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日本在1985年《马关条约》取得空前绝后的巨额赔款，食髓知味，而在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之际，日军派兵22000名到中国，是列强中派兵最多的国家。然而，义和团事件的庚子赔款4亿5000万两（当时中国人口据估计是4亿5000万人，等于是每人赔1海关两），其中日本只分得3479万两，比俄国（1亿3037万两）、德国（9007万两）、法国（7087万两）、英国（5062万两）少很多。
1904—1905年期间的日俄战争，为了战费，日本政府在国内发行国库债5次，共4亿3488万日元，并依日英同盟向英国募公债4次共6亿8959万日元，以及临时公债1亿8959万日元，总共举债13亿1354万日元之多而打败了俄国。结果未能向俄国取得分文赔款，就是割地也仅限于荒凉的库页岛南部，而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俄国将在中国东北的权利转交给日本。中国再次成了日本走向工业化国家的买单者，从而完成了晚清在这个世界上踢的最后一个“乌龙球”。
第一编 海权博弈甲午之战：东亚秩序的拐点
甲午之战后，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发生改变——中国丧失了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机遇，而日本却由此开始现代化进程并进入世界列强行列。
甲午之战，是发生在东亚文明板块内的激烈撞击，是由东亚秩序与西方秩序之间的冲突引发的。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使东亚秩序遭到破坏，而日本随后成为东亚秩序的挑战者。一些政治学家认为，西方秩序呈垂直结构，以帝国式等级体系将许多国家联系在核心国家周围，即强国将弱国作为经济政治附庸，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这种国家关系结构是西方社会强盛的制度基础。而东亚秩序则是水平结构的，自由松散地组成宗主国与其藩属之间的关系。这一体系中的一个要素是“封”，即宗主国给外番赐以封号；另一要素则是“贡”，即由小国给宗主国进贡。这种纳贡也有贸易的成分在其中。东亚秩序是僵化的、未受挑战的，而西方秩序则呈现着现代结构，充满竞争活力。大陆型封闭式的中华秩序，最终被海洋型开放式的西方秩序撞了个粉碎。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虽然有一些少数民族对东亚秩序进行挑战，并取得一些成功，但从未改变这种秩序结构。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使东亚传统秩序遭到破坏，日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当日本发现西方力量的强大，便决定与之合流——对西方列强来说，他们在向中国进击时如能有一个东亚同谋者，那将极为有用。日本正是在加入西方秩序之后挑战东亚秩序获得了某种成功。
西方列强强迫日本要比强迫中国晚十多年。中国的惨败使日本领导人陷入恐惧而不敢抵抗，以免重蹈中国鸦片战争的覆辙。虽然日本人曾试图在下关和鹿儿岛进行地方性抵抗，但以悲惨的失败结局告终。日本还比中国幸运，它从未被完全拖进一个依附性的“殖民地”贸易模式当中去，它几乎完全避免了外国贷款和外来投资，能够雇佣并解雇外国技师。此外日本的条约体系从来没有发展到正式割让领土的程度，在明治维新前，西方传教士也未得到去日本内地传教的权利，关于势力范围或瓜分日本的情况也从未出现。
中日两国各自承受的外来影响之强度也有所区别。西方在日本的经济和战略意图始终是有限的。对欧洲列强来说，日本是一个次要对象。日本得不到在中国通过鸦片交换茶叶或白银所形成的商业利润。口岸开放之后，西方对中国的贸易在数量和价值上都远远超过了与日本的贸易。
西方列强对待中日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两国的发展速度。新的国际环境给中国带来了挑战、刺激和榜样，也带来劣势和屈辱，它迫使中国用新开发的财源来支付由失败和挫折所招致的债务，迫使中国建设一支现代海陆武装。西方列强的国际秩序为中国展示了诸种手段，却又阻止中国使用这些手段；它对中国提出了挑战，却又限制并破坏中国起来应付这一挑战。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力量劣势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海上。为安全之故，清朝统治者在亚洲大陆执行积极的军事外交政策，北向战略在清政府战略决策中居首要地位。
但是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及英国在东南沿海的扩张再一次加剧清朝的不安全感。北方大陆和南方海洋同时遭到侵略，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主权和领土遭到侵略，迫使清王朝开始了战略的转移——建立北洋水师并实施海洋战略。然而，让一个行驶了数百年的巨轮突然掉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更不幸的是，清廷并未意识到“中华秩序”悄然崩溃的事实，以及潜在的强大竞争者日本已蓄积了力量，等待着尾随在西方列强之后对中国作最后的一击。
历史上日本遭到过两次侵袭。一次是从亚洲大陆俯冲的忽必烈的蒙古军，但由于朝鲜海峡风高浪大，蒙古军的两次攻击都失败于恶劣的天气。后一次是19世纪中叶从太平洋彼岸入侵的美国舰队，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大约正是由于这一点，日本认为它的真正的威胁来自海上。从明治维新时代起，日本一直在加强其海上力量，力图夺取西太平洋制海权——这成为日本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先后与清朝、俄国进行海上战争的重要动力。出于这一点，日本开始推行自始至终贯彻不移的地缘战略：首先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控制与日本关联的任何岛屿——从千岛群岛、日本本岛、琉球群岛到台湾岛以及周围的海域。日本战略家认为，如果这样，就可以消除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方面的任何压力，并具有巨大的地缘战略优势，以在关键时打击这两个大国的有生力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就是日本实施第一步战略的主要步骤，事实证明日本在完成这一战略步骤之后，使亚欧大陆东部地区安全与繁荣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在对日本有利时，爆发了甲午战争，这次战争以北洋水师大败而告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朝鲜、中国台湾和山东半岛交由日本控制。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首相山县有朋认为，日本虽然得到了它的“主权线”，但是日本还要获得“利益线”，为的是防止外来力量从陆地和海洋“攻击”日本。日本的“利益线”，从堪察加半岛一直延伸到萨哈林岛再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向南包括朝鲜半岛，从山东半岛往南到福建，然后向东到台湾、琉球群岛，再向外进入太平洋如小笠原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这样，朝鲜问题就成为最直接的问题。在日本看来，“朝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一把匕首”山县有朋预言，日本的敌人将是法国、英国和俄国，他进而要求大大扩充海军，并且将战争触角伸向朝鲜半岛。
《马关条约》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中华东亚秩序的解体。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了工业发展急需的资本积累。日本历史学教授加腾佑三认为：“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数额庞大的赔款，如按明治二十八年即1896年的财政收入计算，这一笔赔款相当于4年零2个月的财政收入。”日本把这笔赔款一部分用于军备扩张和振兴工业，一部分存储到伦敦银行作为日本保有的外币，在实行着金本位的列国之间通行，成功地导入了一种新的金融制度。另有数据表明，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勒索赔款白银2亿3000万两，合10亿美元之巨。
透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到，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以后10年间（1894—1904），日本的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其公司数增长2．1倍，实缴资本增长2．8倍，出口贸易增长1．5倍。1897年八幡制铁所的创立，就是这一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凭借所得的战争赔款，日本于这一年建立起金本位制度，这样一方面健全了国内信用制度，另一方面使日本金融市场同欧美密切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日本对外的竞争能力，为日本在1905年战胜沙俄奠定了物质基础。
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西北太平洋的最重要的海上力量。随后“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1905年它与英国重订更为密切的盟约，为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而日本，作为原东亚秩序的一员，在加入西方秩序，对中国的挑战获得了成功后，开始建立它的“大东亚共荣圈”。
甲午战争是日本借用西方列强力量的结果，它更多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了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第二编 视野PK第二编 视野PK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时间向度上，晚清自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这宝贵的20年，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
甲午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格局与规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王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视野和心态。国脉图强，国脉悲歌，在长达几十年的战略推进中，中国铁路见证和承受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和难言死结。
而一个叫郭嵩焘的晚清外交官，因为超越了时代的视野而在国运与个人命运不对称的博弈中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日本趁机浮出水面，大清王朝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一如郭嵩焘当年所预见的那样……
一切都关乎视野，从原因到结果。视野的PK是两个东亚国家博弈的关键所在。
第二编 视野PK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1）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日本蓄意向中朝挑起战争，接着是俄、英等国出面“调停”、介入中日争端，局面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
就在日本政府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为名决定对朝出兵的6月2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与外相陆奥宗光等，已商定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但中国统治者却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负责对朝事务的李鸿章、袁世凯在1894年5月底接到朝鲜政府请援要求时，虽然对日本援引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对朝出兵的可能性不无担心，但却被日方宣称“必无他意”所迷惑，轻易地放松警惕，很快派兵赴朝。当日本6月2日决定对朝出兵、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并实行军事动员之后，李鸿章等认为日本是要“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欲速退倭兵，唯有速图剿匪”。甚至在6月16日和18日接到驻日公使汪凤澡关于日本增兵至5000余、“其布置若备大敌”的报告后，李鸿章还说“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似乎日本是否寻衅挑战，全视中方派兵多少而定。应该指出，李鸿章的上述认识与判断，至少在6月16日日本提出所谓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六条之前，基本上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共识。即使李鸿章的对立面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