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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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那个副局长说：“你们什么时候查我我都同意，我愿意接受政府的监督。但是，你这不公道在哪呢？李山林作为原告，他为什么老跟你们一起开会，给你们布置怎么查我，弄我？这是不公平的！”
我严正声明：“要是下次我再发现李山林和你们一起开会，我就拒绝出席，你再查我，我就不来了！我坚决提出强烈抗议。这不对呀，不公道啊，你们和原告合着伙，这不是整人吗？”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6）
接下来，发生了更可笑的一幕：
那是1990年2月的一天，我正在市郊的一个矿区参加联谊活动。半夜，我老伴打电话找到我，急得不得了，让我无论如何连夜赶回石家庄。
“什么事那么急？”我有点不高兴，“抄家了还是怎么着？”
“监察局的人找你好几次了，看那阵势，不掘地三尺把你挖出来决不罢休！闹得全家人为你担惊受怕的！ ”
“怕什么？”我不以为然，“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不理他们！”
老伴骂我：“我看你才是不知死的鬼！人家天天这么整你，你还那么乐呵呵的，快回来吧！”
我连夜回了石家庄。
因为路上受了点风寒，我去局长办公室时罩着件棉大衣，捂着脑袋，一副挺窝囊的样子。
这位副局长神态严肃，脸上布满寒霜。
“郭光允！知道‘两高’发布的通知吗？”
我眨巴眨巴眼，一脸诚恳相地点点头。心想：你老人家太抬举我了，“两高”通知勒令一切贪污腐化分子在1989年12月底向有关部门坦白自首，以争取宽大处理。可我郭光允一个机关小干部，平时连点违纪的事都不会做，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和“魄力”弄那个事？
这位副局长见我蔫头蔫脑的模样，以为他的话奏了效：“告诉你郭光允！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坦白从宽的期限已经过了。但是，组织上对你还是愿意网开一面，你现在老实坦白还来得及，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
我翘着二郎腿，两眼望着天花板，心想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哩，你一个监察局局长硬要把我打成“罪犯”，那对不起了，这我可不能听你的，我只好“顽抗到底”了！
就这样，从1990年初到1991年10月份，查了我将近两年。我几乎天天被叫到监察局去交代问题，一会儿让我交代这，一会儿让我交代那。当时的监察局局在市政府4号楼，建委也在4号楼，我到他们那里交代问题挺方便的。几乎天天去，天天让我按手印，把我当犯人审。
李山林后来一看监察局也查不出我什么问题，又动用了检察院。
我们建委下面有个招标办公室，招标办可是个有油水的单位呀，进驻了检察院，据说还真查出了不少人的问题，虽然够不上判刑，但在李主任亲自抓的“廉政风暴”下，这些有点小问题的人全部开除党籍了，有一些人待不下去了，调到了别的单位。但过了几年，那些开除党籍的又全都给恢复了。招标办主任有问题，把他给抓起来了。问他有经济问题没有，他说没有。检察院就采取了强硬措施，他受不了了，怕了，交代出了6000多元的问题，还包括发的酒啊、面啊、牛羊肉什么的。
李山林一看，这招标办出问题了，“突破”郭光允的机会又来了。赶紧向检察院告我，让检察院抓我。因为我又管招标办，又管质监站，又管定额站，这些下属单位的业务都归我管，哪怕稍微捞一点好处就是犯罪的。结果他们没有证据也不敢贸然抓我。
李山林调动检察力量把建委搞得鸡犬不宁的那些日子里，检察院的人当面对我发出了威胁的信息：“等着瞧！只要我们往死里查，总会查出你的问题！”
那一天，我正在建委主持召开质量监督站和招标办负责人会议。人都到齐了，可是招标办的负责人催了两次都不过来。我起身离开会议室，到招标办去催那位同志。
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有人声音低沉地说着话。
我嘴里叫着招标办负责人的名字往里走，突然里面传出粗暴无礼的呵斥声：“叫什么叫？”
我愣住了，只见招标办里几个检察院的人满脸杀气，而那位招标办负责人尴尬地站在那里。
“他是什么人？”检察院的人问。
招标办负责人小声说：“这是我们郭处长。”
检察院的几个人目光唰地集中到我身上，盯了我半天，其中一个人阴阴地说：“郭光允？好！就是他，记住他了！”
这分明是在威胁我：现在不抓你，可我们“记住”你了！
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全市建设系统都知道纪检政法部门在查一个“腐败分子”郭光允。
而且这样的话不断传来，当然，传这话的人自然是李山林和他周围的人。
“给你们打个招呼，马上要逮捕郭光允了！”
“明天就逮捕郭光允！”
当时我觉得我不用怕，反正我一分钱的问题都没有。招标办的人也奇怪我这么多年搞建设，怎么遇上了这样的事。他们都劝我赶快出去躲躲，或者让我给别人点好处堵堵嘴。我什么措施也没采取，没任何问题，我不需要堵嘴，不需要躲起来，我等着他们，我看他们谁敢抓我！
结果又从我妹夫承揽小工程的事入手，想挖出郭光允“徇私舞弊”的证据。我有个妹夫在这附近搞副业，做点小的建筑上的活。结果把他抓起来了，抓了好几回。铁路上一个经办的小侧门是我妹夫给修的，他们硬说是我逼着铁路上预付给我妹夫4万块钱，这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检察院让他交代我的问题。我从不给亲戚好友谋私利。审问了他好几次，也没问出什么问题。后来，亲戚就把建委发的资质证书自己吊销了，不干这个行业了，免得给我添麻烦。我在这方面是特别坚决的。
最后铁路上的人去了检察院质问他们：你们到底还查不查？郭光允两口子谁不知道是大好人，你们这样整人家，太过分了！
李山林他就这么有能量，这么神通广大，先是和监察局的人合伙，后又利用检察院的人查我。后来风险过去了，招标办的人跟我说：“哎呀，郭处长你真了不起，我们还以为你真有点问题呢，你搞建设这么多年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是有了100块钱的问题他们就会把你往死里整。”
那时候，一般的人都进不了我的家门，那些想送礼的更进不了。国家让我当公务员，我就当好这个公务员，我不能贪图享受。为什么我会这样？这是有根源的：一是我出身贫苦；二是文革时我在南方农村劳动改造那么多年，看老百姓那么辛苦，一粒粮食都看得特别重，省吃俭用也挣不了多少钱。我有这个经历，我是从艰苦环境过来的，我心疼老百姓的这点血汗钱。我不能挥霍、侵吞老百姓的血汗钱！
我觉得痛苦折磨使人获得智慧，痛苦艰难使人升华。我经过一个痛苦的生长过程和身处艰难的生活环境，艰难让我升华，所以我不会去做那些傻事，不会去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李山林整我真是费尽心血，挖空心思。他曾经秘密发过话：我要把郭光允整死，最起码也要把他给整老了，整到没人要了。所以李山林才利用监察局、检察院来这么折腾我。我并不是天生不怕死胆子大，而是因为自己站得正，我可以抗争。监察局一位副局长和李山林合伙整我，我抗争下来了。李山林叫检察院整我，我以我的正义、我的清白抗争下来了。他们最后没敢动我，没敢抓我。但是，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家里非常为我担心，他们如果把我抓起来，硬要给我戴手铐，硬要拿警棍电我，那我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当时被抓进去的很多人出来后说他们之所以交代了问题，就是受不了那个罪，总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里边吧。
监察局审查我将近两年之后，给了一个结论，我确实一点问题也没有。后来，方副市长在建委系统大会上宣布，郭光允经过审查，没有任何问题，并且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这就是组织对我的结论。后来下属单位很多领导干部鼓励我说：给你平反了，把你腰杆挺硬！该抓你的工作还抓你的工作。
但我抓不了工作了，我定额站站长免了，高工工资不给我，工程处我又做不了主，我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了。
区级检察院那边老是巴不得赶紧抓我，发现不了我一点问题，结果他们也没有办法。
检察院的领导同志也感到李山林几次控告我是故意整人，打击报复，于是渐渐对李山林不予置理了。所以尽管李山林多次书面告我，然而市检察院就是按兵不动。
1990年、1991年两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就用这副身板抗争过去了。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7）
我曾经想“求小同存大异”
如果把后8年的故事看成在天亮前的黑暗中逐渐找到方向、迎接光明的历程，那么前8年的建委风云，实在是个不够振奋人心的故事。在这里面，我扮演着一个不舒心的角色，我不但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李山林的问题，揭发他的犯罪行为，相反，我还把不少精力用在洗刷自己，写辩诬材料，把时间耗在对付询问上。在一般读者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个精彩的“反腐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实在是个很窝囊的经历。
1993年，我查出食道出了肿块。当时跑了很多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省三院、市中医院都去了。当时我去铁路医院做钡餐检查，结果出现了可怕的现象：喝下去之后到达咽喉部位和食道口就给挡住了。给我做钡餐检查的那位年轻大夫当时就吓得出了一身汗。大夫一个劲的摇头，劝我无论如何得彻底查一查，别闹出食道癌什么的，那可就麻烦了。
我这个身体确实是不争气，年轻的时候，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冒发烧，60年代我考上大学时到保定二中领大学录取通知书，走了百余里地，实在挺不住了，就在一个草坡上躺下来等死，年纪轻轻就有了濒死心境的体验。那时不感到特别害怕，不知道是麻木呢，还是宁静的恬然。说来也挺奇怪，年轻时倒对“死”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上了年纪了，当医生暗示我有可能患的是食道癌时，我却无法安之若素，变得有几分恐惧了！在我去医院检查的路上，脸憋得通红，情绪十分激动。这就交代了？这就消亡了？还有多长的存活时间，一年半？一年？半年？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哪！如果我这么就去了，留给后人的评价会是什么呢？一个老是陷在单位是非里不能自拔的郭光允？一个背负了“清查对象”名声的倒霉蛋？
当时我就很紧张，跟人家斗争，生命却只有一年半载的时间了，该安排后事了。好多医生跟我说我这个动不了手术。和平医院的冯医生是河北最好的胃镜专家，他也皱着眉头嘀咕，更让我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