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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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强调：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因此，在这样一种“集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引导下，个人与集体之间虽然也强调“以和为贵”，但是如果个人的言行与集体定下的规范不符，就可能成为被人指责和孤立的对象。任何与“违规者”相关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其所属的集团，也将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集团的一员、个人应该属于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以集团为本位的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存在。日本人有着怕被排除在集团之外的“先天”忧虑，因此并不过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尽可能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即使有意见分歧也愿意圆满解决。作为“集团本位”之社会心理的无意识表现，日本人在被征求意见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反问：“大家是怎么说的？”日本人不愿意固执己见、突出自己，更喜欢赞同大家的意见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日本人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时，会感到一种耻辱。
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喜欢合群和重视集团的共同行动。一千多年以来，日本社会一直以集团为中心，因此形成了许多不用言传、只用某一动作即能互相理解的表达方法，某些想法甚至需要在不言自明的沉默中传递。只有能够做到相互间心领神会的才是自己人，反之视为外人，并以“客”待之。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有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搅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会转变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无论怎样变化，它们始终保持队列整齐、成群游动。
分析日本国民性形成原因的一个合适方法是从考察日本的家族制度入手。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作为日本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形成民族团结方面产生过巨大的威力。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建立之后，几乎难以找出足以导致改朝换代的争斗，更少有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内部不同派别的殊死拼杀。因此，尽管日本是个“开化”甚迟的国家，但是较强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人减少了“内耗”、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从而做到“后来居上”。而一旦国家与民族受到外来威胁（如元朝曾对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关）或需要一致对外（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时，全体国民就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与统一，自觉作出献身式的奉献。
集团主义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引导下，抑制和放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和国家。在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集团主义的变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军国主义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无数愚昧、狂热的军人。在狂热代替了理性的时代，许多人抱着“作为皇国民应生死一贯扶翼无穷之皇运”、“七生报国、一死心坚”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而丧命战场。
回顾日本的近现代史，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在日本处于危难之际的确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日本能够在短短30年间跻身成为世界列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价值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日本社会每一成员的内在行为规范。
。c。３。 神国与神之子
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神道教的教义认为：日本的国土、日本的民族、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创造的，天皇被视为不可侵犯的神，皇室成员被称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日本从来没有接受过“世俗化皇帝”的观念，因此，在中国经常发生的改朝换代在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
神道教宣称，日本为神造之国，即为“神国”，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这种“神国”观念使日本人产生一种荒诞的“集体意识”：认为他们自己在世界上有着绝对优越地位，他们负有统治世界的神圣使命。正是日本人作为“神的子民”的优越感和岛国国民所特有的封闭性，使他们产生了排斥他者的“集体意识”。在这种“集体意识”支配下，日本人会对陌生人做一些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做的事，他们会在外国干一些在日本国内从来不干的事情。
从明治时期起，日本政府进一步将神道教提升为国家宗教，以崇拜天皇为中心、以“尽忠报国”为主要教义。
。c。４。 “八肱一宇”
19世纪中叶形成的日本中心主义继承了“皇道史观”思想，进而提出“八肱一宇”观点：世界是由八条大绳子紧密连在一起的，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心点，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着伟大的天皇之军来抚育、教化和征服万国，地球将被日本统一”。用这种架构所延伸出的天下观，便是以天皇为轴心所进行的“八肱一宇”规划过程：越早归服于日本的，权力越大；权力也与文明形成正比，属于轴心的日本，文化程度最高。这里我们可以嗅出一个相似的元素：中华文化的“华夷秩序”观。
这种“八肱一宇”的天下观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的逻辑延伸。在日本人看来，一个完美的社会就是一个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社会，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国内秩序莫不如此。国际上按种族的优劣来排列，国内按人的优劣来排列，最优秀和最完美的种族和个人就是最高的统治者，要由他们来负责秩序的安排和管理。日本人进而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由于缺少秩序而不完美，因此日本必须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自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正是以“将这一等级秩序观念从国内投射到国际”为其源动力。
第三编 文化制衡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3）
日本人是一个绝对臣服于实力的民族，对内他们臣服于来自上级的一切命令，在外他们臣服于强大的民族或者各种团体。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实力才可以让他们臣服。
。c。５。 “目的高于道义”
日本人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都是形成本民族文化模式的过程：古代日本虔诚地吸收唐风文化，然后转化为本民族的和风文化；明治维新后励精图治，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使本国成为唯一在东方发展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日本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外来文化，并融合本民族文化传统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吸收、选择、融合，三者缺一不可。在这个过程中，贯穿了日本人强烈的务实精神。
日本人的务实精神有其历史渊源。在传统社会里，日本人重家族而轻血缘的态度打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封闭性，使人们可以依据品德和才能标准选择家业继承人。异姓的养子、婿养子在改变了姓氏之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是否具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反之，如果没有继承和管理家业的能力和良好的资质，即使亲生儿子也可能被剥夺家业继承权。这种所谓“暖帘重于家业”的态度正是日本人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然而，日本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也产生了极其明显的负面效应：日本的统治者始终未能学会运用普遍的道德原理去培养有道德素质的人民，他们关心的始终是怎样驯服被统治者。即使是深刻影响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神道教，除了一些用于祭祀的东拼西凑的巫术之外，并无任何规范性的教义或道德信条。抱着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世界的日本人，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身份等级、统治者的命令这类世俗价值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普遍真理或宗教信仰。
普遍性原理缺失的结果是：使日本人养成了一种罕见的察言观色的能力。一旦情况有变，日本人马上会如变色龙般调整自己。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日本人都能迅速察觉到力之所在，一旦判明力之所在之后，他们便付诸行动。无论情况如何，也无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唯力是从，对他们来讲，力即正义。
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可以逻辑地解释：为什么“为了现实的利益可以迅速放弃原有主张”，这种在其他民族看来是缺少诚信的行为，被日本人视为“务实”；为什么日本人在相互的交往中急于了解的不是对方所遵循的原则，而是对方的实力和利益底线；为什么日本人更多地依靠“表面的现象”，如对方的国籍等来判断对方的价值和决定自己的态度。
。c。６。 武士道精神
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崇尚凶猛、神秘的一面，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日本有句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会受到的普遍尊崇。
武士精神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至深至远。11世纪前后以杀伐为职业的武士阶层崛起于日本社会，成为以后近千年中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江户时代武士文化吸收朱子学的名分观念，倡导与发展了“得主尽忠、交友守信”，“尽忠孝，常住死”的伦理观，形成为武士道。武士道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层，同时具有了独特明确的思想特征，它使得武士在嗜杀尚武的同时又讲求忠孝信义，举止儒雅，从而在血泊与文墨、刀剑与纸笔之间达到心理平衡。而儒雅之风并未使武士怯懦苟且，反使之强化了嗜杀之性，变得更加酷虐冷血，甚至为试刀、练剑而经常无故砍杀路人。作为四民之首的武士阶层享有许多特权，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成为全民族的楷模而受到敬畏崇仰，由此日本国民性打下了深刻的刚勇尚武的烙印。
武士道的精髓就是忠诚，其次是勇敢，这是尚武传统与禅宗结合的产物。“武士道就意味着死”，武士的自尊意识极为强烈，视名誉重于生命，为了荣誉可以不顾一切，以至于切腹自杀。17世纪大道士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说：“对于武士来说，最为要紧的思想，即从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的观念。”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传统武家文化（尚武精神）与儒学的忠孝名分观念，禅宗的“死生一如”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武家统治下的社会环境长期陶冶的结果。禅宗思想在形成武士道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其顿悟观认为，人通过自我修炼可以大彻大悟，而只有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