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我家老影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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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如果当时听了外公的话，自己留在父亲身边，他的晚年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凄凉。
也许，妈妈还想到：自己为了争一口气，证明可以独立生活，所以向中央写信要求迁出中南海的往事。她觉得自己太幼稚了。而在外婆去世后，妈妈又自责没有多和外婆交流，以至没有留下遗嘱。凡此种种，都成了她心中解不开的疙瘩。
星移斗转，世事变幻，外公逝世已29年。但虽然妈妈与外界的接触极少，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她，她在很多普通人的默默关心中度过深居简出，但平和安祥的晚年。妈妈在家什么都干：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更多的时候，她自炊自餐。后来部队曾为她选调一位炊事员，但妈妈感觉自己还年轻，女儿也能做饭炒菜，还有热心人时常来打帮手，就让那位小战士回原部队了。和外婆一样，妈妈最怕麻烦别人，宁可自己苦点、累些。
•；治病
随着年龄和能力的增长，对妈妈因自幼身体不好，以及多年积累因素导致的病，我从开始的无能为力，到后来的千方百计。我相信：有过几十年想尽办法照料外婆的妈妈，不会就这么轻易地病倒。
在１９９９年那个多事之秋，作为支撑这个岌岌可危的家，我最终下决心向中央发出了求救信。外婆的战友刘英奶奶给了我帮助。中央分管组织人事的负责人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在交谈中详细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和我家遭遇的种种困难，明确表示了此事完全应该解决的态度，这对处于孤立无助境地的我，是极大的鼓舞。
不久，长期困扰妈妈的各项医疗、药费都得到解决，她终于同意住进医院并积极配合治疗，实际效果非常顺利，妈妈的精神和身体在迅速恢复。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６日，多年未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妈妈来到纪念堂，向外公献上花圈。这一时成为媒体大为关注的新闻。
自此，妈妈也开始参加一些以前本应参加，但却一直无心、无力参加的活动。２００３年，妈妈成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两会”期间，在我陪护下，她早早到场，决无早退。以她凡事认真的性格，我想肯定对得起这份荣誉。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宁宁与东梅
写到这，按顺序该到了讲哥哥和我的段落。可是，一来我们兄妹从小受“武将军”外婆和“洋宝贝”妈妈的教育，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小不能说自己是谁的后代；二来在写过外公、外婆以至舅舅、妈妈的
传奇经历后，觉得自己实在不好与之并列，否则会有渺小可笑之嫌。可不讲也说不过去，这样影集不完整。好在我们从小的照片还比较多（这是祖辈父辈不可想象的），再重点解释一下我们俩与上几代人的不同。这样，也许就可以搪塞过去了吧？
前边已经说过：１９７２年我出生在上海，当时有险情――脐带绕颈，很是让妈妈担了一回心。另外从小身体也不大好，妈妈对我可以说是“放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我忘不了：童年在酷热的南方生病，弱不禁风的母亲抱过我三天三夜。女儿的病好了，母亲胸前已经被汗水泡烂。她把母爱超量加倍地给了我。
这种母爱绝非能以金钱物质衡量，可以说带有毛家特色。到了80年代，应该说比战争岁月好了很多，但母亲仍然非常俭朴，有本书是这样描绘的：
东梅正在长身体，需要有充足的营养。怎样又省钱又让东梅吃好，这可难为了李敏。她买菜，常常在菜摊上转好几圈，拣便宜的买。在冬天，为了给东梅换口味，她买暖房出来的黄瓜和西红柿，净挑那些处理的黄瓜头和拉秧的西红柿。（《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当然，刚才说的是我八岁以后在北京的情况，而两岁到六岁在上海外婆那里时，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湖南路２６２号寓所颇为宽敞洋气，工作人员把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衣食无忧的我还能在家看看电影。记得外婆常看故事片，我爱看美国影片和动画片，特别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不知赚去了我多少眼泪。这些是墙外的孩子当年无法想象的。
在它的花园中，有一片小树林。夏天我可以拣到不少蝉蜕，还有一座假山（那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另外就是种着一株外婆最心爱的腊梅――外公喜欢梅花，妈妈也喜欢，何况我名字里还有它。外婆病逝后，那里变成高级招待所。
但我仍然羡慕墙外的孩子：他们有父母，有朋友，这些是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无法替代的。外婆的病使她自顾不暇，父母的工作和收入使他们不可能穿梭于京沪之间看我，结果就是使我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妈妈的童年――因孤寂而内向。
然而我终究没有像她那样受苦，毕竟东梅的妈妈与娇娇的妈妈相比，已经有很多不同。妈妈李敏是毛泽东的女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女儿，一定程度上又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女儿。别看她中文不大灵光，但对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爱好是有相当积累的，这一点对我影响至深。学着她当年的样子，好静的我读了家里所有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欧美小说），还曾有过这样的理想：当海明威，拿诺贝尔奖……
因此，上学之后，我舞文弄墨的痕迹开始频繁见诸自编的板报、班刊、系刊和校刊之中。自尊心获得满足后，又开始尝试组织、策划讲座、沙龙、辩论赛一类活动。童年那个不敢开口的小姑娘已经变了，我觉得这应该归功于妈妈――是她在文学爱好方面的熏陶深深影响了我。
外公、外婆去世后的妈妈状态曾经很差：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吃药、不看病。夫妻情深，爸爸见劝解无效，便不再多说。那几年他在单位也不顺，于是决定下海经商，所赚来不多的钱都用于纪念外公的事业。哥哥从南京军事外语学院毕业后即驻外工作――他先是在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任武官助理，两年后因工作出色被调往我驻英大使馆，远隔重洋，难得一见。这个家于是就剩下我们母女，一如妈妈与外婆相依为命的那些日子。
柴米油盐、针头线脑，让我这个在上海花园洋房里长大的女孩一时摸不到头脑。但是经过９０年代那几年的磨练，我明白了在中南海长大的母亲持家的不易。１９９６年，我工作了。昨日的文学青年，不得不蜕掉柔弱的外壳，以早日长出飞翔的翅膀。在泰康人寿工作的三年创业期间，一个开始只有两间办公室，七、八个人的小公司演变成十几万员工的大企业，我则在其中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段经历给我一生成长起了转变和催化的作用，也为归国创业奠定了基础。
工作了的我，“名利心”似乎特重，出国梦越做越香。１９９９年，我考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比起在国内参与公司创业的激情岁月，异国岁月则是甘苦参半，一言难尽。
在美国两年，学业繁忙之余，我潜心钻进各式各样的文化场所：博物馆、剧院，尤其是书店，以浓厚的兴趣看待多元化的世界。在餐馆打工端盘子赚来旅费，坐着“灰狗”长途车去过美国东西海岸不少城市。最喜欢的是纽约那种气象万千的大都市风格，因为它和小时居住的上海，后来成长的北京在文化包容性上有相似之处。可惜，外婆已经永远等不到外孙女与她共享这些激动人心的叙述了。
作为美国最富盛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宾大以其全新观念和密集的学习方式使我茅塞顿开。此时，大洋彼岸妈妈寄来的新书《我的父亲毛泽东》让我顿悟：毛家三代女性都有异国学习经历。29岁出国的外婆算是“老”留学生，四岁出国的妈妈则是小留学生，那当时与外婆几乎同年的我呢？
我知道：曾有多少人对外公当年没有和同学好友一道旅法勤工俭学而惋惜，又对他后来极少出国，谢绝多个国家邀请而不解。这是因为人们相信：以外公对中国国情的洞悉，加上留学出访时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
当然，历史不相信“如果”。外公当年对自己的选择也做过解释――为了解中国，暂时牺牲出国。后来他把儿女送出国去的做法，是否也有补偿自己缺憾的意思？另外他学习外语的努力更是一生未辍。外婆、舅舅和妈妈的留学地点，当时条件下只能是苏联。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哥哥就已飘洋过海，到驻英大使馆担任武官助理。世纪之交，我又横跨地球到美国费城上学。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机会，外公就是善于把握机会的大师。回首兄妹经历，可以说：作为外公的后人，我们也把握住了。
在美国学习“国际政治”，让我对自己的祖国――中国有了许多新鲜的感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你到底是什么？发生着什么？为什么这样？这是我学习课程时萦绕于心的问题。尽管有各种理论试图说明中国现象，但我始终认为：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必须了解外公那辈新中国开创者。
与其说外公毛泽东给中国留下至今不会消退的印记，不如说新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已经并继续融入外公那一代革命者的理想和追求，两者不可分割。为探求富国强民之路，他们的付出是无与伦比的。记得一句外国名言这样说：没有文化追求的民族没有真正的前途，找不到自己根基的民族没有真正的力量。外公这一辈人探索出的道路是后人不能绕行的，包括歧路、弯路，都为后人应走的正路指明了方向。何况，在这条路上还留下了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历史的天空，永远会有他们应得的位置。
回国之后，我仍然继续自己的学业，这次是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恰巧，这是一所与毛家有缘的学校――外公岳父杨昌济讲授伦理学，外公毛泽东在图书馆供职，姨妈李讷从历史系毕业……北大精神影响了外公，而外公又重铸了北大精神。就学燕园，使我在浓厚的学习空气中自由呼吸到前辈思想的因子。
凡此种种，最终触发了我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的决定。记得外公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初，曾创立过新民学会、文化书社等等。而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我创立一个机构，以研究、宣传、出版传媒为业，不正是对家风很好的继承和延续吗？我想为它选一个有意义的好名字，而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名称就非常自然和贴切，那就是“菊香书屋”。
菊香书屋，这个位于中南海丰泽园里的明清帝王亲耕场所，曾是外公、妈妈、姨妈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决定回国创业的我，把这四个字用在自己注册的公司名称中。具有如此悠久历史文化积累的一间屋子，在美国是找不到的。而我除了和所有对它有兴趣的人一样宣传它、研究它之外，再没有也不需要其它任何特权。我觉得，这才是外公长期担当人民领袖的全部出发点――任何权力除了为人民服务，再无存在的必要。
第二章 江青及我姨妈李讷一家外公与江青
江青是１９３７年底从上海到延安的，当时我外婆贺子珍已出国赴苏，江青从来没有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