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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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些娱乐的年龄之前，就被湮没在了每一种可以想像到的享乐和钱能买来的经历里。婴儿潮一代父母的这些被宠坏了的儿女们，不大可能承担起为实现真正美国梦所必须肩负的个人责任。信念，训练，勤奋工作，自力更生和自我牺牲——人们通常几乎都不会再用这些词语来描述当代美国中产阶级青少年。“去过那儿，做过那事儿”，这种话我们常在孩子们嘴里听到。在这些青少年成年以前，他们就去过了所有地方，做过了所有事情，见识过了一切，也拥有了一切。他们几无期盼，几无抱负。甚至在他们有机会梦想之前，他们的梦想就已经实现。对这些年轻的美国人来说，生命里最困难的使命就是“动机”本身了。
《欧洲梦》 第一部分不劳而获（3）
无怪乎酗酒、吸毒和赌博皆呈上升之势。当未来不再是工作的目标或有待实现的内容，而只是某些已然经历过、抛在身后之物时，那么唯有凭瞬间的快感才能摆脱无聊、打发时日。
某些美国社会观察家指出，美国梦不再广泛通行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对孩子吹捧得太多，让他们的自我意识膨胀，结果使他们相信，由于他们的诸多特殊禀赋，他们注定将会成功。一位教育者曾经这样说道：“今天的孩子们只要有本色表现就能得A。”不久前我曾经教过一班年轻的商业领导人，一半来自欧洲，另一半来自美国。欧洲人说，令他们困惑的是，不论他们何时参加有美国生意人作报告的商务会议，在场的美国听众都会热烈祝贺发言者做了精彩的演讲，而实际上他或她只不过就某个不怎么有趣的话题作了一番相当平庸的讲话而已。欧洲人抱怨说，由于美国人不断彼此过度吹捧，作报告的门槛日益降低，优秀的尺度日益被降低。说到底，如果一个人总是被告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观察敏锐、构思巧妙、深思熟虑、表现出色的，那为什么还要更用功呢？
命定成功感和过度吹捧并肩而行。如果有人不断被告知自己是多么地了不起，此人就会逐渐相信这种说法，并开始期待所有好东西都落到自己头上。在这些年轻人看来，美国梦不再被看做某种追求，而更像是某种权利。
对于当下满足的欲望，倘若和过度吹捧及命定成功感相结合，则可能创造出某种不稳定的情绪混合物。自恋型人格通常难以驾驭生活中常有的挫折感，而更倾向于做出反社会行为，甚至包括使用暴力来获得他们认为是自己分内的、有权获得的东西。
追求美国梦原本是高尚的事业，这在新一代人手里是否已经变成了黑暗的不祥之兆呢？1992 年至2000 年间，有机构对加拿大和美国公民所持观点和价值观进行了八年的追踪调查，它提供了某些洞见。加拿大和美国人被问道，他们“同意或不同意”当一个人受到极端的压力或挫折时，稍许使用一些暴力可以带来宽慰，而且“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1992 年，14％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同意稍许暴力不算什么＇61＇。1996 年，相信稍许暴力是正当的加拿大人比例下降到10％，而美国人却跃进到27％＇62＇。2000 年，加拿大人的比例略有上升，回归到14％，而美国人相信稍许暴力不算什么的猛涨到31％，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公众做出了这样的回答＇63＇。
更令人不安的是，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都被问道：“使用暴力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这种做法是否可以接受？”1992 年，9％的加拿大人和仅10％的美国人回答道，使用暴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可接受的＇64＇。然而，1996 年，18％的美国人觉得使用暴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完全可行，而持同样想法的加拿大人还是只有9％＇65＇。2000 年，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之间的裂隙更加扩大。12％的加拿大人认为为了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暴力是正当的；而持同样想法的美国人则达到24％＇66＇。也就是说，每四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相信使用暴力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是可以接受的。“环境学”（Environics）调查组织的领导人麦克尔·亚当斯（Michael Adams）就此得出结论：“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美国梦，美国人比加拿大人更愿意采取当下措施”，倘若必需的话，也包括暴力行为＇67＇。
《欧洲梦》 第一部分美国人的公益心（1）
美国人的公益心
稍等！情况有那么糟吗？的确，美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热衷于发财。不错，我们很可能也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更自私自利、过度放纵。可是美国性格的另一面如何呢？那就是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931 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在年轻的美利坚身上发现的那富有魅力的民间的一面。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人倾向于自愿结社以发展公民福利，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欧洲还几乎阙如。他写道：
美国人，不论年龄、地位、秉性，都永远在组织各种协会。除了所有人都参加的商业和工业协会，还有上千种其他类型的协会——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用的，极广泛的，极狭窄的，无穷大的，无穷小的。美国人团结起来举办庆典，设立学院，建筑教堂，分发书籍，以及把传教士送到地球的另一边去。医院、监狱、学校都是用这种方式创办的。在我看来，美国最值得瞩目的就是这些思想和道德的协会了。＇68＇
尽管美国人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个人主义的民族，我们却将相当多的个人时间用来服务于我们所属的共同体。兄弟会，青年俱乐部，街区和市民协会，艺术和教育团体，体育和娱乐活动，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类似做法，长期以来已经构成了美国生活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向来为自己是一个志愿热心公益的民族而自豪。难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同时，还能够这般具备群体意识吗？
尽管这似乎有些矛盾：美国人热心公益的倾向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对个人自由牢不可破的信念。美国人向来对于把过多的权力让渡给政府充满疑虑。在我们看来，自由意味着积累个人财富以及独立自主的能力。长期以来，我们把政府的角色定位为是私人财产权的保障者，而避免如下观念，即它应该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提供普遍福利，或为我们中的背运者重新分配财富（关于这一点，第二章将有更详细的讨论）。所以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宁肯保持低税率，并限制政府在社团里的参与度，以求使个人财产积累达到最优化，并保障个人对自己的财产分配享有更大的控制权。因此，帮助有需要的人就成了个人的选择。
约翰斯·霍普金斯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民间组织研究项目的主任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注意到，美国独特的民间组织传统来自于我们的个人主义历史。他指出： “强烈个人主义化的文化思潮……产生了对集权根深蒂固的敌意。”结果是，美国人“不愿意过多地依赖政府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将此类重大问题留给个人的自愿努力来应对”＇69＇。这就是为什么，半数美国大学和医院、三分之二的社会服务组织，都是非赢利性部门而非政府公共部门。欧洲在这一点上与美国大相径庭＇70＇。
美国人强烈的宗教根底是民间组织繁荣的另一原因。美国许多非赢利性的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机构都是作为宗教机构的延伸部门而被创立的。例如，很早以前美国人就选择以非赢利性部门的方式创立医院，而不是依靠政府为公民提供医疗保障。如今，非赢利性部门46％的雇佣岗位都集中在医护领域＇71＇。
美国人出于对单一国家宗教的忧虑——单一国家宗教在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中普遍存在，决定将教会和国家分离开来，允许各种宗教派别繁荣发展。与此同时，他们又在百务之中创办了自己的学院和大学，在一般教育之外另行提供宗教指导。
《欧洲梦》 第一部分美国人的公益心（2）
当我们把美国非赢利性部门层层抽丝剥笋后，赫然显现出来的便是民间组织里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教性社团，这与欧洲国家形成了对比。美国的宗教组织构成了非赢利性雇佣总数的11％，以及志愿者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一；而在欧洲国家，宗教组织雇佣数仅占非赢利性有偿雇佣总数的3。5％，宗教性志愿者工作仅占全部志愿者工作的11％＇72＇。
应当承认，宗教团体志愿者活动中相当部分是配合某些社会工作的，如给穷人食物，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对需要救治者进行力所能及的医护服务。但是，大部分的志愿者工作时间依然是用在了牧师工作或其他与巩固宗教组织自身相关的活动中。
许多非赢利性事业的拥护者们说，民间组织比政府部门更能胜任为需要救助者提供社会服务的工作，因为他们身处所服务的社区之中，因此更了解也有更强烈的动机来帮助他们的邻居。确实如此。问题是，倘若政府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正如在欧洲一样——那么它为需要者和穷人所提供的帮助将是美国志愿性非赢利性部门所不可比拟的。并且，尽管美国民间提供社会服务的努力博得了不绝于耳的赞美声，但事实仍然是：美国的非赢利性社会服务部门有偿雇佣数在22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排名靠后。同时，平均算来，在22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非赢利性部门四分之一的有偿雇佣是用在社会服务方面，但在美国，所有有偿的非赢利性工作只有13。5％用在社会服务方面＇73＇。
这些都并非为了否定美国的民间组织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美国人公益心背后的动力，追根溯源却在于美国性格中的个人主义和宗教。对比之下，在欧洲的多数国家，民间组织就其倾向而言要世俗化得多，并与基督教个人行善的观念联系不大，而更多与一种社会主义观念相联系，即对共同体福利的集体责任感。
此外，美国许多非赢利性组织传统上乃是作为商业部门的社会支持者而存在的。像基瓦尼俱乐部（Kiwanis Club）、鲁里坦俱乐部（Ruritan）这样的成人组织，以及青年成就组织（Junior Achievement）、四健会（4…H）这样的青少年组织，本来都附属于商业机构，尽管严格说来它们也属于非赢利性志愿者组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注意到美国参加非赢利性部门的志愿者人数正在逐渐甚至加速减少。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他的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里，对民间组织的衰落发表了有争议性的见解。他将美国人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减少归结为许多原因。普特南认为，大约10％的志愿者活动减少可以归结为时间和金钱的压力，尤其是在双职工家庭。另外10％的减少，普特南认为源于郊区化和城市扩散，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时间增加，这使得可供人们下班后从事非赢利性活动的时间减少了。然而，普特南认为减少的第三个原因是日益个人化的休闲娱乐方式，尤其是用于看电视的时间。他估计大概25％以上的公益活动参加率减少可以同各类电子娱乐手段联系在一起。最后，普特南提出半数的减少只不过是世代嬗替的结果；对把时间奉献给他人、推进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