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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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走过的人大多都有形形色色的故事。
前文说过，出生的当天我差点被日本鬼子的装甲车给“震”死，这是我“人之初”时遭遇的第一次“鬼门关”，而在“三面红旗”战歌高唱的年代里，我又接二连三地遭遇“鬼门关”：一次在激浪中差点被洪水冲走，成为水中冤魂；另一次是考大学之后，徒步百里还乡，因为身患疾病，差点在荒郊倒毙（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两次）。
这两次在地狱前走一遭的险遇还不算是最刻骨铭心的，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说生命对我不重要。在那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年代，一旦“死”落到你头上，你更多的感受反而是麻木不仁，而“死”的阴影一旦被摆脱，人也不会有太侥幸的感觉。因为生存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人的精力反而被耗费在这些生存的难题上面去了。所以说，“差点淹死”呀、“差点病死”呀——这类事情在我的感受中反而很寻常，毕竟，我是活下来了。
到了后来，我真的身系牢狱之后，我一方面回想先贤、名人的事迹来给自己打气，一方面，在夜深人静的看守所里，当内心备受煎熬夜不能寐的时候，年轻时长途跋涉的经历的情景会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54年洪水后的饥荒，我第一次离家出走，随父亲上保定投奔城里做保姆的母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比大百尺村更加广阔的世界。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和“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为母亲的病借钱抓药走几十里地，深夜遇“鬼”，吓得差点灵魂出窍；大炼钢铁时和同学们“远征”太行山，经历了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个个像个叫花子般无功而返；从保定二中怀揣着18斤粮票，走百余里路回家去救我那饿得要死的父亲；上学、高考、取证明、拿户口，一次次奔走在保定至大百尺村的公路和郊野土路上……
一个人一生中要走的路，是不计其数的；每个人对走路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北方老话叫“一条道走到黑”，这是指人生之路而言的。我的最大感受是：年轻时日夜兼程走过的公路、土路，到走向社会人生之路，虽然在含义上有的不同，但有一点道理是相同的，那就是：你所选择的道，你就必须走下去。哪怕有鬼魅挡道、哪怕走了一段突然发现没有了道，你也得想办法闯过去，咬着牙都得走过去。
我曾经有一次差点没走下去的险遇：当我拖着病躯走了将近30华里，饥饿和高烧几乎把我打败了，我浑身软绵绵地倒在荒凉的野地里，心里绝望地说：完了，完了，这下总算熬不过去了。歇了吧，歇了吧……那次我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我还是挺过来了，摇摇晃晃地走到了目的地。本来真的是“走到黑”，结果峰回路转，让我闯过了这一关。
某种意义上，我骨子里的这一点坚韧是“走”出来的，就靠着这一点困苦年代磨炼出来的坚韧，我不仅有了“走到黑”的勇气，更有了“走到天明”的信心。
说起来，今天的许多人会感到匪夷所思。反右运动，竟出现了在中学生中“划右派”的荒唐闹剧，然而，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发生在蠡县反右运动中的真实事情。
当时的我们，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也不甚清楚。偶尔会听到乡亲议论，“城里又肃反了”，“在整右派呢”——农民也不懂什么国家大事，一听“反右”以为又是“肃反”。
我们开始感到这场运动来头不小，我们的4个老师全部撤出，到城里参加清理右派的工作，大百尺村小学没有了师资，就派县师范的学生来顶上。
我们的汪校长被教育局叫去，有这么一番对话。
教育局长：“你们一共4位老师，这回就给你1名右派指标。”
汪校长：“那划什么人呢？”
教育局长：“我们的意见，划陈巨川吧。”
汪校长：“陈巨川老师尽管是黄埔军校毕业，但没打过仗，平常很老实，话都不多说，怎么划陈巨川右派呢？”
教育局长：“那你说划谁？”
汪校长：“划王运昌。”
教育局长：“为什么？”
汪校长接着列出了一大堆理由。
而实际情况是，汪校长和王老师有些私人矛盾。
王老师他当年已近60岁，我们背地里管他叫“王老头老师”，王老师在民国二十几年就开始教书，是我们学校资历最老的老师，他的女儿王顺资就在我们班上，成绩很好，人长得也很漂亮——汪校长为什么主张划王运昌老师当右派呢？因为王老师资历老，平时不大看得起汪校长。所以既然有了右派指标，汪校长便毫不犹豫地把这个指标给了王运昌老师。
教育局长说：“那好，就划王运昌。你赶快回去把王运昌的材料整一整，报到教育局来。”
汪校长：“不用整什么资料，他今年登录学生成绩表时，把学生的分数抄错了一个，就凭这件事，划他右派不冤！”
教育局长：“好，就这么定了，王运昌右派！”
好家伙，这是多么荒唐的理由！不小心抄错了分，就成为划右派的依据！
王运昌老师一划右派，这下可惨了，每月70多块钱的工资降到了50块，在困难年代他又被逼着退了职，揣着800元退职遣返费回了农村老家，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鸡蛋都要5毛一个，这笔钱折腾不了几天就净了。王老师回农村后，又挣不了工分，找政府救济，政府每个月给他8块钱。王老师的下半生过得很惨，自己本人也从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民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王老师被划右派，他女儿顺姿几天没来学校，我们还没有特别在意。时间一长，我觉得不对劲了：“咦，顺姿怎么好长时间不来了？”一打听，这才知道，心高气傲的王顺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先是大病一场，后来索性退学了。我最后一次见到顺姿是在1967年春节，那阵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得知顺姿嫁人的事，看到了她的那位喝醉了的丈夫——一个相貌平平，身材比顺姿还矮不少的长得像中年男子的“新郎倌儿”。我们几位同学都替顺姿感到惋惜：本来顺姿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的：她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又好，按我们的分析，如果没有那一场变故，她考上清华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风华正茂的顺姿只能选择了自我湮灭，模样姣好的她甚至连找对象都成问题，谁敢轻易娶一个右派的姑娘进门呀？用《红楼梦》上的一句诗“竹篱青舍自甘心”来形容顺姿的命运，那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顺姿的坎坷人生只是当时千百万因政治运动而改变了命运的事例中的一例。
第三部饥馑年代的跋涉（2）
反右的风雨侵袭到我们大百尺村学校。
没有“鸣放”，没有党组织的号召，也就是说，当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来到我们村时，已是运动的尾声，竟由上面任意宣布谁是右派。我也听到不少风声：前期划完了老师，接下来就是划学生。但又让我稍微感到宽心一点的说法是：学生右派的范围“主要是在团内”，我不是团员，大概可以免于“盘点盘查”。然而，说的是“主要在团内划右派”，并不意味着非共青团员就一定不会被划“右派”。我听说上级已经开始明察暗访，调查学生中谁在抱怨“吃不饱”，这个消息对我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关于饿肚子的话题，平时我议论得最多。再加上汪校长对我的不好的印象，村干部对我的不满……天哪，我简直不敢往下想。
虽然心里感到恐怖，感到压抑，但那个时候，只能听天由命，我的心情更是一种坐以待毙的灰色心情。
终于正式宣布学生右派了，上级来了一个教育局的科长。把我们学生集中在一间教室里。
科长开始宣读“右派分子”的名字，教室内鸦雀无声。我无法复述当时的情景，只记得大家都两眼平视前方，站得笔直，连大气都不敢喘。偶尔会听到被念到名字的人喉间发出的呜咽声，但在那严肃、紧张、压抑的大环境下，这类声音显得很微弱、很可怜。
被念到名字的团员右派中有我一个远房的叔叔，我平时叫他“老七”。
在初中班的两个班级中，“团内右派”一共8名。
“团外两名……”科长继续念名单。
我浑身一激灵，终于轮到我了！我眨巴着眼，在空中无助地搜寻着什么，一颗心在看不见的深渊里猛然下坠，下坠……
“团外的右派分子，崔小战，王小锐。”
念完了？就这么念完了？我的一颗心居然像停在了半空中，半晌才落下来。
没有我的名字！
我惊惶的目光终于不再胡乱张望了，心里怦怦直跳，手心里已经沁满了汗水，这时，我才鼓起勇气用目光去探找一个人。
小玉一直深情地看着我，她轻轻地咬着嘴唇，难以察觉地朝我点了点头。她的目光还是那样恬静，她的眼神传达给我的是真挚的关切和鼓励。
小玉，感谢你！感谢所有暗中帮助我的同学们！
上级“宣判”完毕后，接下来是强迫同学们发言表态。这时候，令人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全体同学都沉默着，尽管上级和老师一再动员，就是没有一个人开头讲话。
眼看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全场仍是僵持着的局面。同学们是用沉默来表达着他们的抵触和不满，原本友爱、融洽的班集体中，一下子冒出10个右派，谁能理解？谁能想得通？对“右派学生”宣布的“开除学籍、留校半年察看”的处分，更是形同儿戏，凭什么要开除人家，“留校察看”又是什么意思？当事人戴着一顶右派帽子以后怎么在同学面前做人？
然而教员说话了：“今天不发言不行，一个都不准走！不发言不许回家！”
已经快到深夜了，整个教室里仍无人开口。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奇特的对峙场面：不管怎么动员就是没有人吭声！
我一看，这样耗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呀，于是我举手说：“老师，我要发言。”
那个已经困得呵欠连天的教员眼睛一亮：“好，郭光允同学你讲。”
我慢条斯理地开口讲了几点：一、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这些同学打成右派，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同学只是抱怨了几句“吃不饱”，而在我们这里，吃不饱本来就是实情；二、处分太重，把这些年轻的同学打成“地富反坏”一类，让人难以理解，我们广大同学平时跟他们朝夕相处，认为他们是好同学，等等。
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奇怪的是，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反而很轻松很平常。
那教员听完我发言，手一挥：“好了，发言完毕，散会！”
就这么结束了？我几乎有点不相信，可是，没有反击，没有怒斥，那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