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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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莲脚下踩的圆凳倾斜了，啊地喊了一声，身体晃了两晃，朝阳台外闪出去！
红莲！
耿连发一个箭步扑向阳台，奋力伸长手去抓。
那朵红霞已经飘离了阳台，像一名做空中跳伞表演的运动员，从十四层楼高处飘落而下！气流和风把红莲的衣衫张得圆鼓鼓的，像一只红色的大气球，但是，不是向上飞升，而是朝下坠落、坠落、坠落，急速地坠落下去！
没有一只圣手把她托住，也没有一种神力让时空凝固！
“红莲——孩他娘——”
耿连发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疯狂地朝电梯间冲去。
在红莲跌出阳台，耿连发冲出病房，楼里楼外一片混乱的时候，王天一抬起那只松了绑的手，瑟瑟而又毅然决然地，揪掉了鼻孔里的吸氧管，拔掉了另一只手臂上的输液管，鲜血从留滞针头喷涌而出。
十一
耿连发走了将近一个钟头，也没走完从住院部到太平间这段路程。
这段距离，7年来走了多少次，他记不清了，大体至少在百次以上。这是一段谁也不愿走的路程，连空中的鸟儿也绕着飞。耿连发以前一遍一遍地走，是为了生计，是迫不得已，他不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那不是他的职业。也不是因为高尚，他就是为了生计。所以，每次推着那张白布单罩着的活动病床走过的时候，他都是大步流星，以最快的速度，走完这段“太平之旅”。有时心里还会数着脚步，无聊地计算每一步的含金量。不是他太冷酷，太不近人情，拿别人的痛苦和悲哀来开心，拿死魂灵来恶作剧，他只是用种种方法，来排遣自己初期的恐惧和后来的百无聊赖。
但是这回，他真正懂得了死亡的含义，也懂得了，谁的生命都会终止。
今天，他不是以米为尺度，来度量这段距离，而是用毫米微米在丈量。每一步，都迈得那么沉重，那么艰难。他真不愿意去啊，再走进那间小白房！
天上飘着箩筛一样的雪齑，已经飘了一夜，就这么不大不小。老天爷从来不急不躁，冷漠无情，任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着一切他想做的事。耿连发就在这如雾的雪齑里，一步三气绝地挪蹭。
云大姐母亲说，红莲不会死，这么好的人，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一定会驾着云头托住她！
喜贵，马六，云大姐，还有好多好多人，都给医生跪下磕头，求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救活红莲！
可是，观音菩萨没有显圣，奇迹也没有出现！耿连发小黑屋的那扇窗户，还是永远地关闭了……
。06：16
真诚与血性
黄 风
1910年冬天，晚年离家出走、十分同情农民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俄国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站去世了。他临终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管我了，世界上比我更困难的人多的是，去照顾他们吧！”面对死亡，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列夫·托尔斯泰仍不忘苦难的世界和苦难的人们，一句平静简单的遗言，道出了他的忧郁、忏悔与力所不能及的无奈，更道出了一个伟大作家悲悯、博大、高贵的情怀。正是这种情怀，成就了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他的遗言像他的作品一样，让我们永久感动，让世界永久感动。
萨特说，文学的写作活动就是文学主体对社会的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正像已故作家路遥说的，“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可是，综观近几年来的小说创作，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有不少作家丢掉了作为一个作家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缺失了作为一个作家像托尔斯泰那样应具有的情怀。他们的“介入”沉溺于自我，迷惘、颓废、无聊、玩世不恭，作品千人一面，感受不到真诚与血性，迷失和远离了一个基本的文学要求：感动。
贺虎林的小说《颤音》，若说如何如何优秀有点夸大，但让我读出了真诚读出了血性。作者六易其稿，曾为其人物的命运号啕大哭，也使我几次阅读难以掩卷，久久感动。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叙述了一个叫耿连发的农民放下锄头，带着赚大钱的梦想，从河南南阳老家到北京打工的遭遇。如果作者仅止于之，把兴趣完全集中在人物的梦想在现实面前的背离与破灭上，像时下许多写作日趋冷漠、懒惰的“底层文学”一样，是很难写出新意的，无非是“冷饭热炒”，展示出一个狼狈、滑稽、被消费的农民形象。可是《颤音》并非如此，作者以其创作的真诚与勇气，将笔触集中在一个医院的病房，集中在耿连发对一个曾作为建筑老板情夫、帮凶、打折自己腿的，现已病入膏肓叫王天一的公安局副局长的看护对象上：“用双刃剃须刀一边刮着胡子，一边得意地瞅着洗面池上方镜子深处的那个病人，心里骂道：我拷你娘，你也有今天？”而耿连发在此以前，进京打工遭遇的一切，只是以回忆的方式作为一条副线，作为耿连发看护王天一恨与仇的原由、铺垫，坚实地贯穿并融会于小说当中。
托尔斯泰曾说：“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了。”无可否认，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带来了普遍的繁荣与富裕，但是仍有许多农村和农民在遭受着“饥饿”，有精神的但更多是物质上的。这些农民，他们无时不在做着摆脱贫困，做着像那些“吃得太饱了”的人一样的发财梦想。耿连发就是之一。在乡长“咱南阳农民，要雄赳赳气昂昂，进北京，赚大钱”的鼓动下，“耿连发一咬牙，就跟随乡政府组织的农民工大军，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像耳中装满隆隆的火车声一样，心中装满了媳妇红莲的美好嘱托：“赚了钱，也好给咱爹治病，也好盖新房，还得给咱娃攒钱，将来上学，上大学，咱也有个盼头儿。”
但是梦想不能代替现实，在一家建筑工地当了泥水工的耿连发，连续干了三个月，才总算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而且还被扣压掉一半，只剩下了400块钱。400块钱又被扣除掉240块钱的伙食费，结果能拿到手的只有160块钱的工资。这就是耿连发一心向往赚大钱的北京，这就是工头说的“北京的规矩”。然而，像无数进城打工、已习惯于弱势、习惯于逆来顺受的农民一样，耿连发“窝着头算算，还是比种地强，现在谷贱伤农，一斤麦子比不上一根糖葫芦值钱”。他很快修复了自己遭受打击的梦想：“扣就扣吧，馍馍吃不了还在笼里呢，攒着也好。”
在钢筋水泥林立的工地上，耿连发一如既往地苦干着，满足于每月把160块钱的工资一分不少地寄回家中。每天晚上收工后，靠捡易拉罐矿泉水瓶子换来的钱，维持着自己日常的零用开销，维持着自己梦想的美好。到天安门广场看“香港回归倒计时”，在元旦之夜夹杂在高贵的人流中，去王府井看圣诞老人，而且自认“过了一把瘾”。并且煞有介事，不无戏谑地告诉妻子：“北京伏天晚上，没咱南阳热，就是蚊子毒，个儿大，跟北京人似的，吃得胖乎乎的。”
因为“馍馍吃不了还在笼里呢”，耿连发把一年进京打工的收获全部寄托在了年底，等拿到工资后，“正儿八经体体体面面地逛趟王府井百货大楼，逛趟东安市场，逛趟瑞蚨祥，给爹买件皮马甲，带里的，绸子里子；给媳妇买条丝头巾，大红的，红旗一样红；给儿子买个小书包，卡通画的，上面印着米老鼠。还要去同仁堂老字号药店，给爹买几盒治哮喘的祖传秘方中成丸。”
然而耿连发心中筹划的美好，很快就如肥皂泡一样再一次破灭了，他不仅分文没拿到被扣压的工资，而且还被打折了腿，坐进了“阴暗、潮湿、腥臭、冷峻”的牢房。在“年是鸟雀归林、落叶归根的期望，是儿行千里也吊在爹娘心钩上那根丝丝线线的缠绕”的除夕之夜，五痨七伤的父亲等来的不是耿连发回家团圆过年，而是“蹲了大牢”的噩报。在万家鞭炮声中，一生无能的父亲撒手归天，他至死都不明白儿子：“警察是咱百姓敢打的么？天底下只有警察打百姓，哪有百姓敢打警察！”
尽管“打小就是孩子头”，“从十岁就扛起艰辛，扛起欺凌，扛起世事炎凉，扛起风霜雨雪的耿连发”，“已经呼吸了10个月的北京空气，喝了10个月北京的自来水，看着美人，免不了异想天开，看着赖人，他也不会像刚来北京时那么缩头缩脑的土老帽了”，但在“璀璨的华灯和梦幻的霓虹灯”下的北京，在留过洋的女老板眼里依然是一个乡巴佬，一个土鳖。面对“侮辱人格的骂人”，“盛气凌人霸气十足的骂人”，面对“伸手就敢给男人耳刮子的刁毒凶蛮”，他抗争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残酷：“腿被不明不白踢折了，就跟娘不明不白死了一样，没有害主。”能够腿被踢折后住进医院，能够蹲了几十天牢出来，还是公安“出于人道主义把他送进医院的”，还是“公安们宽宥了他，念他没有前科，念他犯法事出有因”。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有钱人欠了穷人的钱，不但不给，还要叫穷人过不了年！”如果小说就此于之，那无疑是失败的，至少耿连发是失败的。可贵的是，作者没有让耿连发倒下，耿连发自己也没有倒下，腿上带着“两条三寸长的紫红伤痕”，又顽强地站了起来。在他梦想不灭的北京，在一所医院的住院部当了一名清洁工，“顺便还做些搬运尸体的工作，弄点外快”。
耿连发不愧是诸葛孔明的后代，他凭着自己的朴实、坚韧、智慧与吃苦耐劳，终于在医院里站住了脚。在2003年那场ＳＡＲＳ灾难中，“做了四年清洁工的耿连发”，主动报名当了ＳＡＲＳ病房的陪侍人，每天出入于ＳＡＲＳ病房隔离区，和死神整整打了半年交道。“从此他不再做清洁工，他开始做护理，代理病人家属陪侍病人，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耿连发赢得了医护人员和病人们前所未有的尊重，所有的护工都叫他发哥，所有的护士都称呼他耿工，在医院每一层病房的走廊里，都可以看到一张或几张招贴：“聘请护工，联系电话：130×××××699；联系人：耿工。”“是医院唯一特批特许的。”
医护人员和病人们的尊重，使耿连发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找回了坚忍不拔的自信。曾奄奄一息的梦想，像康复后的病人，重新变得容光焕发。他把媳妇红莲也接到北京来一块赚钱。住在7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他们满足、自得其乐，但很清楚“北京不是他们的根，他们迟早要落叶归根，他们只希望拼命赚钱，把孩子养大，让孩子也能跟人家北京的孩子一样，将来上大学”。“他们近期的目标，是由地下转到地上；长远的目标，是在家乡盖座小二楼，将来颐养天年。”
从卖“一斤麦子比不上一根糖葫芦值钱”，到“俺现在，每月起码一千八，俺媳妇四百，俺每月收入两千二”，耿连发可谓发达了。发达了的耿连发，仍保持着一个农民朴实、善良、宽厚的本性，见17病房的云大姐给母亲治病的医药费发生困难时，就把每天200块钱陪侍费的好差事，不顾喜贵等老乡的情面，当仁不让地留给了云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