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点 作者:邓友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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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伪军把那个胖监工一枪托打倒在地，用脚乱踢。胖监工打了个滚爬起来，就往吊桥里边跑。站岗的日本兵却用枪拦住他，喊道：“混蛋，外边打去，打够了再进来。”胖监工作着揖说：“太君救命，太君救命！”说着血顺着头。脸淌下来，一会工夫右半脸就成了血葫芦。伪军士兵见日本兵不管，从后边追上来朝他背上又是一枪托。胖监工转头又往外跑。伪军紧追紧骂：“我砸死你个私孩子，砸死你个私孩子……”
加藤对片山说：“应该制止他们。”
片山说：“不要管这些臭货，狗咬狗。”
加藤把瘦监工叫过来问道：“他们为什么打架？”
瘦监工说：“他们是同村人。士兵的哥哥死了，监工在村里当维持会员，奸污了他嫂子。那时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不敢惹他。现在他当了兵，就找他报仇！”
片山说：“胖子跟他嫂子睡觉，关他什么事呢？”
智广告诉他：“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他家族的耻辱。”
片山说：“莫名其妙……”
忽然收工的钟声响了。因为两个监工都不在身旁，民夫们呼啦一声，找起工具就往吊桥上跑。日本哨兵赶紧持枪拦住，瘦监工马上离开火堆，大声喊：“别乱挤，排队，排队！”人们已经乱了，谁也不听他的喊声。哨兵急了。端起刺刀就向人群刺去。前边有人惨叫着倒下了，后边还往前涌，片山大吼一声，抡起枪就朝民夫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下去。监工也抡起棍子帮助打，人们开始惊叫着散开了。
“跪下，跪下！”片山喊道，“通通跪下，谁不跪我枪毙谁。”监工听不懂他喊什么，正想问明白。片山一把抓住监工，朝他腿弯踢了一脚，用手按了一下，把监工按得跪下来。片山喊道：“通通的，通通这样。”
人们先是迟疑，随后就三三两两跪了下去，片山抡起步枪，用枪托朝跪着的人腿部猛打着，口喊：“跪下，跪下。”一大片人，黑压压的，慢慢全跪下了。
剩智广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不由得又愤怒、又羞辱地涨红了脸，眼睛含了泪，把头扭过去。
“孩子，”加藤拍了他的肩一下说，“走吧，你走吧，我送你出去。”
智广不知怎么出的吊桥，走出一段路，他就捂着脸大哭起来了。
宋明通见智广去了好久未回，很不放心，正站在门口等他。见他泪流满面，气急败坏地跑回来，吃了一惊。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受欺侮了？”
“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老乡……”
“屋里说，屋里说。”
宋明通扶着智广进了屋，智广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宋明通伸手忙去关门。智广说：“别关，你这乡公所里不也都是中国人吗，大伙都听听，鬼子欺侮我们到了什么份上。”
“不用听，他们见的比你多！”宋明通还是关上了门。
智广说：“看着同胞受洋鬼的欺侮不害臊不痛心，这还叫中国人吗？”
宋明通说：“光痛心害臊赶不走鬼子，躲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也赶不走鬼子。”
“我受不了这个！我回去参加战斗部队。”
宋明通说：“要抗日不光得豁得出牺牲流血，也得豁得出受委屈受冤枉，你比我受的教育多，响鼓不用重锤，上级派你来执行任务是信得过你。”
宋明通掏出烟袋抽烟，不再说话。他觉得对于智广说这些也够了，果然，过了一会智广擦干了眼泪，就讪讪地问：
“邓明三啥时候领我去小围子？”
宋明通说：“现在就去。”
七
小围子接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四角四个方形碉堡，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外边看是个整体，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墙，用一个个角门通连，东院住的是“剿共班”。
“剿共班”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受了招安”的。至今保留绿林本色。有穿长袍的，有穿短打的；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头戴战斗帽；有的蹬一双长简马靴，却包个羊肚手巾；还有的穿件西装，头顶红疙瘩瓜皮帽。装备也五花八门：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单打一，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冒。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穿的也是便衣，却干净整齐。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一色的毡帽头，一色的胶皮棉靴头。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围子外吊桥边有“剿共班”的人站岗，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那里放着个石碾，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
我为兵，太糟心，
抽抽老海振精神，
烟卷洋人莫离身。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
莫叫队长闯进门，
抽老海，要小心……
沿着中间这道墙，盖了六间平房，这时太阳还没全落，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传出了话声。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再往南，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几个“剿共班”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衣眼破碎不堪的犯人来。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当中方桌上，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碗里是满登登花生油。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火头足有二寸高。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一个穿长袍满脸麻子，还有一个穿着滩羊皮袄留着八字胡，第四个就是三姑娘。里边墙角，有个瘦长脸，穿一件半旧蓝布长衫。他面前有个茶几，茶几上点了支蜡烛。他双手托着个香烟盒里的锡纸，在蜡烛上烤，嘴里叼着个用香烟盒卷成的纸筒，对准锡纸吸那上边烤出的一股白烟。这烟有股腥臭味，加上八支灯捻的烟，打牌人喷出的纸烟，屋里的气味焦臭难闻，而且什么也看不清。
三姑娘见邓明三进来，就站起身说：“您快来吧，我可当不起替身，我输了好几块了。”
八字胡说：“输多少都记在区长帐上，又不要你掏腰包，怕啥哩？”
邓明三也不推让，就在老三的椅子上坐下去。
这时一个“剿共班”的兵进来，问麻子说：“票人都带出来了，怎么审法？”
麻子一边洗牌一边说：“审黄庄那个，其余几个吊在一边看着。先灌凉水，不招出插枪的地方来就拿刀划开胸脯，用子弹拨他的助条，这个票撕了算。随后问那几个，愿意交出来还是愿意交枪款？不吐口就换个上刑，可别再撕了。都撕了找谁要钱去？”
当兵的答应着走了。八字胡说：“过年了，班长也不歇？”“剿共”班长说： “原是想弄几条枪，筹点款过个痛快年的，这十个牛子不开窍，逼得老子过年还开荤。”
这边打着牌，外边就开了锅。有骂人声，有逼问声，。有沉重的打击声，有乱踏的脚步声，有哀苦的求饶声，有凄厉的惨叫声。智广听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头发直竖。邓明三手哆嗦，八字胡出错牌，麻子一个劲抽烟，只有“剿共”班长，面不改色，谈笑风生中连连开胡。
三姑娘坐立不安地走动一会，说道：“区长，里院金队长叫我的条子。伺候饭局。不早了，我跟您请假。”
邓明三说：“你，你去吧。噢，天黑了，打着我的手电棒。”
三姑娘说：－“不用了，他们要是留我住局，我怎么送来还您哪？”
智广问：“上哪儿？”
三姑娘说：“宪兵工作队。”
八字胡问道：“宪兵工作队今晚请谁吃饭？还叫老三的条子？”
茶几旁抽老海的那人还在“行药儿”，捭着眼，晃着头说：
“跟班长一样，赶着谈生意。这边用硬的，那边用软的。这边要的是钱，那边争的是官。”
“剿共”班长问：“还是那个八路干部？”
抽老海的说：“皇军许了愿，只要这人张了嘴，金队长就提升当总队长去。”
智广一听，灵机一动，推推邓明三说：“我送三姑娘去吧，顺手就把电棒带回来。”
邓明三神不守舍地说：“好，行。”
“剿共”班长似乎这时才看见智广，问道：“这是谁？”
三姑娘说：“这是区长的侄少爷！”
八字胡说：“怪不得这么能体会区长的心思，抢着送他小婶子。”
人们一阵哄笑。智广打着电筒陪三姑娘出了门。
原来“剿共班”刑讯犯人就在院子里进行。靠南围墙东边，用两棵树横架了一根杉槁，一溜吊着四五个脱掉上衣、后背已打得皮开肉绽的人。树上挂了三四盏风灯，在吊着的犯人面前围了一群兵了在看热闹，从人缝里可以瞧见横绑在板凳上一个扒光身子的人，脑袋悬在凳头朝后昂着，发出沉闷的、牛吼似的呻吟。智广扫了一眼，赶紧扭头快走。三姑娘在后边紧跟着，颤抖着说：“这群畜生，他们就不是人养的吗！不得好死的！”
智广说：“他们得不到好报应。”
三姑娘说：“小先生，我干这下贱营生，是迫不得已，可我还有良心，也是中国人。早晨区长说的话我听见了。我敬重你。你放心，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有用我的地方尽管说。”
智广说：“多谢你，将来中国老百姓自己当了家，你也就出苦海了。你进去凡事多留心；回头我也许跟你打听点事。”
两人走到角门口，站岗的跟三姑娘调笑了两句，放她进去，拦住了智广说： “队长有话，只请三姑娘一个人，没请的挡驾。”
智广晃晃电筒说：“我把她送到就出来。”
哨兵说：“院里平正，没有亮也崴不了脚。”
三姑娘说：“任少爷就请回去吧，我眼睛好使，啥都看得清楚。”
三姑娘进去后，智广正想回去，哨兵忽然问道：“你是侄少爷，谁家的侄少爷？”
智广说：“区长是我叔。”
“真的？既这么着，他们在屋里打牌必定有好烟好茶，你给咱弄根烟抽咋样？”
智广兜里还有给片山剩下的烟，就掏出一盒说：“一根烟还值当要吗，拿去！”
站岗的接到烟，眉开眼笑，连忙站了起来说：“谢谢啦，到底是大家公子，出手就不凡。不是我没脸没皮，这么冷的天，那边还鸡毛子喊叫的，这两钟头不好熬啊！我有烟，忘带来了，又不能离岗位。”
智广问：“你干这个不少挣钱吧？”
“挣啥钱？混混饭吃，俺这队伍专办案子，不下乡扫荡，没有发洋财的机会。”
“那你图什么要干这个？”
“我在济南给买卖鬼看仓库，拿了他点东西，犯了案了，不干这个别处不敢呆。叫他抓住就没命了。”
“拿了他什么，犯这么大案？”
“不多，十来斤烟土，一箱子洋药。原先想在这混一阵，躲躲灾，弄好了也奔个官当当。”
“也快当官了吧？”
“不行，走错路了。真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