恤立法有１５条，其中有７条是在６０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制定的。
在这一期间，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有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东海道新干线的开通，名神、东名等高速公路的开通，再就是一般国民的自由出入境的实现。另一方面，自１９６３年起，由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每年都在举行。１９６４年，“战殁者授勋”也重又开始了。另外，林房雄从１９６３年９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在此想予以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作为甲级战犯的嫌疑犯岸信介出任了首相（１９５７年２月至１９６０年７月），甲级战犯贺屋兴宣（东条英机内阁大藏相、东京审判中被判为终身监禁，后被释放）就任日本遗属会会长（１９６２年８月至１９７７年４月）。
除去关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两条法律之外，在１３条法律当中，全部有限日本“国籍”的条件，由此“日本国民”以外的外国人得不到国家赔偿。这样，过去旧殖民地的朝鲜人、台湾人，由于是“外国人”，因而得不到丝毫的赔偿（对台湾籍原日本兵的遗属以及重伤者共３万人，每人支付２００万日元是惟一的例外）。
四、“战后赔偿”的内外区别
基于１５条法律，支付给日本国内的战争受害者的国家赔偿额共计４０万亿日元（根据《社会保障统计年报》统计）。
在战后５０周年之际的１９９５年，重新对战殁者的遗属１５１万人支付了６，０４０亿日元的特别抚恤金，对２７万人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支付了２７０亿日元的特别葬仪补助费。另一方面，就以“慰安妇问题”为代表的所残留下来的对外赔偿问题而言，如对台湾确定债务（军人、军属等的未支付薪金、未退还的军事邮局存款等）的了结，库页岛遗留韩国人的回国援助事业，为对“慰安妇”进行赔偿而设立的国民基金的事务经费等亚洲和平友好交流计划的第一个年度的预算总额２５０亿日元，内外差别之大是一目了然的。
前面已提到，对日和平条约的１４条第ａ项规定了“一般性的赔偿支付义务”以及“没收在外财产”。在最初的条约草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