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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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过去各朝代显得更加确信儒家价值观，这也使得他们更加固守传统和极端排外，以致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其反应变得迟钝和麻木。此外，中华历代帝国都是大陆帝国，中国历来的国防重点都强调“陆权”，国防经验也全部来自陆疆，北部和西北边疆才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对于近代“海权”的认识，中国乏善可陈。元朝虽然也曾越海东征日本，但也只是一个失败的记录。明朝的“平倭”军事行动，也仅是作为剿灭海盗的战斗载入史册而已。因而，在中国看来，从东南舶海而来、无根无据、漂泊不定的西洋番鬼，中国只需实行封锁沿岸的海禁政策即可奏效，这也是中国对来自“海洋威胁”的唯一对策了。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三百多年来中国对从海面而来的西方盲目地排拒、轻视，并构成了从制度和观念上来对付西方挑战的主要障碍。
正是这种观念、政策同现实的背离、脱节，使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清帝国也最终走向了毁灭的深渊。“有史以来，还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正是中国的傲慢和自负使自己错过了主动适应“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机会，中国最终也失去了从容应对变局和渐变式革新的历史机遇。中国这种隔绝于外部世界的时间越长，“当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时，它所感到的震动就越剧烈”，到鸦片战争前夕，被范文澜先生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睁开眼睛”看到的，其实都是些陌生的“老面孔”了。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841年5月23日，英国汽船“复仇神”号逆江进入广州城；1842年中国战败，与西方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三百多年前，中国对西方以朝贡体系中“天朝”对“蛮夷”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开始；三百多年后，西方对中国又以条约体系中强国对弱国的另一种不平等关系来代替。而近代日本的来攻则水到渠成地成了压死中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发展之“丝丝入扣”，真有些报应不爽的意味！
第二编 视野PK乏力的“新政”（1）
失去许多改革机遇之后于万般无奈之下才启动的晚清“新政”，不仅在政治上感到被动，而且经济上也困难重重，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
“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足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仅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除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就是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清朝统治者能否驾驭和消化“新政”的有关成果，并且有计划地纳入不断推进的改革轨道中，成为深化改革的一种动力，而不至于成为统治者的对立物，也许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着，否则，其结果必然是“走错房间”和种瓜得豆。
先拿新军来说，既然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而不发生脱节现象，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况且，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较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似乎有更普遍的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各省新军在皇朝政治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能否始终如一地听从中央调遣，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省督抚对中央的态度，尤其取决于清皇朝对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力与控制力。另外，既然新军要求士兵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轻又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可望正中下怀，从而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又很容易在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传反清思想，甚至组织反清团体。像吴禄贞那样带着传奇般的反清履历而手握镇统兵权的高级将领固然罕如凤毛麟角，但同属留日学生出身或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中下级新军军官就比较普遍，他们对历史发展潮流、国家政局与皇朝的腐败都比旧军官看得更清楚，其中有的已开始将效忠国家同效忠皇朝两个并非同一的概念适当区别开来。因而，当反清革命的高潮到来时，欲期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在末日皇朝身上下赌注，死心塌地同清朝当局站在同一战壕作战，那是很困难的。他们至少可以先持冷静观望态度，然后决定行止。
再拿实业建设来说，工商业在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异化物。历代专制皇朝之所以鄙视工商、严控工商和压抑工商，咸以重农抑商为国策，而且还“教化”出重义取利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应该说是事出有因，并非纯属统治者的愚昧或个人偏见所致，但是新政的实行却出现了南辕北辙的情况，而这一点是晚清政府无力驾驭的。新政期间，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和社会群体以商会与市场为纽带而基本形成，那么，作为典型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要求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又必须以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为保障，光靠高高在上的皇朝恩赐还远远不够，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资本家阶级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对于以精打细算为职业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来说，此中道理也是无师自通的。基于此，他们借助于日俄战争对中国朝野的强烈刺激，有感于孙中山领导的一次又一次反清暴力斗争对清皇朝政治命运的预示与挑战，有感于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站在温和的君主立宪制蓝图与激进的民主立宪制蓝图变动区间的阵阵政治呼喊，正式提出了关于深化“新政”内容，切实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要求。如果说“戊戌维新”思潮兴起期间，这种政治要求还只能仰仗思想激进的康有为等爱国书生为之奔走呼号，先声夺人，那么，此时此刻已今非昔比。既然拥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本家都已出现，他们的羽毛开始变得相对丰满起来，他们已经可以由自己直截了然地向当权者提出既利于自己，也利于皇朝，更利于国家的政治要求了。尤其是自1904年5月开始，状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几乎就没有闲着，为君主立宪制而四处奔走联络。他先是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撰《拟请立宪奏稿》，继而受张之洞之托，北上联络直隶总督袁世凯，资本家阶级之于清朝政治体制改革阶级主体意识已开始向世人露脸了。
教育体制改革的结局与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间的教育体制改革使中国近代教育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清皇朝的专制统治。
从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不仅“因为它体现出中国不加批判地就从经典标准转到了外国标准”，而且因为它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对于一个百孔千疮的清皇朝来说，用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与普设新式学堂的办法来填补因科举制的废除所出现的传统教育体系的空白面，这未必是一种好事。因此，“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要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及引进的后果来得严重，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L。T。怀特语）
第二编 视野PK乏力的“新政”（2）
固然，清皇朝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仍以忠君和尊孔为先，强调“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还规定学生每日读经的时数与字数，学堂仍设君主牌位与孔丘牌位，而问题在于，既然要求“中学堂以上各堂必勤习洋文”，既然要求“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承认“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既然要求“各种科学同时并讲”，既然对中外差距耳闻目睹，怀抱切肤之痛的留学生纷纷归国，那么，对于那些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青年学生来说，所谓“不准予闻不干己事；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本学堂事务；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不准充报馆主笔及访事人；不准私自购稗官小说谬报逆书；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及潜赴他人党会……”等条规，只能吓唬那些地处偏僻、风气未开之区的青年学生。即使是在参与制订上述禁令的张之洞身边，他所自鸣得意的武昌两湖书院和文普通学堂就曾是培养第一流的反清革命家黄兴和宋教仁的摇篮。黄兴还是由湖北当局选派留学日本的。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期间，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