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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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的代步工具。近一万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有赖于人力、畜力、风力和洋流来推动前进；如今，蒸汽力量提供了驯化地球能源的质的飞跃。长距离旅行的时间缩短，人类交流——既具社会性质也具有商业性质——也加快了。仅数百年前，一个隔绝在乡村或城墙环绕的小镇里的普通人，毕其一生能够接触的不过数百人。1863　年，伦敦——自罗马衰亡以来首个人口达到100万以上的城市——能够夸耀它一天可来回传递数通书简。大清早寄给伦敦另一个地址的信不但可以收到回复，并且回复抵达的时间还能允许第一个写信人在一天结束前再寄出一封回信＇10＇。　　　　
　　　　更快、更廉价、更安全的旅行方式——蒸汽轮船和火车——比人类社会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拓展了人类的空间视野。1830　年，一个移民可以搭乘蒸汽轮船从欧洲出发去美国，而只需为旅程支付区区两英镑而已＇11＇。长距离旅行过去曾如此危险，以至于“旅行”（travel）一词的词根就是“苦役”（travail）。到了19世纪，旅行成为一种典型的娱乐形式。一个富于进取的英国人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开始用火车、随后用轮船来把人们带往引人入胜的去处。他把自己的冒险称作“游览”。　　　　
　　　　现代早期时空的重组给中世纪欧洲的制度带来灾难。教会、封建经济和尚武的王国被证明太狭隘、太缓慢，无法适应正重塑着欧洲生活的巨大时空变化；它们逐渐为三种新体制所取代——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在完全不同的时空框架里，新体制远更具备组织人类生活的能力。　　　　
　　　　相似的是，今天，理解和组织自然的新方式正动摇着正统科学的根基。同样，组织商业和贸易的新网络模式也正挑战着市场经济。与此同时，民族国家正不断让位于地区和全球的统治形式，后者更能融合新的技术现实和人类意识的变更，这些乃是全球化时代的标志。　　　　
　　　　为了充分理解欧洲正在展开的现行试验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后退一步，重新观看上一次空间和时间意识的伟大变革发生之际，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是如何、为什么在欧洲出现的。藉此，我们就能理解新欧洲手中握着多么艰巨的任务，值此之际，它正为了新时代而独立创造自身。


《欧洲梦》　第一部分殖民自然（1）

　　　　殖民自然　　　　
　　　　现代早期，欧洲人组织他们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方式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催生了如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科学。　　　　
　　　　首先，自然世界被非神秘化，或者说非神圣化了，这要看你信奉理性主义还是属于浪漫主义思想流派。作为独立的现实、原始王国或堕落的伊甸园的自然观念本身让位于更加现代的功利主义自然观，即它是一座装满原材料的仓库，等待着被科学开发并在市场里投入使用。　　　　
　　　　有趣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成为帮助把上帝从他的俗世王国里驱逐出门的不自觉的代理人，而这样做只是为了给新的监督者——科学人——腾出地方。多纳泰罗，乌切罗和法兰契斯卡丝＇12＇毫不知，那项叫做“透视法”的变革性的新发明将逐渐帮助推翻教会千年来的统治。　　　　
　　　　我们的故事从中世纪欧洲的大教堂开始。当拜访欧洲的这些宏伟礼拜堂时，美国游客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管距离多远，都不可能给这堂皇建筑拍一张像样的照片。多数欧洲大教堂都坐落在旧城中心，被一环又一环以同心圆向外推延的建筑所包围。有时在主柱廊前会有一个广场，就像在巴黎圣母院和米兰大教堂前一样。但是，多数情况下，教堂都被“深埋”在人类的环绕物里。它们的用意在于成为一块磁石，吸引周边所有人来到身边。它们有意身处社区最中央——这强有力地提醒起，往昔，生命曾生活在相互交织的关系之茧中，教会便是共同体的灵魂。　　　　
　　　　我们美国人喜欢欣赏风景，尤其是居高临下地俯瞰。如果我们负担得起，我们将欣然选择安居在山顶，连最近的邻居都相距甚遥，这将时刻提醒起我们的独立自主。我们的排他感令我们感觉安全、自由。但欧洲却大相径庭。一切物体都营建在一切其他物体之上。旧城区——甚至新城区——紧紧地纽结在一起，邻里之间距离极短。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口密度过大和土地稀缺。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可追溯到人们生活在雉堞环卫的城市或封建领地上的时期的先例。城墙和采邑之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风险的世界。在北欧和中欧的部分地区，直到中世纪晚期，开垦的田地和牧场外都紧邻着浓密的森林。　　　　
　　　　旧欧洲的建筑就反映出先前时代的欧洲人看待空间和自身安全的极其不同的方式。中世纪的安全观是垂直方向的。人们仰望天穹，希望得到永恒拯救的保障；他们俯视脚下祖祖辈辈的土地，安全就存在于他们珍视的传统以及共同体的联系之中。　　　　
　　　　在中世纪欧洲，人们从属于土地，而非相反。人们生来就在生活里占有一个位置，并被期待着完成集体义务的繁冗要求，这些要求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地位携手同行。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出更宏大的戏剧的组成部分。空间被视为一座巨大的梯子，存在之链从地球上最低等的生物一直延伸到高高在上的上帝。每个生灵都被指派在生命之梯上的一极，并被期待着服务于更高等的生灵，同时规定着那些更低等的。这是一个地位和成员资格由遗传所决定的共同体。　　　　
　　　　仔细观察欧洲教堂墙壁上装饰的某些美丽绘画和壁毯，你就会注意到所有生命形式——动物和人类——都在水平层面上向上攀升，正如它们所描绘的巨大生命之梯一样。其中缺乏透视感。这并非因为当时的艺术家不能够表现透视。毋宁说，透视根本不构成时人意识的一部分。在一个安全存在于紧密相联的垂直平面之中的世界里，很少会有人思考透视法。　　　　
　　　　文艺复兴早期艺术里透视法的肇端标志出人类空间观的革命。“人类的”凝视目光第一次从头顶的“天堂”转向外在的“风景”。透视法破天荒地将个人摆放在了他的世界的中心。我们从注视者的眼睛来看这幅图画。我们用人类的眼睛、而非上帝的慈悲来看待外部世界。视野里的一切都成为人类瞩目的对象。透视法将人类领入主体…客体关系的崭新空间王国。这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后来所描述的“世界的祛魅”之滥觞。　　　　
　　　　关键在于，欧洲的大教堂就不是为了从远处看而建造的。“将它们置于景深中”这一举动本身就将减损它们的权威，降低它们的地位，使它们沦为人类阐释的对象。毋宁说，大教堂的设计理念是为了令每个人从步入其中的那一刻起便凝目注视上方，这正是当每个参观者进入这些堂皇庙宇之一时所发生的情况。　　　　
　　　　想像一下透视法带给意识的变化吧。对早期基督徒来说，世界被看做不过是短暂的舞台，一个为了在即将来临的世界里得到永恒、持久的拯救而进行预备的处所。有价值的只是信仰者的共同体，他们紧紧地簇拥在一起——正如多数中世纪绘画所描绘的那样——等待着救世主基督的凯旋。透视法重塑了人类看待此时此地的水平世界的意识，重设了每个人类的地位，逐渐使他或她成为自己尘世疆域的主宰。


《欧洲梦》　第一部分殖民自然（2）

　　　　透视法从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的画布移居到前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写字台，成为用“人类的模式”（man’s　image）来重塑自然世界的主要概念工具。17世纪初，现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完成了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新工具》（The　Novum　Organum）和《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透视法的观念显然包纳在了他对空间关系及人类在地球上的角色的反思里。　　　　
　　　　培根对重视思索万物本原的古希腊科学尤为苛刻。他写道，古希腊人从来没有“为了救济、改善人类状况而进行过任何一项试验”＇13＇。培根对沉思自然的兴趣远不如对驯服自然的兴趣来得大。他偏爱事物的方法胜于事物的本原。在他的杰作《新工具》里，他概述了一种组织自然世界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纲要，他称此为科学的方法。这种新工具从艺术家们的透视法概念里借得了关键的洞识。他的方法乃是基于如下观念，即区分观察者和被观察物，事实上创造了一个价值中立的平台，以求发展他所谓的“客观知识”。科学的方法正如艺术里的透视法一样，把人类放在了宇宙的中心，将他视野里的一切都转化成人类征用的对象。倘若说艺术家在画布上窃取了自然的相似物，那么科学家在实验台上的工作也正相类似。自然不再是令人敬畏的王国，而沦为等待着按照人类的模式进行改造的资源。培根宣称，有了客观知识的武装，就有可能“拓展人类帝国的疆域，以影响一切可能的事物”＇14＇。　　　　
　　　　古人将知识看做是向神圣敞开的窗口，而培根却将它看做对自然万物施展力量的方式。借助科学手段，自然能够“被迫离开她自然的状态，被挤压，被铸型”＇15＇。培根在他所有的著作里都强调有必要对自然发动一场不遗余力的攻击。他夸耀，有了科学的方法，我们就“有力量攻克、征服”自然，“从根底上动摇她”。培根说，新科学的目的在于“建立和扩展人类对宇宙的统治力量”＇16＇。　　　　
　　　　培根提供了组织自然的方法，而伟大的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却提供了将自然转变为资源的概念形式。他在数学的普遍规律里找到了自以为能够揭开并操纵自然秘密的“罗塞塔石碑”＇17＇。他写道：　　　　
　　　　谁要是更细心地加以研究，他就会发现，只有其中可以觉察出某种秩序和度量的事物，就必然涉及马特席斯＇18＇，而且这种度量，无论在数字中、图形中、星体中、声音中，还是在随便什么对象中去寻找，都应该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说，应该存在着某种普遍科学，可以解释关于秩序和度量所想知道的一切，它同任何具体题材没有牵涉，可以不采用借来的名称，而采用已经古老的约定俗成的名字，叫做Universal　mathematics，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其他科学之所以也被称为数学组成部分的一切。＇19＇　　　　
　　　　笛卡尔剥夺了自然的主体性和生动性，代之以理性的、可计算的范畴。“坦率地说，我甚至深信：该学科优越于前人遗留给我们的任何其他知识，既然它是一切学科的源泉。”＇20＇　　　　
　　　　自然以数学度量的形式被理性化，这使它进一步被看做一种资源。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用他对自然之价值的观点拧紧了最后一颗螺丝钉。洛克认为，有关自然内在价值的任何问题，不客气地说，都是哗众取宠。洛克论辩道：“整个抛给自然的土地被叫做——实际上也是——荒地。”＇21＇洛克主张，原始自然除了被人类使用来改善它们的命运外，别无其他目的。他写道：　　　　
　　　　不管是谁，只要思考一下这样两亩土地的区别：其一种植着烟草或甘蔗，播撒下小麦或大麦，而同样的另一亩地却不属于任何人，也没有经过任何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