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3-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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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虽然说过，没有紧要事不要去找他。邓玉山无端被学校开除，天下还有什么事比一个朋友的命运更紧要？
在舅舅的办公室里，丁卓哭着向舅舅诉说了邓玉山的事。舅舅板起面孔，猛地一拍桌子说：“你闭嘴！邓玉山是什么人？光头会委员长，反动组织首犯！在王惟一同志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这个反动组织土崩瓦解了。邓玉山是这个反动组织的首要人物，他还能再留在学校吗？还能让他继续危害学生吗？把他开除回家已经是很宽大了。你为他鸣冤叫屈，你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如果你和他有牵连，我不惜大义灭亲，决不容情！”
顿时，丁卓傻呆了。
舅舅态度缓和下来，说：“回去吧！从今往后不要再提及此事，更不要对任何人说你为此事来找过我。学生以学习为重，别的事少管。”
临出门时，舅舅给他5块钱，他没要。他不知道为什么没要舅舅那5块钱。
他茫然无措地行走在离开教育局的街上，街巷里那些门和窗户仿佛是一张张黑洞洞的大嘴，随时要把他吞进去。
他不停地想着：反动组织光头会——邓玉山是委员长——怎么可能呢？他和邓玉山亲密无间，无话不说。邓玉山啥时掉一根头发，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啊！
这时猛然间他记起来，一个月前——在班里——十来个同学剃着光头——天哪！只是一句玩笑，怎么就成了反动组织呢？
他一下子全明白了，为什么教育局向学校派政治辅导员？为什么王辅导员一开始就抓他的典型？为什么邓玉山被盯梢，以致被开除……原来这一切都是由那一句戏言引起的。王辅导员并非他们真正的老师，他是带着特殊使命，专为“光头会”来的。
他决计向舅舅说明原委，为邓玉山洗刷冤屈，扭头便朝县教育局跑去，但是他马上又止住了脚步。
他不能否认与邓玉山的关系，同时也清楚地知道，开除邓玉山是舅舅的决定。舅舅能接受“光头会”这个所谓的反动组织纯属子虚乌有的现实吗？舅舅能低头认错，收回成命吗？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里，谁会为一个毫不相干的穷学生冒天下之大不韪？
与此同时，他也担心邓玉山步张仁义的后尘，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邓玉山决不会轻生，他问心无愧，他是被冤枉的。为了这不白之冤，他也要活下去。
他心里一颤，倘若舅舅不是教育局局长，今天被学校开除的可能就是他，或者是他和邓玉山两个。
他思绪纷乱，不停地经受着良心的拷问。“光头会”出自他口，纯属无意。一句戏言竟断送了邓玉山的一生。他久久地久久地呆坐在路边的土坎上，其时夕阳西下，暮色里隐隐传来学校沉闷的钟声……
。14：30
我家有男七年级
张雁萍
杨扬2003年的暑假是他自上小学以后最轻松的一个假期。因为小学已经毕业，学校没给他们发假期作业，就近入学的一家初中在他们放假那天给每个家长带了一张通知书，说在8月15日拿钱拿小学毕业证书去学校报到。在8月15日之前，这些小学毕业生就暂无归宿。
杨扬那天从学校回来后，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姥姥家。”
姥姥家几乎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在幼儿园时，同巷的孩子常常相互打架，哭着回家告家长的事屡见不鲜，家长之间为此内心相互怨怼，致使平时交往都不自然。如今，家长的记忆底片里仍清晰地显现着当时的情景，而他们这些孩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一下子出奇地友爱。杨扬上小学时离开故乡去北京呆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初中需在老家上，所以他上五年级时，作为母亲的我决定把他送回老家，也好在小考时直升一所中学。2002年暑假，我因手头工作忙，暂时不能离京，就打电话让妈妈安排好学校，快开学时匆匆把他送上回老家的火车。他小学五年级的上半年时间，一直在姥姥村的小学里上学，我春节回来后他才回到市里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在市里读书的半年里，他每周都强烈要求回姥姥家，即使我很忙，他也要独自乘车回去。我虽不是次次同意，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嫌他烦，兼之想自己就是在大自然怀抱长大的，他如今与土地亲近与村子里那些朴实的孩子亲近，总比与街上的一些坏孩子亲近好得多，也就听之任之了。
这个难得的没有暑假作业又没有我在身旁的假期，无疑是一次时间较长的又可以玩个痛快的机会，失去不会再有，他当然明白，自不会放过。故此，杨扬在我妈妈的村子里过了一段脱缰野马似的美好日子。
在8月15日一日日逼近时，我却忽然有事要回北京一趟。因8月25日我所在的学校要开学，归期不能推迟，行期当然就显得十分紧迫起来。给杨扬打电话，告诉他报名那天自己去，然后把户口本、毕业证书与预交书款放在离学校较近的我的一个同学家，就匆匆起程了。8月15日那天夜晚，我在北京打电话询问，得知儿子已经在我同学的陪同下报了名，心中不由又放松又歉疚。我总是在儿子的成长里程中脱离开来，让他独自去完成一些同龄孩子不敢也不能做的事，比如，小学时他常常被托运着从老家到北京，再从北京托运回老家。漫长的十几个小时的路途，不知小小的人儿是怎样在孤独里度过。他在北京上学的那些日子，每次我下班，不论多晚，儿子总是在昏黄的路灯下独自对着墙踢皮球。在别人家的孩子享受着丰盛晚餐或与全家人团聚的欢乐时刻，他每天要从下午四点半等我到晚上七点。“家”对他来说是地下两层的一个不足20平米的无电视无电话无电脑无书看的、白天晚上都黑乎乎阴森森的陌生空间，他实在不愿在那里呆，宁愿在地面上忍受北方腊月天的寒风与冰冻。
为了孩子，我又回到了故乡，重操教鞭，在三尺讲台上，谆谆教诲莘莘学子。
虽然北京的电话在我重归故里后仍不断追踪而来，搅动着我不安的心，但一想儿子可以在放学回家后看到妈妈，吃到妈妈亲手做的可口饭菜，穿妈妈亲自洗得雪白的衣服，再想儿子即将面临青春期的困扰，就果断地斩断了一切狂念，心如止水地面对充满渴望的几十双眼睛洒下“甘露”。
但儿子入初中的第一天，却是由别人代替我陪同他，心中不免又酸又苦。暗暗发誓，今后，无论多重大多重要的事，绝不能影响儿子的正常学习与生活。
8月25日那天，儿子要上的西郊初中也新生入学，为了两边兼顾，我前一天就吩咐儿子，说要早早送他上学去。翌日一早，儿子一改在小学时屡叫不醒的习惯，在我刚一踏进客厅，还未进入他卧室时，已穿好衣服跑出来了，自觉而快速地完成了清晨的必修功课：洗漱。看他一脸兴奋与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对未来也一下子充满了憧憬：初中3年，高中3年，6年后我就可以离开这个闭塞的地方，回到北京去继续我的“北漂一族”的生活，尽管那时我已年过不惑。
这是一所新建的学校，学校最早的一届学生刚升初三，为了迎接新一届的学生，学校在假期里肯定下了不少工夫。在假期前我走访过这所学校，那时这所建在我们学校对面荒地上的学校，才刚刚有一栋显得比较高大的教学楼和一栋较低的家属楼，从脚下的土地上，还可以看见原来荒地的面貌，凹凸不平，土垄清晰，草根随处可见。学校当时也没有校门，也没有围上围墙，只有两栋新楼孤零零地矗立在寒冷的荒野中，显得苍凉而悲壮。如今，学校不仅砌了墙头上插着玻璃碴子的围墙，还在大门上安了伸缩门，大门与教学楼之间的广场也平展如镜。在这个平展如镜的广场上，现如今聚集了至少有两三千人，大人嚷小孩叫，热闹非凡，的的确确给人以兴旺发达之感。广场的中央斜立了一排版面，上面张贴着按学生优劣搭配出来的分班情况。
杨扬不是那种甘于寂寞的人，在我瞪大一双高度近视的小眼一排排一张张地搜索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一晃不见了。尽管他那套黑色带橙黄镶边的衣服在一群略显土气的人群中很惹眼，他那略高于同龄人的瘦高个头儿也让他如标尺一样容易辨认，但我只是潦草地冲人群扫了几眼，目光又粘在分班榜上。因每年各初、高中班容量过大（有的班级竟有100多人，教室里密密麻麻的全是黑脑袋），故今年全市的初、高中学校都接到省教委及区教育局的通知，上面硬性规定每班最多只能容64人。这样一控制，一个是班上人数有了控制，有利于老师学生精教精学；另一个是各乡镇的学生蜂拥进城，造成城市里学校校舍空前紧张，连这所没有名气、没有升学成绩可参考的新学校也人满为患，其他老牌学校可想而知了，而乡镇初中却门可罗雀。所以控制人数，也有利于乡镇基础教育的发展。话虽这样说，人们是任你上头一个文一个文地往下面发，开学这天，冒着毒日的家长与学生照样把整个学校塞了个满满当当。分班榜前更是挤成了一团。
“妈妈，妈妈！”正当我焦急上火在群蚁排衙似的名单中寻找“杨扬”这个名字时，杨扬那特有的普通话从人群外传来。这个学校，像他这样讲普通话的人凤毛麟角，何况他有些变声的嗓子发出的声音像一只初学啼鸣的小公鸡，嘶哑艰涩，我一听就知道是他。在我的耳边，他的声音不知不觉变成了这个样子，令我着实有点烦恼，我喜欢男性有一副磁性的嗓音，看来这个梦想在他身上有点难以实现了。
“妈妈，妈妈！”杨扬挤进人群，拍拍我的肩膀，“我找到我的名字了。”
果然是他，我们跑上教学楼，从平面图上找到了他们班。
“妈妈上中学的时候，也是32班。”
“是吗，伙计？”他站在我的左边，右手搭在我的右肩上。我们俩真像是两个老伙计一样一边说着，一边找到了他的教室。
缴费的人挤成了团，可能班主任老师刚从下面的乡镇调上来，一点应付能力也没有。四面围墙似的人把老师围在里面，头与头搭成一个小而圆的井口，老师在“井”里焦躁地喊着：“别挤了，别挤了！”但没有一个家长退缩，人围成的“井”仍然密不透风，我站在人群里，被久不刷牙的口臭与久不洗澡的体臭熏蒸得透不过气来。
看来我得出马了。
我在老师一筹莫展时，在人群内使劲拍了拍手：“大家静一静，都排队站到外面去，老师要去窗口办公。”
然后拖起一张小课桌摆在一个窗口前，人群一阵骚动，有的出去了，在走廊里迅速占据了窗口的最佳位置，有的在教室里依依不舍地跟着课桌围在老师周围。我迅速关死了前后门与剩余的窗户，虽然还剩有十余人在教室里不出去，但教室里一下子清静了许多。老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开始手忙脚乱地数钱、对户口本，在报名单上核对已交钱并核查过户口本的学生名字，然后在名字后面打对勾。一只皮包此时醒目地出现在我面前的那张讲桌上。我拿起包走向老师，老师感激地冲我笑笑，把皮包塞在桌肚里，然后拉着我的手说：“给你先办吧？！”
儿子见我早于很多人先出来，一副大爷的尊容：“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