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 许知远著-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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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1995级的微电子专业的23名学生可以被视作中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的话，它预示的前景并不乐观。班里成绩最好的同学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却对于继续技术探索没有丝毫兴趣；班里的最聪明的几个学生分别在硅谷和新加坡从事产品开发，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技术专业给予他们饭碗，而不是好奇心和热情的满足。在4年的短暂的命运交错之后，剩下的大部分学生则走上不同的道路。我并非苛求每个班级里都应该有对应的才俊之士，但在4年的经验里，我的确知道，学校里没有追求科学的热情，所有学习都带有鲜明的机会主义色彩。年轻人缺乏内在的热忱，而更多的是对于外界变化环境的响应。所有的中国人在少年与青年时代都学会了各种变通之策，他们的生存智慧足以使他们在西方世界获取生存技巧，甚至过上不错的生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都难以使得他们具有真正创造力，这需要的是不懈的热忱和内心的激情，而这一点正是中国教育最为缺乏、从不鼓励的。在中国的科学界，不断传出的新消息则是，被视作未来电子领域的领导人的年轻学者的创新最终被证明是购买了美国芯片，雇用民工将上面的商标换为自己的商标，而在数学界被证明是彭加莱定理的中国数学家事件，演变成一出国际玩笑。
对于数量的迷恋，使外来者也可能使我们自己高估了自己的创造力与可能性。
很多时候，我们要从那个抽象的数字逃离出来，去看一看每一个个体的头脑到底在怎样思考。
空洞的华丽“哇，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站在讲台上发出他刻意的感慨时，正好传来一声低沉的江轮的汽笛声。我和几百名听众坐在外滩三号三层的沪申画廊漂亮的白沙发上，听着这位世上最著名的新闻记者讲解世界运转之道。这幢设计于1922年的七层楼，如今是上海最时髦的场所，一个由乔治。阿玛尼的服装、高级餐厅与咖啡馆、男性护理中心、中国当代艺术画廊、黄埔江景构成的小世界，象征着消费主义和艺术风尚的结合。
从它的窗口望出去，向左是一排灰色、坚固的花岗岩，欧洲风格的建筑，并不长的中山东一路在70年前被称作“远东的华尔街”，大英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汇丰银行、交通银行、麦加利银行、中国银行，一家接一家排列着，它们是昔日上海繁荣的象征，那个渔民晒网、纤夫拉船的水岸是逐渐被煤渣和水泥覆盖的，1898年《申报》的一则广告还正式给予它了名字——“外滩”。
对岸的浦东则是另一个上海形象——一座由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巨大荧光屏构建的21世纪全球城市。在1978年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上海人发现荣耀已经不再，甚至多年前的模仿者香港都已遥遥领先，将江岸对面的那片农田开发成金融区是上海重塑信心的举措之一。
只有双脚可以帮助人记忆城市，我对北京充满温情，是因为在年少时代，骑着单车不知疲倦地穿过海淀区的大街小巷，和一群同样迷惘的少年一边长时间地漫步，一边不知所云地争论。但是上海，总是从机场到酒店，在出租车上看着南京路与淮海路逐渐远去。只有一个下午，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穿过了弄堂、糕点铺、中学、邮局，在苏州河与汇入黄埔江之前分手，当时夕阳正斜射过来。
那个迷人的下午似乎是在外滩终止的，我走进黄埔公园，那里充满着花岗岩带来的坚硬气息，在三根指向天空的巨大石碑的底座上，刻着官方版本的上海叙事，小刀会的农民起义被视作这座城市的开端，其后是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所作的一次次斗争——上海如何摆脱它殖民城市的命运的艰苦努力，这座曾经悬挂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屈辱告示的公园，现在是人民的公园了，也成为了外地人来此游览的必经之地。
历史充满了讥讽。灰色的洋楼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傍晚的风中飘舞，在获得了独立的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人却如此怀念十里洋场与百乐门的岁月，甚至日本占领时期的租界都因为张爱玲的小说而散发出不可抵制的魅力。
我对上海总是充满了偏见，相信它拥有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和势利，崇拜金钱，价值观单调，它的头脑仍是殖民地式的，对于更强大的外来者采取一种习惯性的取悦姿态，而对于弱小者则尽是冷漠与傲慢。我不喜欢高级餐厅里习惯先说英文的服务员，不喜欢市民们对于外国货的迷信，对于上海姑娘们过份热衷于寻找西方男朋友感到不解，在灯火酒绿的外滩的天桥上是乞讨的老人与小孩，在10分钟内，我没看到过一位行人愿意给出一毛钱。
我记得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1950年代这样形容上海：“上海是两种文明交汇的地方，两种文明都不起统治作用。对外国人来说，已经没有限制，脱离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监督，每个人自己就是法律……道德是不相干或无意义的东西……
对中国人而言，上海同样没有限制。那些选择这种新生活的人……选择了割断同传统中国联系的做法，并摆脱了强加给他们的约束。”这个上海沉睡了40年，苏醒过来，并因新力量的到来带上了新的色彩。尽管夸耀自己是一座典型的商业城市，但政治的色彩却无处不在。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一桩本地政府的丑闻暴露了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与相互利用是多么地显著。这座超过1300万人口的城市，电视网络、报纸、杂志是用来传播时尚、消费、衣着、流行话语的所用的，它们热衷于评选女性化的美男子，举办浮华却空洞的“风尚大典”，夜色下的黄埔江行驶的是架着巨大广告牌的游船，它和两岸的各种闪耀着的霓虹灯光的商标牌一样，既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自认的骄傲，也刺激着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游戏——这座城市总是需要这样的强心剂，更昂贵的房价，更多的消费品，和类似世界博览会这样的浩大行为。
在那个下午，我突然感觉到站在讲台上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与上海在气质上是如此的相配。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的著作像是一本广告语大全，“Dos资本主义”、“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全球化3。0”，他迷恋于简化世界，用一种浅薄物质需求来取代人类内心深刻对生活意义的需求。
今天的上海呢？它承继了旧上海的投机心理、对金钱的热衷、崇洋，却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机勃勃，那种包含着罪恶、动荡、阴谋、暴力的冒险精神。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笼罩在一种令人厌倦的安全和封闭中吗？那种表面上的自由不过是是买阿玛尼牌或是杰尼亚牌西装的自由。
语言的革新
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精准；而语言的随意凌乱，又使我们更易于产生浅薄的思想。
——乔治。奥威尔
我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幽默感。一年前，我读到V。S。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时，迅速陷入一种令人晕旋的折服感。在短短的200页内，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捕捉到印度的那种在历史的泥淖里不知如何进入新世界的感受，尖利的批评，隐藏在感伤优雅的叙述里，我一心渴望说出他那样的警句：“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于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规，它为我勾勒出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每一个作家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腔调，就像画家寻找色彩，或是音乐家寻求旋律一样。我期待能够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腔调来谈论自己的国家，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但是，在几次尝试之后，我的那种刻意的从容不迫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了粗暴和刻薄。
我生活的国家，有太多令人不尽人意的东西。像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仅仅为了维持一份体面的日常生活，大多数人的精力与时间就被消耗殆尽。因为一份长久的专制遗产和文化束缚，我们的国民性格中也保留了令人不悦的一面。像印度这样的古老文明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是叠缩的历史，你可以轻易地在其中找出前现代的痕迹与后现代的碎片，这些拼贴在一起的碎片所造成的刺眼、刺耳的不和谐随处可见，泛起的沉渣经常和新的时尚联系在一起，那种本质上的单调是以人们颂扬的多元化出现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作家既容易丧失立场，奋不顾身地加入某种狂欢之中，他掌握了符号工具，可以为语言泡沫增加新的色彩，为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赋予合法性，借此获取他所需要的社会承认；他也可能变得愤世嫉俗，他可以轻易地寻找到各种批评的目标，并为自己声音的无力感而愤愤不平。
中国社会是如此复杂，我给不出系统化的分析，当然也不相信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倾向于夸大自身的重要性，政治人物会说政治决策是核心，企业家会说是商业行为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一个知识分子会说，还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重要的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的声音会更响亮或更微弱。但是，社会的进步必须借助不同力量在各自方向上共同的努力，社会的不安与躁动，不是来自落后，而是缘自不同力量间的失衡，缘自我们以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如此复杂的社会。
语言是一个作家面对世界的主要工具，我怀疑我的写作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极端情绪，多少与我整个少年时代的语言教育相关。因为所有的课目都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它的价值观是被明确界定不容质疑的，所以，那些可能揭示真相的细节、逻辑感经常被忽略，我们可以使用的词汇是如此之少，当描述人的笑容时，我们总是用“灿烂”，在比喻祖国时，我们总是用“母亲”。这种语言方式，要么和一种冷冰冰的缺乏感情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要么和一种空洞的情感夸张地联系在一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是前一种，而《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则是后一种，他们在每一个庆祝仪式上的煽情作风，经常令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名言：“情感的枯燥掩藏在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当我们都开始觉得这种语言的单调性时，一种新的语言革新在1990年代开始了。
这种语言形态的基调是嘲讽、玩世不恭，人们似乎突然寻找到一个有力武器，拼命解构一切昔日的“严肃”与“不容质疑”，流传在餐桌上的、手机短信上的那些短语与笑话从另一个侧面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但嘲讽与解构，令人愉快，却难以维继，因为被解构对象早已奄奄一息，而且解构造出一个单调的对象，并不能创造出丰富的色彩，反而衍生出一种滥情。
我们的语言变成了今天的状态，翻开当日的报纸，打开最受欢迎的互联网门户网站，陈旧口号式的表达仍四处蔓延，既有“广电总局：法制报道严防追求刺激和娱乐化倾向”，“马英九称若遭起诉将请辞陈水扁心情大好”这样的标题，也有“何洁：学会感恩，我活着回来了”、“怎样把自己打造成一款经典女人”这样的所谓新型表达。它们令人想起普利策、赫斯特的黄色报业时代，空洞的危言耸听和低级的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