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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中年时代-第8章

小说: 中年时代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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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下午,广西省政府用汽车把我们送至湖南边境,再由湖南省政府派来的汽车,接到耒阳。耒阳是一个小县城,时方盛夏,既无名胜可以游览,而旅馆之内臭虫又多,那知此时前方军事吃紧,缺乏汽车。我们天天希望离开湖南,一天过去了,又复一天,我们住在小旅馆之内,竟有四五天之多。一天下午,湘省教育厅厅长李剑农(?)来告,车子有了。我们便摒挡行李,而到湘省东境的界化垅。住了一夜,江西省派汽车来接,到了泰和。负责招待我们的则为建设厅厅长杨卓庵,他本名裕聪,当我在公立第二小学时,他与我同班。据他说,他后入格致书院,毕业后,到邮政局工作,每天须将上万的信,分别市街,交与邮差去送。此时,我们一行人对于江西,确有好感,远途旅行的人,一须好好的安眠,江西省政府所办的旅行社,确实没有一匹臭虫,我睡得很甜。一星期来,没有一夜好睡,一旦住宿于没有臭虫的旅行社,何能不发生快乐情绪。二须休养精神,江西的旅行社知道随季节而变更旅社的设备,每件东西都是浅绿色,茶具是浅绿色,窗帘是浅绿色,沙发是浅绿色,夏天看到浅绿色,比之赤色的物似有镇静神经的作用。三是厌吃油腻的物,在江西旅行社,食物以清淡为主,像那种肥肥的肉,一望就要作呕的,绝对没有。所以此际我们对于江西,印象极好。    
    抗战时期,海口尽被敌人封锁,而过去纺织工业又集中于上海,上海沦陷,连“衣”都发生了问题,所以各省皆倡言发达工业,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然而机器既然无法输入,因之,只有利用手工生产。我们在江西,曾参观许多工厂,大率都是手工业工厂。纺织是用手工,工人则为妇女,梭子一来一去,亦甚快速。江西的麻织夏布本来出名,那个时候,又发现了龙须草(?)可以代麻。我们每人均由江西省政府送了一套龙须布造成的中山装,穿在身上,确实凉快。    
    泰和住了数天,东至吉安,旅行社还是同泰和旅行社一样,清凉而无臭虫,饭菜清淡,如香菇之类几乎每餐必有。我们在江西,逗留了一个星期,睡眠好,饮食好,个个体重都增加了。而且只有杨卓庵一人做伴,绝没有中午某人请客,晚上又另一人请客,长拖拖的油腻食物,令人发生厌倦之情。我们很佩服杨卓庵之作风。盖他深知长途旅客之心理及生理,不作无谓的花费。他曾对我说:“我们是小学同学,可以吐露心情,叫我做全国旅行社总经理,我可以办得很好,叫我做建设厅厅长,未必才得其所。”他确有自知之明。    
    由吉安北上,而至光泽,已经接近闽省了。卓庵劝我们再憩一天,等闽省汽车来时,而后前行。翌日闽省汽车来了,我们乘车出发,中午到邵武,在小饭店内吃了中餐。此时福建协和大学似亦迁在邵武,协大希望我们在该校演讲一次,我们以途中逗留期间太长,急欲视察闽政,遂婉辞谢之。晚间到了延平,住在福建旅行社之内,是时各省政府均开办旅行社,以供旅客住宿。延平旅行社客人甚多,没有江西各县旅行社那样清静。旅客来往多,不免有了臭虫,而我又不能安眠了。住了一夜,翌日乘车到了永安,永安是当时省政府所在地,亦有福建旅行社。我们一行与省主席陈仪见过数次,另外我与王世颖又与他交换意见两次,一次是他来旅社拜访,而是时在旅社之内,只有我与王君二人,另一次是我同王君回拜他的。彼此交换意见之后,我深深知道陈仪失败的原因。他极崇拜王安石,其实,王安石只可视为理想家,而不配称为政治家。他同王安石一样,刚愎自用。刚愎自用与意志坚强绝不相同。意志坚强是对于大的目标,虽遭磨折,亦不变更。刚愎自用是对于微末之事,亦必坚持己见。性格如此,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而一切施设又有问题。抗战时期,固然需要统制,然亦不必事事统制。比方交通,汽船汽车固宜统制,而挑夫又何必统制。又如食物,米谷固宜统制,而水果又何必统制。也许此种统制,省府未必知道,下层工作的人变本加厉,乘机取利。后来我们到了闽西,听到一位农民之言,现在酿酒也归公营,我们农民早上赤足下田工作,非吃一杯白干,两足浸在水中,往往麻木,过去白干自酿,现在花钱去买,那有此种余款。及至闽北,又听一位商人之言,金华火腿也由省府统制,价钱比自由贸易为贵,现在市场之上很难买到。王安石的市易,神宗曾谓“市易鬻果太烦碎”,“市易鬻及果实,大伤国体”。不意陈仪竟蹈王安石的覆辙。说实话,他的意见也有可取之点,他谓闽省背山面海,沿海一带可兴鱼盐之利,山陆地带多种森林,闽江之水,由上而下,滚滚不已,可以供作发电之用。他后来变节,然君子不可以人废言。其在台湾失败,还是蹈王安石的覆辙。    
    我们同行的人曾至长汀,参观厦大,厦大校长本栋与顾毓琇同是清华出身。我好久没有看到他了,见他瘦了许多,而生活又甚清苦,家里没有用人,煮饭洗衣都由他的太太去做。夜里我们谈及家事,谓俊哥(师俊)因在军舰上指挥作战,早已殉职成仁。在海军高级军官之中,抗战成仁的只有我家俊哥。本铁尚在北平辅仁大学教书,本炘不知现在何处。年轻的兄弟只唯师炯尚在重庆。谈到这里,我想起白居易的诗“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之句,不觉惘然!    
    我们住在长汀,约有三天之久,由长汀南下,汽车须盘旋山岳之间,公路狭隘,且有极陡之处。坐在车里无事,顾毓琇喜欢作诗,常与王世颖互相推敲,我对于此道,无甚兴趣,而且也不会做。凡车走至极陡山坡,我往往睡着,其陡到底如何,我完全不知。车经大田、德化各处,而至泉州,目的是要看大海,时厦门已经沦陷,要看大海,亦不容易。汽车走近漳泉二县之时,常见路傍有红砖的屋,而门窗紧闭,似无居人。盖福建华侨在南洋一带经商,发财之后,必回乡购买地皮,建筑房屋,而自己一家仍留在南洋,有时且须花钱请人看守房屋。时值战乱,泉州接近厦门,看守人远逃敌机轰炸,所以紧闭门窗。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21节 抗战时期到东南各省旅行(2)

    泉州有一条大街,市容甚佳,我们所住的旅馆即在这条大街之内。该地本来缺乏米粮,抗战之时,物价更见昂贵。是夜发出警报,我们避到那里呢?路径不熟,只有坐在旅馆之内,听天由命而已。不久,警报解除,敌机亦未投弹。    
    我们由泉州,再回永安,每过一县,就远远地看到塔子,我们看见塔子,就知道县城快到了。泉州有一个石塔,塔内陈列一张德人研究该塔如何建造的论文,可知该塔是很有名的。我们回到永安,与省政府辞行之后,又赴闽北观察民情,经延平,至邵武,而到崇安。我在旅行社之内,看到《崇安县志》。原来在南宋时代,崇安很见繁盛,人口有六十余万,那知到了清末,竟然减少到七八万,这大约因为闽北多山(闽西亦然),疟疾流行,当时不知治疗之法,人民死于疟疾者,人数太多之故。崇安生产香菇,味香,与台湾之香菇没有香味者不同。我们既到崇安,免不了去游览武夷山。武夷山与别省的山大不相同,山脉不相连接,山不甚高,而常有奇峰突起。我们先在山上一个和尚庙内小憩,庙内和尚取出武夷岩茶中最有名的大红袍,请我们解渴。其冲法先将茶叶放在小小的茶壶之中,冲以开水,冲后,上加以盖,再用开水倒在盖上,据云,如此冲法,香味方不会外散。茶杯很小,只有酒杯那样大,我认为其味至美,连续饮了三杯,而竟如饮酒一样,脸上发红。大红袍茶树即在该寺邻近,只有四株,每年共出四两。前清时,一两进贡皇帝,一两奉献总督,一两送给县长,寺内住持保留一两。该茶树生在两崖之间,所受的雨露不多不少,所受的阳光亦不多不少,故其味特别美好。此时适有一位茶商上山收茶,我问以大红袍是否与别的茶叶不同。照他说,茶叶无不相同,只因焙法有别,因而价值乃有高低之别。到底如何,似非科学所能证明。    
    武夷山最有名的则为九曲。山上有水,并不稀罕,但是别处山上之水不过瀑布而已,而武夷山的水却成为小溪,溪流弯曲共有九折。溪水清可见底,但深不及三四尺。人们只能坐在竹筏之上,顺流而下。坐时,须脱去鞋袜,因为溪流之水可由竹筏之空隙,洎至筏上。九曲通到那里,我们未曾走到尽头,故不之知。    
    武夷山之游既罢,我们又赴浙江考察。我们在永安时,鼠疫已经发生,鼠疫是可怕的,霍乱是从口里入,只要饮食谨慎,就不会传染,至于鼠疫则由跳蚤传染,防不胜防,到了将赴浙江,又闻金华一带,鼠疫流行,我们均打预防针。同行的人打针之后,无不发烧,我则没有反应。我打任何预防针,都是如此,不独鼠疫针为然。我们先到龙泉,龙泉没有旅行社,我又受臭虫的侵扰了。龙泉县长送我们龙泉宝剑,每人一把。翌日北上金华,金华火腿是全国有名的。我们晤及《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东南日报》每天登出鼠疫消息,阅后不免惊心。我们问胡君鼠疫到底如何,他偷偷地告诉我们:“有虽有,并不猖獗,我们发表这种消息,不过警告敌人不要攻入金华而已。”抗战时期,真是无奇不有,宣传鼠疫,竟可遮止敌军入侵,这真是一种良好的武器。敌军最怕鼠疫,既知金华鼠疫流行,何敢进兵金华。金华免了兵祸,东南半壁竟得保全,这未始不是鼠疫之功。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一天,翌早又由金华至江西东北部之上饶,而上饶亦盛传鼠疫流行,我们既然听胡建中之言,对于上饶鼠疫,也认为一种宣传。我们由湖南经江西,而赴闽省,由西而东,现在又由北而南,如雩都各地,我们都已到过,最后则越过一个出产坞矿的山,而至赣州,晤及当时督察专员蒋经国先生。翌晨我们就乘车而至广东之曲江。    
    如果我记忆不错,曲江乃是当时广东临时省会,其地也有省办的旅行社,但来往客人太多,因之,我又受了臭虫的侵扰,无法安眠。我敦促同行的人快点回到重庆。我们坐火车,先至桂林,改乘汽车,而至贵阳。此时贵州省主席为吴鼎昌,秘书长为郑道儒,政校毕业生在贵州工作者人数不少,甚有功绩,这有恃于郑道儒之提拔者甚多。据郑道儒说,政校毕业生成绩极佳,贵州建设如有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政校学生。在贵阳时,接到家里电报,谓“全家平安”,我看后,莫明其妙,回到南温泉,才知我之居宅又给敌机炸坏了。侥幸箱内东西没有损失,而宅前竟炸死一位老妇,室内墙壁插有许多弹片。回到重庆之后,关于闽政得失,如何报告,事情已经过去,没有旧事重提的必要。    
    第二次是在民国三十二年(?),我受青年团委托,到两广及福建讲学,最初预定先在广东各大学演讲,次至福建厦大演讲,等到回旋之时,再在广西大学演讲。我到了曲江,住在旅行社之内,还是臭虫扰我睡眠,每天只于天微明时,睡了二三小时,吃了早点之后,即须登台讲学。最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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