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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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疑犯，很可能要为厚颜无耻地屠杀3000人而负责，却将受到欧洲国家的法律保护，这就令白宫、美国国务院官员和许多美国人都盛怒不已。　　　　
　　　　哪怕一个人对他的人类同胞犯下了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包括种族屠杀，用欧盟官方的话来说，他或她依然享有“内在的、不可剥夺的尊严”＇5＇。欧盟认为，死刑是“对人类尊严的否定，而欧盟作为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联盟，后者乃是它的共同遗产的根本基础”＇6＇。这就意味着，如果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纳粹灭绝犹太人和其他种族计划的设计师——今天在欧洲接受审判并被发现有罪，他将被免除死刑（1961年艾希曼以反人类罪接受了以色列法庭的审判，被认为有罪，并在1962年施以绞刑）。　　　　
　　　　尽管许多美国人反对死刑，并同样赞成它在欧洲的废除，但大多数美国人——三分之二——并不如此，并很可能提出，杀人如麻者已经丧失了他或她被看做人类一员的权利＇7＇。


《欧洲梦》　第二部分褫夺生命（2）

　　　　欧洲人认为他们对待死刑的立场处在他们新梦想的核心，并希望说服整个世界他们事业的正确性。下面是欧盟在一份官方备忘录里对死刑的看法：　　　　
　　　　多年以前，欧洲国家在实践和法律中做出了一项的抉择，为了人性，废除死刑，因而培养对人类尊严的尊重。这是一项欧盟希望与各国分享的终极原则，正如它分享其他共同价值观和原则，如自由、民主、法制和捍卫人权。如果它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那么欧盟和那些国家都将进一步推进人性的事业＇8＇。　　　　
　　　　欧盟备忘录继续说道，它“邀请美利坚合众国同样地拥抱这项事业”＇9＇。　　　　
　　　　这背后的吊诡之处在于，欧盟的绝大多数人民都早就摒弃了任何虔诚的基督教联系，但就每个人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而言，它却似乎是从基督教教义停步之处接续前行。　　　　
　　　　许多欧洲人大概会不愿意承认他们借鉴了基督教，但事实是，对死刑的反对根源来自《新约》教义。在基督的登山宝训里，他对信徒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10＇　　　　
　　　　基督甚至进一步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11＇　　　　
　　　　不妨把欧洲人对死刑的反对与美国人的观点相对照。在这个自认为全世界最虔诚的基督教国家，多数美国人都偏好《旧约》对死刑的态度。37％支持死刑的人说，他们这样做是基于《旧约》的格言：“以眼还眼。”＇12＇　　　　
　　　　尽管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向上帝祈求原谅那些刽子手，“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美国人却远没有这么容易宽恕。美国人对犯罪的态度本质上要更加具有报复性。调查表明，许多美国人相信判处死刑的人罪有应得。包括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Nisbett）和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德夫·科恩（DovCohen）在内的某些美国心理的观察者相信，美国人的报复倾向至少部分来自在边疆保护财产的需要，那时候财产权利还不大受保护＇13＇。每个美国年轻人都是看着好莱坞西部片长大的，片中常有这样的故事：偷牛贼受到县治安官的民防团和义务警员的追捕，最后被吊死在最近的树上。


《欧洲梦》　第二部分褫夺生命（3）

　　　　相反，欧洲人发自内心地反对报复观念。欧盟解释道：“死刑不应当被看做是一种恰当的方式，用以补偿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因为这种观点将把司法系统变成一种纯粹工具，用于不合理的私人报复。”＇14＇　　　　
　　　　基督教义的核心是对救赎的信仰——哪怕是最为罪孽深重的罪人也能获救。欧盟接受了这项最基本的基督教信仰，支持改过自新。欧盟宣布，“继续死刑将不符合所有欧盟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所实行的改过自新的哲学，据此，惩罚的刑狱学目的之一就是让违法者改过自新或重新融入社会。”＇15＇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应该指出，改过自新依然是美国刑罚系统所宣称的目标之一，并且很多美国人都支持这项前提。但调查表明，许多其他的美国人正开始背离这项原则，对刑事司法系统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观点正趋于强硬。考虑到对于人们如何定义他们自己以及所遵循的道德规范而言，“改造还是报复”的这个问题是多么地根本，他们的态度在几十年内的这种转变是令人震惊的。当欧洲——工业化世界的其余地区亦有潜在可能——已经在过去的30年间废除了死刑之后，美国正逆向而行。38个州如今允许死刑，而在过去29年间，800余人被处死。85％以上的行刑仅仅发生在过去的10年间＇16＇。　　　　
　　　　美国人对死刑的支持不仅反映了我们的边疆传统，即迅速、决绝的《旧约》式正义，同时也反映了美国人的末日论观点，认为世界分裂为善恶两股势力。善将最终获胜，但前提是必须受到国家正义力量的支持。尽管欧洲人也认识到世界上有些坏蛋，国家的力量有时候必须用来保障全体的安全和福利，但他们的起点却是这样一个前提，即国家力量的运用必须不得已而为之，并且只有在最反常的环境下才能够考虑。　　　　
　　　　必须承认的是，并非所有欧洲人都反对死刑。某些国家里，有相当可观的人对此问题所持的看法和多数美国人相同。但是政治精英、舆论领导者，还有职业阶层和中产阶级，早就已经使天平向废除国家批准的死刑方向倾斜。　　　　
　　　　因此，美国人指责欧洲人娇纵罪犯，或者更糟，姑息罪恶行径。欧洲人则指责美国无情、野蛮，批准国家执行死刑。所有这些激烈争论背后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差异，即两个超级强权对他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拥抱怎样的未来的不同视角。　　　　
　　　　欧洲对废除死刑的热情与它普遍人权的梦想不可分割。如果启蒙主义旧梦关注的是建立开化的举止规范，那么新的世界主义梦想关注的则是建立行为的移情准则。如果欧洲人接受了国家有正当权利褫夺任何人类生命的看法，这就将损害超越国家特权的普遍人权观念本身。　　　　
　　　　然而，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它必须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日常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世界，以及梦想中即将来临的更美好的世界。保持它对未来的承诺，又能看到现实所提出的真正威胁，这是一项艰巨的使命。对欧盟来说，这项挑战最难以应对之处，是当涉及构思一个外交政策计划之时，欧洲人怎样才能调整他们的立场，达到既不褫夺罪犯的生命，又能对敌人发动战争呢？


《欧洲梦》　第二部分自行其是（1）

　　　　自行其是　　　　
　　　　布什政府对欧洲“可感知的和平主义”的回应是“趋于现实”。在一个多数人民相信“以眼还眼”的国家，毫不奇怪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乃是基于对付敌手的不同标准。美国的态度是旧式父权制和铁拳正义的结合：报答我们的朋友，惩罚我们的敌人。　　　　
　　　　为了真正懂得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欧洲人必须理解美国人对自主近乎执著的迷恋。对我们这个长期为两大洋所包围的国家来说，自由就意味着在一个充满敌意、无法预料的世界里自主。从年轻的共和国最早的岁月开始，美国对外和安全政策的主题就一直是不依赖或不受惠于他人，自我依靠。　　　　
　　　　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是在美洲实行扩张主义，在世界实行孤立主义。美国甚至直到1917年才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即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距离战火平息仅一年时间。相似的是，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后两年才加入盟军，并且还仅仅是在日本人偷袭我们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舰队和航空机群后。　　　　
　　　　二战以前，多数国家都同意霍布斯的理论，即人类行为本质上是侵略性、攫取性的，因此倘若它不受拘束，将会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能够对人民施加单独统一的意志，才能够抑制暴力、保障物质进步。同样的行为也存在于国家之间。因此，保持和平的唯一方式就是，或者以帝国或合纵的形式，某个国家获得霸权，把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或者在排除这种可能的情况下，相对均势的国家联合起来，建立联盟，保持势力均衡，防止任何国家支配他国。过去300年的历史充斥着一个强国获得霸权、支配他国的努力——西班牙帝国、奥匈帝国、波旁和拿破仑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还有苏联，这些都涌入脑海。所有这些努力都毫无例外地导致其他国家以联盟的形式进行对抗，挑战霸权。我们曾经在第七章简单讨论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协议剥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后来，在拿破仑战败后，维也纳会议也推行了类似的势力均衡。　　　　
　　　　有关对外关系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给霍布斯式场景提供了某种替代品。它来自启蒙主义思想，即最能提升物质私利的是开放的市场和贸易的自由化，包括国内和国外。自由主义理论家不同意霍布斯“战争乃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的思想。他们宁可认为理性的私利乃是首要原动力，而经济效率是人类行为的推动力量。他们的想法结合了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观念以及对代议制民主的资产阶级信念。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市场看做是事物的自然秩序，相信，倘若它不受阻碍、得以繁荣，它就将阻止各国陷入噩梦式的霍布斯世界。英国人首先把自由主义理论运用于外交政策。以“自由贸易”的名义，英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世界霸主，但这只激起了其他国家的怒火，特别是德国，它决心不在世界舞台上被边缘化。　　　　
　　　　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作为世界超级强国出现。没有哪方能够把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成为霸主。然而，双方都意识到，它们的命运在于动员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站到它们的旗帜下。尽管双方都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寻觅盟友，但它们首要的势力斗争还是在欧洲打响。苏联凭借武力向中欧和东欧施加它的意志。相反，美国却依靠推进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教义，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提案来复活西欧经济，企图建立充满活力的大西洋伙伴关系，达到既能够阻止苏联推进，又能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的目的（我们曾在第十一章里讨论了各种制度化的提案，包括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北约的建立，等等）。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美国政府加重了它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承诺。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总统都推动了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其长远的希望是建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由美国的经济强势所主导。　　　　
　　　　随着2000年乔治·W·布什总统的上台，美国对以联盟为基础的多边外交政策的承诺发生了急剧转变。保守主义政客和极右翼理论家业已作了多年准备，为此打下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许多前里根政府的人士开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