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蛇头-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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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后，再把钱如数存到地下银行有关人员指定的银行户头就可以了，绝对安全可靠。
地下银行当然是违法的，但是，每当进行有关地下银行的采访时，我都大惑不解，就是地下银行进行的海外汇款便宜、迅速、安全三好俱全，那么日本的正规银行为什么做不到呢？
实际上，地下银行的存在远不是始自今日，但以前几乎都是台湾人开设的。众所周知，台湾地下金融业非常发达。走在台湾的街道上，常常看到“钱庄”招牌。所谓钱庄就是一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钱庄在众多台湾企业打进的地方积极设立分店，帮助台湾企业把不入账的利润汇到海外。
在日本也有这样的钱庄，位于JR大久保车站附近的钱庄，福建人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利用。那么为什么只有福建人利用这种钱庄呢？这是因为台湾的钱庄只在台湾企业打进去的多、有可能开展业务的地方设立“分店”。
一部分打进福建省的台湾企业，为了欺骗当地税务部门尽量不把利润入账，这样就可以减轻税金的负担。但是，不把赚得的钱弄到海外，这笔钱就变成“死钱”。于是，钱庄就从日本寻找往福建省汇款的人，把他们汇出的金额用台湾企业不入账的钱支付，而把汇款人汇出的钱转到香港或台湾企业指定的其他户头，这样，打进福建省的企业就达到把资金转移到海外的目的。
地下银行从人在日本的汇款者和福建省的台湾企业两家收取手续费，所以能够以对汇款人来说比银行便宜的手续费承担海外汇款。
在利用这种钱庄进行汇款的过程中，福建人逐渐了解其机制，就自己尝试设立类似的汇款系统，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地下银行”。而所有这种地下银行的经营者，之所以几乎都是福建人，原因也就在这里。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幽灵与盗窃团伙
深夜。黑色轿车在日光街道向北疾驰，来到JR常磐线的一个车站附近，驶入小道，在寂静的住宅区不断左拐右拐，终于无声地停在一栋二层楼前。
好像在那里等着车停一样，楼门轻轻打开，出来一个中年汉子。这时从车里走下一个戴眼镜的男子，他打开汽车工具箱，取出两个旅行手提包，在中年汉子的引导下，进到楼内。15分钟后，戴眼镜的男子从楼里出来，对后面的中年汉子挥手说声“晚安”，车轻声启动。放在车里后排座位上的旅行手提包，一个已空，另一个里面有内装1500万日元的茶色信封。
这是平时进行的销赃活动的一幕。戴眼镜的男子在东京周边地区，作为销赃中人而名声远播。他是华人，来自上海，性格稳重，办事谨慎，据说平时喜好读书。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作为就学生来日本，现在经营公司，公开的业务内容是贸易，实际主要搞销赃介绍。但是，他本人绝对不染指盗窃，与华人盗窃团伙的接触也压缩在最低限度内。
有很多以东京为据点的华人盗窃集团，因出生地和性质差异而分成各种帮派。现场实施盗窃的是上海帮和北京帮，但是最近由偷渡者和非法逗留者组成的福建帮以及主要由东北人组成的东北帮崭露头角。盗窃的目标为名牌服装、皮包、手表、贵金属装饰品等，销赃换钱主要由上海帮和北京帮负责。这是犯罪集团一种分工现象。
销赃的方法，一是作为飞机的托运行李送到上海，弄到商店销售。
另一种方法，卖给在新宿歌舞伎町等处工作的女招待。
第三种方法，卸货到日本人经营的廉价商店。
但是，廉价商店的日本人经营者知道销赃是犯罪行为，所以除了绝对靠得住的渠道之外，不会直接从华人盗窃集团那里进货。然而，不知何时，居然形成这种赃物的“流通”系统，即华人盗窃集团把想在日本处理的赃物卖给搞中间商的华人，中间商作为赃物的流通公司，与日本的廉价商店暗中交易。
根据《警察白皮书》（平成八年度版）披露，1995年侨居日本的外国人刑事犯罪案件为17213万件，比1994年增加3892件，增长292％。其中不可忽视的情况是华人犯罪案件数、犯罪人数均占侨居日本的外国人犯罪总数的四成左右。而且，与非法逗留者相关的侨居日本的外国人流氓集团，拐骗积蓄钱财的本国人敲诈赎身金的犯罪极其显著。
为什么侨居日本的华人走向犯罪呢？这正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和日本接受外国人的姿态密切相关。日本在法律原则上不允许接受外国单纯劳动者，但实际上日本人根本不沾边3K工作。即使经济已经陷入萧条深渊的现在，这种状况也没有丝毫改变。
供给产生于需求。向着需要单纯劳动力的日本，从中国等亚洲各国，潮水般拥来以偷渡者身份出现的大量的劳动力。其中存在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原理，尽管日本在法律上拒绝接受。
但是，以这种偷渡者身份来到日本的外国人，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律上，他们是不存在的人，他们是幽灵。而日本社会歧视外国人特别是歧视亚洲人的风气根深蒂固。幽灵们逐渐了解日本的社会情况之后，就要思考，觉得我们在日本认真劳动何罪之有？终于，他们开始敌视日本社会。这种感情，倘若遇到点儿什么风吹草动或冷暖寒暑变化，往往就变成行动。
这些人一旦走上犯罪道路，那么他们的“幽灵”身份却起着保护作用。因为他们的身份没有在政府机关登记，所以在犯罪现场即使留下指纹，也不必担心身份被侦破。他们了解这一点之后，其犯罪行为升级到有恃无恐的地步，有的犯罪集团有时甚至故意嘲弄警察。我曾尝试采访其成员，他们把在日本所遭受的歧视，当成合理化犯罪的“理论根据”，这就是前之因，后之果。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在日华人社会的“黑吃黑”现象
深夜。在新宿歌舞伎町工作的华人女子A女士结束招待员的工作，骑自行车回到住处。刚打开公寓的门，她就愣在那里，房间里有四个戴着大墨镜的男子。她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按住，嘴被贴上纸胶带。然后，扒光衣服，用刀子按在她的乳头上。
一个歹徒命令道：“告诉我们现金卡暗码。数字说对了就点头，弄错一个，就把这奶头割掉！”
A女士无奈只好告诉他们暗码。早晨，两个歹徒到银行取款，这期间留在房间的两个歹徒强暴A女士。不久，取款的两个歹徒回来，拎的包里放着A女士的存款830万日元。
四个歹徒临走前威胁说：“想要报警，那随便。但可别忘了，警察抓我们之前，要先把你送回去！”结果，A女士没敢报警。
正像在第四章指出的那样，在海外的华人社会，现在到处都为“黑工”（非法打工）、“黑户口”（非法逗留）、“黑社会”（指具有秘密组织性质的地下组织）这“三黑问题”感到头痛。其中，特别是秘密组织性质的“黑社会”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华人所说的“黑社会”，并不是像暴力团伙那样组织严密、具有上下指挥系统的集团，多是活动能力强、穷凶极恶但人数较少的犯罪团伙。多发的盗窃、敲诈、抢劫、拐骗、杀人等恶性案件多是黑社会所为。
其中明显增多的是“黑吃黑”现象，即“黑社会”犯罪集团“吃”“黑户口”的犯罪。“黑户口”被抢劫巨款，因为怕强制遣返，所以不敢报警，打掉牙只能咽到肚子里。“黑社会”抓住“黑户口”的这条“小辫子”，更为所欲为地肆无忌惮地敲诈同胞的钱财。他们袭击的对象主要是做招待员的女性，说什么“反正她们赚钱容易”，狼总能找到吃掉小羊的理由。
“黑吃黑”现象不是现在开始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黑户口”这类人开始增加的时候，这种新的犯罪形态也开始腐蚀在日华人社会。但是，随着经济萧条程度加深，这种形态的犯罪也与日俱增。这期间，由于加大取缔伪造弹子游戏卡和伪造电话通话卡犯罪的力度，伪造卡变成废纸片儿，背面ROM也很难安装，几年前还红火着“多种经营”的“黑社会”集团，现在陷入断绝生财门路的窘境，所以就把“黑吃黑”当做生财之道，而且手段越来越恶劣，因为他们已经不能挥洒着汗水劳动了，终于在新宿歌舞伎町一带发展到无日不发“黑吃黑”案的程度。
再说那位A女士，被敲诈三个月后，那四个歹徒又侵入公寓，她冷静地说道：“不碰我的身体，我给钱，今后也好商量。”歹徒对这位知趣的女士十分感激，说“就按大姐说的办”，取出A女士三个月积攒的100万日元离去。
A女士毫不犹豫地报告给警察。歹徒们见她没有搬家，以为她没有反击手段，几个月后又打电话，说要借300万日元。自然是刚到约定地点，就戴上“铁手饰”。
只要日本需要单纯劳动力，并且贯彻不接受单纯劳动力的原则，只要中国人口压力不解除、出国热不降温，那么华人偷渡活动就不能根绝。只要华人偷渡问题得不到釜底抽薪的解决，那么恐怕蔓延于在日华人社会的“黑吃黑”的犯罪案件就无法断绝。
鉴于日本社会特别是警方的歧视亚洲人、无视在日外国人人权的言行，反而助长了这种犯罪倾向。众多的奉公守法的在日华人为什么不能积极地协助警方破案，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
对于在日华人社会的犯罪，只要大多数华人不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单凭警察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认清这个问题，无论警察还是日本社会都从根本上改变歧视亚洲人的态度，尊重在日外国人人权，同时获得在日华人社会广泛的协助，才能使华人社会的秩序向着减少犯罪乃至杜绝犯罪的方向好转。
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光明的华人社会，为了创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在日华人也应该深刻理解早日扫除猖獗的犯罪集团的必要性，必须做出应有的努力。为了获得周围日本人的好评，每一个在日华人都应该展现出其出色的生存形态。
华人偷渡今后还将继续，日本政府、中国政府以及在日华人和日本人，为了根除偷渡现象，必须携手并肩，竭尽全力，继续奋斗。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当《蛇头》出版文库本之际—后记
1994年，草思社出版本书时，我在后记中曾这样写道：
本书按预定计划，应该在1994年3月列于书店。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7月过半，才好不容易付梓。
为什么那么在意3月份呢？这是因为每年春节（1994年春节是在2月份）一过，华人偷渡者又将开始奔赴海外的旅程，一到4月份，偷渡在日本就变成热门话题。所以我想在日本读者最需要了解华人偷渡问题时，向他们提供不为某些媒体耸人听闻报道所迷惑的确切情报。
无须重申，偷渡都是无视中国法律、无视经由国法律、更无视目的国法律的盖棺论定的违法行为。包括我在内，侨居海外的华人对这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迁居海外的华人都持批判的态度，反对偷渡的行为，特别是对以介绍偷渡为业的蛇头，更不惜罄南山之竹，书穷其罪；决东海之波，流尽其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