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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下)[苏联]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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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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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派别,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结果怎么样呢?

    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 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 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 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

    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 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 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 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 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 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朵拉激烈地说。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 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 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 保尔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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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出了院。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 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 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保尔同意了。“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

    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 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 他向四周看了看。 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护理员送来了晚饭。保尔谢绝了。 他半躺在床上写信。 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 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 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 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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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 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 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 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 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 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 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 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 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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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 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 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 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

    ,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 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 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 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现在谈谈我自己。 我的情况有点不妙。 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 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 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 刚才我拿到了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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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 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 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 握你的手。保尔。 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 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

    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 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 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 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 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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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 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 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 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 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 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 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 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 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 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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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 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 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 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顾特莫根,盖诺森①。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 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总

    ①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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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 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上。 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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