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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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国的素养，没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　　　　
　　　　相比之下，日本推动教育发展的主体是明治政府。这个政府是在与幕府的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其主要成员，大多是既有深厚学养，又有丰富的政治活动经验；既对本国事务了如指掌，又能清楚地认清世界形势的资产阶级改革家。我们如果把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大畏重信和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对比，把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对比，高低上下一清二楚。　　　　
　　　　第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家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得到加强，投资于近代教育的经费不断增加。1873年，文部省经费在各省中最高，但只有138．2万日元，人均0．04日元。随着经济发展，教育经费大为增加，1907年度达到6273．3万日元，人均1．321日元，为1873年的35倍。


第三编　文化制衡教育：差距是什么（3）

　　　　对比日本1868年以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国可谓是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各地反清势力层出不穷的威胁，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的生存环境更是十分恶劣。《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赔款加利息高达15亿两白银，完全超出了清政府的支持能力。经济落后影响教育进步，教育落后反过来又制约经济发展，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第三、日本新政权建立后，就立即派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列国，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先进经验。“脱亚入欧”一直是日本孜孜追求的目标。日本的教育体制先后学习了法国、美国和德国，虽然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但毕竟是坚持不懈地学习西方。　　　　
　　　　清政府和中国人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看到了日本的巨大进步和可怕实力，对日本的经验奉若神明，把日本当作学习的榜样，实际上日本的教育制度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继续学习只能是更差而不可能更好。日本可以直接从西文译书，中国人却经日文转译，日本青年直接去欧美发达国家学习，中国人却以去日本留学为时髦。结果可想而知。　　　　
　　　　第四、日本与其他国家隔着大海，处于孤立地位，这一点构成了它积极吸收外国文化的原因。从“大化改新”全面学习中国，到兰学兴起然后又在“明治维新”时期学习欧美，日本人感觉不到什么不适应，不认为是什么“奇耻大辱”。如果说是或者曾是文化的发源地、中心地会成为摄取外来文化的严重障碍，那么日本之所以能积极地摄取外国文化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它恰恰不是文化的发源地、中心地。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属于“非并存型”。在日本，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佛教与神道教而不受社会歧视，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地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第三编　文化制衡黄遵宪：一个人和他影响时局的一本书（1）

　　　　对于晚清而言，外交官黄遵宪是个持不同政见者。　　　　
　　　　1877年，名不见经传、年仅29岁的青瘦的外交官黄遵宪来到东京，担任中国驻日本大臣何如璋的参赞。黄公度抵达东京的时候，明治天皇刚刚继位10年，变法维新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因为上千年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外交使团还是很尊敬的。如果说日本知识分子的礼貌和客气还属预料之中的话，同样面对西方强权挑战的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反应态度与中国人的对比之强烈，让黄遵宪瞠目结舌。明治的改革放弃儒家思想，学习西方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程度之激烈出乎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日本国志》里记载“上至官府，下至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菲然以泰西为式”。　　　　
　　　　当时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的影响正如日中天，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介绍西洋情况促使日本“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福泽猛烈抨击旧制度旧道德伦理观念，1875年发表了《文明论概略》，他认为西方欧洲为文明诸国，中国印度为半野蛮国家，非洲诸国为全野蛮；痛陈“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和西化的利弊。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全在汉学教育之罪”。主张实际学问，反对远离实际的儒家。福泽渝吉等学者1874年成立明六社，会同有志之士推进现代教育，“唤醒愚氓”，这个团体的成员为明治年代的社会变革铺垫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　　　　
　　　　这段时间日本人的生活习惯都在改变，人们剪去武士发结解除佩刀。改旧式礼服为和服或西服。住洋房、点煤油灯，吃西餐，猪肉被贱视，牛肉、牛奶成为上品。新政府还取消传统中国有关的如端午、七夕、重阳等节日。明治政府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欧美，雇用外国学者的工作经费占文部省预算的18％。对外籍教师薪给占大学预算的1/3以上。东京大学建立时，教授39人中27名是外国人。　　　　
　　　　如果说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变化，日本社会也发生着深刻的实质变化，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1866至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2％，而英国为3。3％，美国为5％，德国为3。8％。1874至1890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而英国则为1。7％，美国为5。2％，法国为2。1％，德国为3。5％。短短十几年内大大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其竞争力把1840年还处于相似起点上的中国远远甩在后面。　　　　
　　　　就在日本人在面对西方挑战，迅速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它对自己身边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朝鲜和中国的野心也与日俱增。1855年在幕府末期，日本同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吉田曾沽说；不可“失信于夷狄”，然而需要“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　　　　
　　　　1880年8月间，朝鲜派修信使金弘集来日本向中国驻日本大臣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求助，商议如何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虎视眈眈的压力。11月间，在金弘集归国后两月根据上述会谈内容，黄遵宪和何如璋给朝廷提出建议：“故论中国今日之势，能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依蒙古西藏之例，凡内国之政治，及外国之条约，皆由中国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觊觎。”黄遵宪在同一年还向朝廷做出了更彻底的建议，“请将朝鲜废为郡县，以绝后患，不从；又请遣专使主持其外交，廷议又以朝鲜政事向系自主尼之”。金弘集离去会谈前两天，黄遵宪给他送去《朝鲜策略》一文，“自强之道，在实力，不在虚饰。”以结约、通商、富国、练兵诸事为“自强之基”，关键在学习西法。“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百数，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国，今日锁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也必矣。”　　　　
　　　　黄遵宪这段肺腑之言，能说给朝鲜人听，却难入当年中国为政者之耳。接到何黄的报告，当时为整个列强弄得焦头烂额的李鸿章认为如果秘密保护朝鲜，可以进退自由，如果明显代为谋政，朝鲜未必尽听我们的话，而其他各国也会来不断添麻烦，怕造成了骑虎难下，不好脱手之局。当时的黄遵宪，尚属人微言轻，建议被废置一旁。结果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含糊其辞，朝廷的优柔寡断为后来同日本打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战埋下了祸根。　　　　
　　　　1882年春，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885年黄遵宪从美国回国休假，在家住了两三年。日本明治维新给他留下的巨大冲击仍然在脑中轰鸣，他日夜闭门勤勉写书，用在日期间积累的资料撰成综合介绍日本的巨著《日本国志》。该书分12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共40卷。在从他的“今所撰录，凡牵涉西法，尤其详备，期适用也”。可以看出他在为中国的图强踌躇满志地撰写参考书籍。该书在详细记述日本明治维新开矿山、建铁路的盛况之后，对于国内守旧派的“破坏风水”“与民争利”“聚众难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条等痛加驳斥，而且刻意讲求“理财之道”。但是1887年书写成后，除了几个朋友在京城传阅外，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本书的价值。　　　　
　　　　黄遵宪随后出任英国使馆参赞。1891年受薛福成推荐，出任新加坡总领事。在黄遵宪离开日本的这段时间，日本迈向东亚其他地区的战车加速行驶，一步一步引导日中1894年的那场甲午惨败。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举国震惊。知识界各种政治团体风起云涌，此时中国人终于开始正眼打量日本了，直面民族存亡问题。　　　　
　　　　如果把国人对世界的心理感受做成一个函数曲线，因为洋人1840年起叩关而入，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天朝大国的臣民已经从自大的高峰上快速地滑落。19世纪后期面对亚洲其他藩邦，大部分国人依然在摇摇欲坠的东亚朝贡体系的暖被窝里做着春秋大梦。甲午海战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天朝大国最后一丝尊严被剥夺，自此以后掉进了自卑的深渊。此后一百多年中国不停地在自负与自卑的两极中坐过山车。


第三编　文化制衡黄遵宪：一个人和他影响时局的一本书（2）

　　　　结束了十数年外交生涯的黄遵宪此时已经回到中国，1895年秋在上海同康有为陈立三成立强学会上海分会，提出维新变法主张，创办了《强学报》。而因为甲午的战败，朝廷的士大夫开始注意到黄遵宪20年前写的《日本国志》。《日本国志》为中国保守士大夫绘画了一个他们几乎不认识的日本，也为“戊戌变法”向日本学习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康有为曾经告诉张之洞中国西方书籍太少，尤其在政治方面更是缺乏，应将目光转向日本，所以1887年12月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清楚地建议光绪“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谈纸币，官禄，兵制，内务省、大藏省等官制改革，元老院及大审院等都参考《日本国志》。光绪在戊戌年颁布的改革诏令，涵盖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农工商矿等，不一而足，大部分是从《变政考》转手而来。戊戌变法的启动者，在骨子里希望“明治维新”在中国重演。　　　　
　　　　1897年光绪帝老师户部尚书翁同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后，倍加赏识让他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督理学堂，开办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当戊戌变法紧张筹划的关键时刻，光绪帝急切地向翁同索取《日本国志》，因翁一时未备，而“颇致诘难”。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新政拉开序幕。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　　　　
　　　　1898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