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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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大词典》出版社老领导）、冯英子（新闻界老前辈）、张林岚（《新民晚报》老前辈）。　　　　
　　　　最后，我想奉劝余秋雨先生，不要再在学术论辩以外的问题上去动什么歪脑筋了。你在6月26日的“回答”中所耍弄的极不光彩的一手，已经使你在世人面前出尽了洋相，激起了公愤。因为，事实是最雄辩的。只要读者看了我的书，什么样的谎言和巧辩，都会在无情的事实面前撞得粉碎。不信，你就沉住气慢慢地等着瞧吧！6月30日，第26期《新民周刊》以对等篇幅，转载郑清风的《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和刊发胡展奋的《再访金文明》。现将胡文照录如下：　　再访金文明　胡展奋　　　　
　　　　　本刊《‘逗咬’余秋雨》发表后，社会反应强烈，6月26日新民晚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被咬者”余秋雨的回答后，“咬者”金文明先生突然成为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人们不仅怀疑那些批评余秋雨“硬伤”的文字，自身是否有“硬伤”，而且还对金文明先生的历史———亦即当年是否参与《辞海》一书的编纂产生了怀疑：你一个自称的《辞海》编纂者竟敢“居高临下”地“咬”大师，岂不过分？　　　　
　　　　6月26日的下午风雨大作，记者冒雨出门，再次采访了金文明先生。　　　　
　　　　　　金文明交代“历史问题”　　　　
　　　　　记者：我们既然都已经看了余秋雨的六千字的长篇“回答”，不妨来个“拿大顶”式的采访，那就是从您的“历史问题”谈起。因为文章的暗示和明示，公众已不能不对您的“资质诚信”流露出一定的怀疑，比如您和《辞海》的关系、和《汉语大词典》的关系……听上去，虽然和问题的主体不太有关系，但是既然您可以“拷掠”他人，是否也允许我们对您进行一番“拷掠”？　　　　
　　　　金文明：（哈哈大笑）……我，今天笑了一整天。为什么笑？笑对方没招了，或者招老了，便“围魏救赵”，拷问我的诚信，企图以我为人的不诚信，证实我的考辨无诚信。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讼场故技耳。　　　　
　　　　《新民晚报》的这篇文字，其实来自“深圳商报”，现在的五段文字，倒有七处提到我和《辞海》的关系，看来，他是相当注重考据而且活用“死文字”的。我和《辞海》的组织关系呀，嘿嘿，就像你和《新民周刊》的关系一样，如假包换。我是当年干校出来后，正式分配到《辞海》做编辑的，请你注意，我是说“正式分配”，这就意味着我既不是“临时”的，也不是“外借”的，是正式员工，就像他当年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关系，事业单位的正式干部。　　　　
　　　　现在你来看看，我到底编没编过《辞海》———　　　　
　　　　金文明摊开的1999年版的《辞海》附页上，有着历年编纂人员名单，在1979年版编纂人员名单中，“冯英子”、“束纫秋”后面排列的就是“金文明”。同时，在1989年版编写人员名单中，我们也找到了“余秋雨”。就与《辞海》的关系而言，金文明比余秋雨早了10年。　　　　
　　　　《辞海》旁是两本《汉语大词典》：1993年版本的“主要编纂人员”一栏赫然可见“金文明”。　　　　
　　　　另一本1998年版《汉语大词典》（简编本）的“编辑委员会”一栏，主编为“罗竹风”，而“编委”则罗竹风后面就是“金文明”。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3节　余秋雨尚且要警告我

　　　　这些都是没法“变义”的“死文字”，余秋雨尚且要警告我，：“今后千万不要再在全国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那么，“大师”其余的“活用”，大家就可以想象了。事实上，我早在1980年就被任命为《汉语大词典》编委了，他说着出示了一份“红头文件”的影印件———1980年12月28日第87期《汉语大词典》工作简报国家出版局、教育部于1980年10月27日联合通知，根据汉语大词典加强编写工作的需要，决定增补委员会成员21人，他们是：副主编：陈落编委：马君骅、马锡鉴、王涛……金文明……（省略号系记者所加）“《汉语大词典》，因为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版本，由于人事纠纷，在1993年的版本上，署名时我被某位领导从‘编委’一栏拉到了‘主要编纂人员’一档，尽管不公正，却是很常见的“办公室现象”，1998年版的《汉语大词典》又恢复了我的编委署名，所谓‘宦海沉浮’，个中滋味，秋雨先生似乎也是很熟悉的吧，哈哈哈……难道据此就可以引导公众来质疑我是否“欺世盗名”，甚至可能是“匿名编委”、“外援编纂”从而就有了“无数的可能性”？可惜，我这里的“红头文件”任命书只要一件就可敌他的“无数”，真所谓一万个零抵不上一个“一”，因此报纸的大标题“《辞海》编纂者咬了余秋雨”又何错之有呢？倒是他的“反咬”仍欠火候，仍不长进，如同他的用典，常常露出麒麟皮下面的马脚来。　　　　
　　　　记者：他最后提到了罗竹风：“……听罗竹风先生多次说起过这个名字（指金文明———记者）。罗竹风先生对我说了什么，我想上海辞书出版界所有的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了。”　　　　
　　　　金文明：妙极了！他这句话说了什么呢，好像什么也没有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唯其如此才能刺激大家想象我金文明出过一件“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的事，什么事呢？他就是不说，“模模糊糊地摇头”，然后拈花而笑：千万不要想歪啦。很明显，在逼我“交代”，我就“交代”好了：我和罗竹风有过一次著作权官司，在上海辞书出版界曾经很轰动———某篇文章，我保留我的著作权，罗竹风保留他的“职务权”，结果闹到了法院，如此而已，再也没有“无数可能性”啦……死者长已矣，许多细节今天我不想多说，因为余秋雨在这里同样试图转移大家对他“硬伤”的注意力。其实，说到底，我是不是《辞海》的编纂者真那么重要吗？就算属于弱势群体，只要有理，照样可以质疑你的“硬伤”嘛，打一个比方吧，“齐人有一妻一妾”，“齐人”曾经在她们面前自称是什么“内定的太子太傅”、什么“内定的部长”，她们就算是“农妇村姑”，总可以腹诽你的“致仕妄想症”吧。　　　　
　　　　　再论余秋雨文史知识“硬伤”　　　　
　　　　　记者：我们又回到正题了，你说到“致仕妄想症”，显然又在“活用”他的“古词变义”了，“致”字有多义，社会上一些人就认为，他现在的解释好像也解释得通。金文明：我说过我今天一直在笑，就是因为他“越描越黑”，在全国学人面前出大洋相了，这次可不是我们“害”他的了。古词，当然可以变义，比如“偷”的原义是苟且，“朕”的原义是船缝，后来都变了，但是中国文字语言的一个更大的特点是：词性变化不能随意，在“必要性”的前提下，就算“变”，也应该有一个较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比如“致仕”这个词组的搭配，因为固定的含义（归还禄位）而具有超稳定性，作为官场用语、仕途用语两千多年来没有一点变化，直到1949年前的民国官场的书札还在继续使用，并没有“早已不用”，而是千万不能用错！一个锐意仕途者，如果在上司面前听从余秋雨的劝谕而上书、而倾家荡产恳求“致仕”的话，事后岂不要悔得买一块豆腐撞死？所以这个词组的稳定性就像“淫奔”这个词组一样，谁也不敢乱来。　　　　
　　　　“淫”，也是多义，有“大”、“超过常度”、“邪恶”、“过度沉溺”等非常丰富的含义，但是你们记者如果听从余秋雨的逻辑，任取其一义来写消息的话，就要捅出大官司甚至出人命的。　　　　
　　　　试取其“大”意，你写某明星“发出阵阵‘淫笑’……”；取其“超常”意，你写某女运动员临近终点时“一阵淫奔”……可见，不是我抬杠，古词真的不能随便“变义”的，现代写作中，尤其是重要场合的文字，如果像余秋雨所说“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地一味写将过去，我想，他是用不着抬出胡适先生来的———好像胡适之也像他一样不懂装懂，错了还要“硬撑”———就拿钱玄同的“王敬轩”被他错成的刘半农来说，也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记者：难道，他那五千字左右的“回答”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金文明：有。那就是他曾经有过的念头：“想干脆借他的这本书写一本书，每一页的三分之一是他这本书的原文，三分之二是我对他的学术纠正，并由他的知识错误和方法错误引导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等大问题。在我设想中，这倒能成为一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　　　　
　　　　他说这话，口气很大，似乎就凭他目前那点低微的文史功底真能做成一样，但是用心还是好的，真能这么做而且“做到”了，可就是“中国文化大幸”了，可惜定力不够，被几位学术界的朋友“一劝”，“就不想写了”，转而想为港、澳、台青年写几本文史知识普及本，未免又低估了港、澳、台青年的旧学根底，只是像他那样的“金圣叹哭明”、“吕洞宾始祖”、“舜有两女儿”、“沈万三沈厅”、“林和靖娶妻”之类的一百多个常识性谬误当心再被人笑得满地找牙。记者：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他的“回答”有九处反驳了您的考辩，您觉得他反驳得如何？　　　　
　　　　金文明：“一片混乱”。因为他根本还没有看过我的书，就急急上阵，可见浮躁至极，不免又是洋相。　　　　
　　　　比如“回答”一文中谈得较多的“康熙字典”。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狼山脚下》一文中，将《康熙字典》错成《康熙词典》了，我撰文批评了他，这是铁案，大家都可以查看他原文，却又在“回答”里把水搅浑，反说我指责他杜撰了《康熙字典》四字中的“字”字，这么一来反倒是我转换成了他在《狼山脚下》中的无知角色，他却金蝉蜕壳而去，真是操纵舆论、上下其手的高手啊！只可惜，大家都识字。他一直以为大家都不会动真格翻他原书的，我建议你们翻一翻就恍然大悟了，其余八处，我都懒得评论，为什么？都是一类的狡辩、强辩，一切照旧———拒绝一切批评。　　　　
　　　　只要看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一对照就真相大白。不过，这么一来，他的形象就完了。真完了。什么假象都怕太阳。　　　　
　　　　记者：恕我直言。我总觉得您对余秋雨先生是否失之太苛，他毕竟是文人性情，才情上来了，怎么可能先去查字典或词典、《辞源》、《辞海》、《辞通》的？您还坚持文学批评的尺度和文史批评的尺度是一样的吗？金文明：两者尺度区别我还不知道吗？我对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强加，我要再说一遍：我从来不对他的随笔和散文找茬。但是，他的很大部分的散文被他自己定位为“历史散文”（这是众所周知），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那么这就是严谨的课题了，历史不能随意解读，你解读错了，贻害年轻人、贻害后人，我就要找你，就这么简单！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十分尖锐，您听好了：有个别人说您，想借名人效应暴得大名，您怎么看？请相信，我无意伤害您，是记者的职业性质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