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3-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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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斜了下来，喷泉旁的俾斯麦铜像依然挺立在残石上，拱围着他的和平女神和雄狮却已倒塌在地上了。几个顽童戴了美国钢盔，一边啃着黑面包，一边在玩着捉迷藏。”（12）
四、语言修辞的独特魅力
作为“京派”的重要作家之一，萧乾的语言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也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新闻作品当中。他作品中的语言以北京话为基础，经过了去芜存菁的高度纯化，文字简洁流畅，叙事、状物凝炼干净，可以看得出古典文学对其语言风格的影响。
萧乾的通讯、特写往往将记叙与议论、抒情相结合，使这三者水乳交融，以达到突出主题的效果。如《血红的九月》一文中，作者夹叙夹议地对伦敦防空情况进行了介绍、评点，使读者对之一目了然：“防空壕显然成为内政部的难题了。煞神没认真光临前，就是放了警报，壕里也仍是半空着，正如防毒面具还是少数人的随身装饰。没人相信轰炸机会在这么美这么古的大城市下毒手的。所以伦敦的‘防空壕’，大半就是较大楼房的地窖，甚而第一层，比不上当日的南京，更不用说马德里……当局到今天还认为‘深壕’没有必要，但民众的想法显然不同。”（13）
在《柏林一片残破》中，讲到德国人的生活现状时，作者则是这样不急不缓、娓娓道来的：“德国人今日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人们拿着篮子在街上奔波，有的是空的，有的有几个洋芋头，幸亏现在是夏天，冬天的燃料问题不致发生，但由于轰炸与巷战，水成为问题，它带来了疫症和疾病，日间苍蝇嗡嗡，夜里的蚊子比1940年纳粹轰炸机还要厉害。”（14）
他的不少作品都呈现出口语化的风格，显得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个破坏大队长的独白》、《林炎发入狱》、《老伙计日记》等就是突出的例子。《一个破坏大队长的独白》一文，采取了比较独特的自述形式，仿佛“破坏大队长”本人现身说法，用其独特的语言，讲述着抗日游击队深入敌后、炸日本鬼子的军火列车、烧汽油库等事迹。行文非常流畅灵动，主人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跃然纸上，如：“……嘿，咱‘新八路’可也不含糊呀！你瞧，你瞧，这块疤痕是他妈的枪刺，这是弹片，还有，我别吓坏你呀，这是枪子穿过的，从七七，我放下书本，肩起枪杆，我好像—棵白杨树，拼命长了起来。你信吗？胳膊大了，个子大了，胆量大了，直好像是得到高粱的灵感。可是今日华北平原上，每个人都长大了。”（15）又如：“记得那天是礼拜五。晚上七点我们四个人才出城。先领了家伙。（那天情势很险，没枪还真不成！）万一出事，揍死一个就够本，揍死两个算白饶……”（16）
直接引语如运用得当，不但能增加文章的现场感，而且使报道显得更加客观、真实，萧乾在他的新闻作品将这一形式使用得很纯熟。如在《银风筝下的伦敦》一文里，记述了伦敦轰炸时，一个14岁的女孩在乱砖中埋了4昼夜，而当刨掘队发现她后，她仍不忘平常的礼数，说“谢谢先生，我很好”。6小时后横在她胸上的木梁才被移开，当她被抬上担架后还说：“瞧，我的手表打破了，是生日祖母给我的呢！”英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乐观、沉着和自信由此表现得淋漓尽致。（17）
而报道岭东农民领袖被捕遭遇的《林炎发入狱》一文，完全以几个不同立场的人物的直接引语成篇，让他们从各自立场讲述这一事件的经过。作者自己在晚年补写的“余墨”中进行了总结，恰如其分地讲出了这种手法的长处：“回到香港动笔写此文时，我也采取纯客观的报道，都让当事人说话。事实胜于雄辩，舆论击破了阴谋。文章在香港刊出不久，潮汕青抗会就托人来香港告诉我，市党部怕事情闹大，立刻把林炎发放了……”（18）
萧乾新闻作品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烁着机智与幽默，强化了文章的个性色彩，也起到发人深思的效果。如《妇女在战争中》一文写到：“谁料到希特勒的闪电战突然到来，炸弹落在屋顶、澡房，甚至婴儿室内。倘若孩子们预先晓得来到的是这么个世界，他们还肯从母腹中爬出来吗？”（19）这里以一种荒唐的假设令人莞尔，也凸显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而《矛盾交响曲》中有这样的句子：“连威尔士靠近海岸的一条小河也忙起来。数十年来，除了春天的柳絮，秋天的枯叶外，连个玩具船都没航过的小河，警察忽在河畔贴起一张告示：此河今后严禁航船，违者重罚。”（20）运用了夸张、对比等手法，语言幽默风趣，表现出了时间流逝中的巨大反差，也从侧面展现了战争给整个社会造成的非常态现象。
注释：
⑴刘西渭：《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第三版；107页
⑵萧乾：《人生采访》，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7月；《前言》第3页
⑶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4页
⑷萧乾：《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6月；385页
⑸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20页
⑹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25页
⑺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49页
⑻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293页
⑼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64页
⑽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26－27页
（11）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三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1页
（12）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三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4页
（13）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269页
（14）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435页
（15）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101页
（16）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104页
（17）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02页
（18）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113页
（19）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14页
（20）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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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的人间“情话”
蔡少阳
伴随着近年来的国学热，尤其是近期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推出于丹的《论语心得》以来，儒家经典在民间渐渐萌醒。暂且搁置学界、读者与媒体的各种反响，我们只将其当作一种文化回归的现象来看，便能发现它所具有的意义。近代儒学在历经新文化运动等几次挫折之后，儒家经典在民间的“回归”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印证了儒家文化深厚的影响力。而儒家思想的核心便是“情本”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观自《论语》之后便渐渐得以确立，成为整个民族的立身之本和行为准则。可以说儒家哲学是情感哲学，而《论语》是一本缀满诗意的人间“情话”。情在内成为一种道德彼岸的诉求，在外成为一种匡扶礼制的力量。以情而始，依情而终的一贯态度，使情成为人存在问题的核心。情的“自觉”是儒家礼仪、道德和心灵归宿的尺度和追求，也成为儒家区别于其他各种思想的伟大力量。
《说文》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祭是礼的仪式化的宗教现象。在对于不可知世界（鬼神、先祖、天地等）的基本观念上，孔子认为应首先体现出应有的敬畏之情。在《论语·先进》中有季路问孔子事鬼神之事。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自《论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版，下同）历代注者对于此段解说颇多，整体说来是表明孔子“存而不论”的态度。例如陈善说：“鬼神及死事难明，语之无益，故不答也。”在这样的语境下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孔子是“不语”呢还是“不知”？许多学者倾向将此句理解为“知而不语”，其实着意在强调孔子的话具有政治功利性，即“民不可使知之”，着重于排斥由“鬼神之敬”带来的负面效果。就像《荀子·天论》中所说：“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鬼神之敬”难免带来舆论上的“惑”的效果。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和孔子在《论语》中表现出的一贯态度有所抵触。《论语·述而》中“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孔子体现出一种平实形象，对于鬼神之事保持着冷静的距离意识。所以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孔子对季路说：“（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吾）未知生，焉知死？”这种理解并不是旨在强调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温良谦逊的态度，而是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够说明孔子切实践行着对于鬼神之事的敬畏态度。同样的道理，在《论语·八佾》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在仪式中着重强调虔敬的态度，是孔子宗教关怀的基本出发点。而在此基础之上，这句话又同时体现出一种道德提炼的自觉。如同《论语·子张》中说：“祭思敬，丧思哀。”一“敬”一“哀”，成为一种情感准则。也就是说，在孔子对于宗教、祭祀的情感中，既有虔敬的“敬而远之”，又强调情感的真实与主动。在这里，孔子实际上是在强调祭祀的意义在于满足祭祀者内心的情感需要，而并非存有道德功利性。所以，将上文理解为孔子对季路说：“（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吾）未知生，焉知死？”是具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孔子的后学却将孔子的思想发展为道德功利主义的宗教观以及无神论。《荀子·礼论》中说：“祭者，志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曾将全部宗教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范畴：一是信念，二是礼仪。在荀子这里，祭礼成为祭祀的宏大的表象，使祭祀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慎终追远”的仪式。这样的变化使得祭祀活动明显地走上了道德功利主义的道路。然而“志思慕之情”的强调，仍然说明功利性的道德要求并没有妨碍“情”成为祭祀活动中完全意义上的主角，而对于自觉提炼情感而产生的社会意义则成为了祭祀活动的主要价值体现。从另一方面来说，荀子同时明确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他明确提出祭祀的意义不在祷祖先，祭鬼神。这种态度似乎源于孔子“远”的基本立场，但是同时又有悖于孔子所说的“敬”。这就需要探讨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