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画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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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荣誉市民”称号。而此时已经有几名签名者被捕。 法国当局趁波伏娃和萨特在国外访问无法归来，对让松进行了审判，萨特特地写了一份支持被告让松的证词交给朗兹曼，让他在法庭上朗读。法国当局又气又恼，他们指责萨特的行为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是对法国政府的挑衅。与此同时，当局加紧了对“121宣言”签名者的迫害活动，宣称萨特等人将被监禁5年，不久，一些人就被捕了。当时，波伏娃与萨特还在里约热内卢，那里的报纸上也竟赫然写着：“萨特回到巴黎就会被捕。”在政府的组织与鼓动下，巴黎5000名退役老兵上街游行，他们高喊：“枪毙萨特！” 萨特并不惧怕被捕，但是朗兹曼考虑到国内的局势，劝说波伏娃和萨特暂时不要回巴黎。他俩同意了，离开巴西后，他们又来到了古巴，见到了卡斯特罗。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安全抵达巴黎。他们俩主动上门，坦然接受了当局的指控。不过，审讯的日期却一推再推，最后当局宣布取消指控。因为波伏娃和萨特在国际国内的声望实在太高了，法国政府害怕触犯众怒，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场官司很快不了了之。 明争结束了，暗斗更可怕。波伏娃和萨特因为继续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监视和袭击，法国当局是铁了心地要致他俩于死地。1962年1月的一天，半夜两点，波伏娃和萨特的公寓被炸弹击中了，三天后，萨特母亲的公寓又被轰炸了。所幸这两次都没有什么人员伤亡。波伏娃还经常接到恐吓电话：“小心，今晚你将炸成碎尸。”最后波伏娃只好搬家。 阿尔及利亚终于在1962年7月5日宣布独立。在戴高乐政府就是否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在法国进行全民公决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法国人都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在7年前，当波伏娃提出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认为她“反法”。这差异是多么大，过程又是多么艰难。波伏娃对这一天的到来感到欣喜不已：“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阿尔及利亚劳工们笑逐言开。”她的心里也舒了一口气。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拒绝诺贝尔奖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来自官方的奖项。 1964年夏，瑞典皇家学院把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的自传——《词语》。这部小说是为了还债才写的。它在50年代就已完成，后来一直搁置，1961年，他开始重写自传，因为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他得写《词语》才能还上债。这部自传讲述了萨特的童年，但它不是单纯的回忆录，书中将叙述、分析、议论糅合在了一起，看似随意，其实非常精巧奇特。出版后也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获诺贝尔奖是件喜事，但是萨特决定拒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来自官方的奖项。一开始波伏娃劝说萨特接受这个奖，因为这样可以拿到一笔奖金，此时他们正缺钱花。对于萨特拒绝诺贝尔奖项一事，众人有许多猜测，有人觉得他傻，有人认为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得诺贝尔奖，萨特嫉妒，于是拒绝诺贝尔奖。其实以前萨特只因一次实在缺钱而无奈接受过一个奖项，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拒绝。 早在二战刚结束时，他们那个爱搞恶作剧的朋友佐洛想捉弄一下萨特。那时政府文化部开始了一项活动：把荣誉勋位勋章授予那些在抵抗运动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佐洛知道萨特拒绝官方授予的荣誉。佐洛暗中替萨特申请了荣誉勋位勋章。想像萨特在突然接到荣誉勋位勋章会是怎样尴尬，他就忍不住哈哈大笑。结果萨特的一个在文化部的亲戚告诉了萨特，萨特惊呆了，马上给在文化部当副部长的朋友雷蒙·阿隆打电话，让他千万不要把这个奖颁给自己。雷蒙·阿隆主管这次颁奖，他很不高兴，觉得萨特不识抬举。不过他还是同意了萨特的请求。 萨特一直对荣誉名声都很不屑，尤其是官方的荣誉充满了一种等级制度和观念，令他十分厌恶，他不喜欢诺贝尔奖将作家分成了等级。波伏娃见萨特心意已决，便也不再劝说。 主持国际审判战犯法庭 通过促进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让许多人对波伏娃和萨特的感召力影响力刮目相看。1965年2月，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左翼组织邀请萨特去美国就越战发表讲话，萨特放弃了，他很明白，这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波伏娃则说：“我彻底讨厌美国人的干涉和对越南人民自决权利的蔑视。” 越战是二战结束后最惨烈的一场战争，直到1977年方才结束，时间长达12年。美越双方都死伤无数。1967年7月，罗素基金会秘书长舍恩曼前来拜访波伏娃，他向波伏娃介绍了伯特兰·罗素勋爵以及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代表的计划。他们将效仿纽伦堡审判，成立一个罗素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为，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舍恩曼希望波伏娃与萨特成为罗素法庭审判委员会的成员。舍恩曼补充说他们不必全程参加，只要在最后审判时出席一下即可。但是波伏娃和萨特还是从始至终地参加了罗素法庭的全部活动。萨特还担任了这项活动的执行主席。全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 罗素法庭第一次听证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针对美国是否犯了国际法所定义的侵略行为以及是否对纯民用目标进行轰炸展开了陈述和讨论，最后审判委员会投票一致控诉美国的侵略行为和对无辜平民造成的伤害。当萨特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会堂里的人们都激动不已，掌声雷动，甚至有人抱头痛哭。 1967年秋，曾经担任被法军强奸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波巴查的辩护律师——女记者哈里米参加了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罗素法庭第二次听证会。她带来的证物和证人表明美国部队在越南战争中不但使用了战争法禁止的新武器，而且越南俘虏受到了美军的非人待遇。萨特作出了美国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判决。这一事件将越战期间知识分子的参与活动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空间。 60年代中后期，波伏娃和萨特都进入了晚年。他们都没有儿女，波伏娃说：“我从未产生过生儿育女的愿望，因为我知道要成为一个作家，我必须有大量的时间和自由。”后来，他们分别有一个养女，各自组成了一个家庭，倒也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日子。两个年轻女人陪伴他们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波伏娃和萨特的晚年（1）
他们分别有一个养女，各自组成了家庭。两个年轻女人陪伴他们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波伏娃的养女名叫西尔维·勒·邦。她们是在1960年认识的。那年波伏娃52岁，西尔维19岁，在巴黎高师的预备班上学。她给波伏娃写信说自己喜欢哲学，也喜欢波伏娃，希望见面。信很短很直接，波伏娃觉得西尔维有点意思。 她们见面了，西尔维是个害羞的女孩子，她老实窘迫地绞手，不时偷偷地瞟波伏娃一眼。波伏娃发现，无论是出身背景，还是思想性格，西尔维都太像年轻时候的自己了。她们都是在少女时期与父母的关系恶化。不过波伏娃的母女关系没有像西尔维那样糟糕。中学时期，西尔维的母亲为了不让她同她的一个好朋友来往，硬生生让她留了一级。和波伏娃一样，西尔维也是成绩非常优秀，门门第一。但是她之所以努力学习完全出于对父母过分管制的反抗，只有在学习中她才能找到庇护。 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波伏娃当初教书的里昂贞德中学，就连她住的旅馆也是波伏娃当年住的。33年后，会有这样一个人，重新走了一遍波伏娃曾经走过的道路，看着这个与自己如此相似的年轻女孩，波伏娃感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再次重演。 西尔维与奥尔加、旺达那些女孩不同，她理性懂事，温和善良。她不会乱发脾气，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也都是藏在心里。一次波伏娃不知因为什么事，跟西尔维开玩笑说：你简直是疯了。第二天早上她发现西尔维板着脸，戴着墨镜。原来她被这句话气得哭了一整夜，眼睛哭肿了。波伏娃大吃一惊，后来她终于知道了原因。原来，西尔维的母亲是个雄心勃勃的女人，对子女要求非常高。她让西尔维同时学很多东西，成绩稍有滑落就对她肆意打骂，骂她是疯癫、精神失常、变态、智力缺陷。她是听着母亲的骂声长大的。她不堪忍受波伏娃也重复这些，这令她难以忍受。 波伏娃回忆录第三部《时势的力量》在1962年出版后，一些过激评论让波伏娃感到难以接受。有些评论家认为，波伏娃写这本书的时候，完全不考虑作品的审美价值，只是呈现给公众一堆原始的未加处理的材料。这令波伏娃有点失望，因为她认为这本书并不是粗制滥造的。此时，西尔维对这本书客观精到的看法让波伏娃大受鼓舞。 1963年11月，波伏娃母亲去世，她十分悲痛。西尔维一直默默陪在她身边，给了波伏娃许多心灵上的慰藉，在生活上对波伏娃无微不至。思想观点上的一致也让她们变得难舍难分。波伏娃在母亲去世后写了一本怀念母亲的书《安详的辞世》。后来，波伏娃认西尔维为养女。 萨特与他养女的相识过程与波伏娃完全一样。1956年3月，19岁的阿莱特·艾卡姆给萨特来了一封信说她准备考巴黎高师，要写论文，有些地方要请教萨特。萨特对于这类的求教向来都是有求必应，他同意了，见了几次面之后，阿莱特成为了萨特的情人。 阿莱特从小受到许多磨难，脆弱敏感。她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籍犹太人，一直受到法国人的歧视。当她与萨特相识时，阿尔及利亚战争正打得激烈。阿莱特更加痛苦，她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法国人还是阿尔及利亚人。萨特很心疼她，经常劝她。他一直为排除她的自卑心理努力，但始终收效甚微。他想过和阿莱特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成为一个法国人。萨特的这一打算遭到波伏娃的强烈反对，波伏娃非常生气，她对萨特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其实萨特考虑到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太大，也觉得不合适。1965年萨特通过有关部门批准，收她为养女，她更名为阿莱特·萨特。阿莱特终于有了一个法国国籍。阿莱特成了萨特名义上的养女，实际上他们是情人。 1966年到1970年，波伏娃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写作。1966年11月，她出版了小说《好形象》，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已婚的年轻女性的视角看整个世界。她看似与人相处十分和谐，其实她活得并不自在。透过女主人公的故事，将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做了淋漓尽致的剖析。这部小说出版后非常畅销。不过也有人讽刺波伏娃说：“她从《安详的辞世》之后就没有再写过严肃作品。”并嘲讽她是一个畅销书作家，认为伽利玛出版社只是因为可怜她年纪大了，才出版她的书。不过波伏娃始终不把这种恶评放在心上，因为自从她出道以来就受尽了各式各样的恶语相加，这点话对她来说早已不算什么。 1967年，她又出版了《被毁的女人》。这本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几位40岁的女人寄来的几封信。这几封信非常相似：她们当初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