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代-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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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则为赵兰坪。后来学生人数增加,行政系经济学由寿勉成担任。今日在台学生例如金克和谈起寿勉成之经济学,还觉头痛。据他说,寿君喜欢把问题分做许多点,有时竟有十数点之多,而这一点与那一点又相差无几,实难记忆。
政校教员都很亲睦,绝无钩心斗角,分党立派之事。案学校的风潮大半由于教授之不能协和,这一教授拉拢了一批学生,另一教授又拉拢了另一批学生,互相攻讦,最后遂变成学校的风潮。政校绝无此种现象。
初到政校时,住在红纸廊教员宿舍,家眷则留在上海。与我同住宿舍的,现在只记得数人,即赵兰坪、陈石孚、王世颖三君,赵陈两君的家眷亦在上海,王君的家眷则在杭州。此外,未结婚的有徐恒寿、胡道远两君,我常常叫错了胡道远为何路通,因为在《包公案》(?)之中,有一何路通之故。宿舍内又有一位国文教授,如果我记忆不错,似是钱文玑,温州人,喜欢给人算命。我们都叫他钱半仙,他也以半仙自居。我们都是三十余岁的人,每晚常常下象棋,下至夜间十一二点方罢。因为各人都不佩服别人,败了再战。一切比赛都出于不认输的心理,认输就失去勇气,何必再下。
宿舍的饭菜是难吃的,我们轮流添菜,而所添的菜亦不过炒鸡蛋之类。当时我的朋友在南京者甚多,或在政府机关服务,或在中央大学教书。每星期天,他们常邀我去作方城之戏,梅思平常常与我同行,他怕我输,因为我输,只有欠他的钱,我也怕他输,因为他输,也必欠我的钱,那知天下事是愈怕愈会发生的,即两人往往俱输。
一天下午,我到他的家里,他取出许多橘子供客,他一颗尚未吃完,我已吃了数颗。他觉得情形严重,即对我说:“往者不算,现在你三个,我也三个。”他把皮子拨开,一枚一枚的取出,挑去橘络,而后放入口中。我以橘络最富维他命,小橘分二次入口,大橘分三次入口。三颗的橘我又吃完了,他一颗尚未吃完。橘吃后,他教我打南京纸牌为戏,南京纸牌似亦分为筒索万三种,由一到九,没有字,只有符号,他把符号写在纸上,按图索骥,这是多么麻烦。我忽然灵机一动,即对他说:“符号必有一定标准,由一到九,五为中心,现在试把它们排列起来看看。”果然,五是中心,右边多一符号,表示为四,左边多一符号,表示为六,余以类推。关键探到了,我们即继续作戏。他一一都会记得,我仍不能记得,我佩服他记性,他佩服我悟性。他是北大学生,未曾出国,而英法两国文字虽然不会说,而对于英法书籍,都能看懂,这便是他记性甚强之故。
他担任行政法一课,开始时,必发讲义,发到七八页,就不发了。我国语不甚高明,只有用讲义以补国语之不足,故我必发讲义,发至最后一节为止。其后,政治学讲义交给世界书局出版,书名为《政治学概论》,累经修改,而成为今日的《政治学》。西洋政治思想史由新生命出版,共分两册。自是而后,教书必有讲义,便成为一种习惯。但我并不是照讲义一字一字地念下去,而是因为有了讲义,内容不至重复,或前后矛盾,所以国语虽然不好,而学生却喜欢听我讲书,这样,便注定了教书匠的运命。
政校学生对于教员之选择甚见严格,教员批评教员,也许出于文人相轻之意;学生批评教员,大率公平。学年之末,学生可向教务处,呈诉那一位教员好,那一位教员坏,不管教员镀金或不镀金,博士或不博士。学生最讨厌的是教员自吹自擂,吹得呱呱叫,擂得响当当,一到讲学,没有一点内容,或条理不清,或自相矛盾,静静地听了一小时,而教员讲的是什么,学生莫明其妙。这种教员受到学生排斥,确有理由。有位学生告我,校内其他人员好不好,与我们学生没有关系,教员好不好,对于我们前途,关系太大。我们对于任何教员都无成见,完全根据事实说话。所以当时政校聘请教员,凡刚回国的,第一次聘约只有半年。这种故事,我想政校老教授,如赵兰坪、陈石孚必会知道。
第二部分 南京第9节 最后搬到汉口路
上乘庵的房屋又小又热,遂由内侄林鼎敦促,搬到汉口路陶谷新村。此屋系金大农学院教授郝某私产,林鼎即农学院学生,由他介绍,迁入新屋,共有三楼,楼下三个房间,一是客厅,二是食堂,三是书斋。二楼除浴室外,亦有三间,三楼一间,但前后都是空地,故极凉快。楼下后面尚有三间,一间厨房,一间是男用人住的,一间是便所。民国二十四年,我由中华书局,购买了一部《四部备要》,由商务印书馆购买了一部《九通》,开始编著《中国社会政治史》。我本来对于中国历史甚有兴趣,幼时读过历史之类的书不少,对于每朝大事,都能记得。我先作成每朝历史的目录,先看正史,搜集目录所需要之资料。我写文章固然很慢,而看书却是很快。中华出版之二十四史是线装的,每晚上床之后,必看一册,将所需要之处,用红笔作成记号,一史看完,就将有记号之处剪下,贴在卡片之上,而后再予分类。大率我所注意的是政治、社会、经济、土地、钱币、商业、水旱、物价、军事、地理、阶级(士人、农民)各种问题。先依正史,作成草稿,而后再看有关文献,将得到的其他资料插入其中,最后则删去重复,或对理由不大充分之处再加料说明。一朝历史完成之后,再依上述方法,叙述下一朝。第一册于三十三年在重庆出版。本来可以早点付梓,因为曾资生著有《中国政治制度史》,托舍弟师炯,要求我书慢点出版。曾君此时亦由我介绍在政校兼课,他是北大毕业生,他恐怕我书出版之后,可以妨害他书的销路。其实他所注意的是静态的政治制度,我所注意是动态的政治变迁。内容相同之点固然也有,而不相同之处更多。他既有此要求,我当然只有接受。盖他年龄比我少十数岁,与其阅者谓他抄我,不如谓我抄他,何况相同之处甚少,我既介绍他入政校教书,则慢点付梓,如果对他有利,我何乐而不为(其实,我老早就有讲义发给政校学生)。
我搬到汉口路之后,长儿即由大行宫小学转入汉口路小学。学校与吾家距离甚近。晚间请了一位老师督促小孩读书。老师姓陈,安徽人,抗战军兴,我家不知迁到那里,陈老师劝我先避到他的家里。过去的人都很讲交情的,与今日人心大不相同。
汉口路的房屋我甚满意,既幽静,又风凉,我买了许多家具,每层都装有火炉,火炉也是上好的,所以冬天也不觉寒冷,宅之后面有一草地,由林鼎请金大农学院工友清理,敷以短草,栽有许多美丽的花,每隔一星期,金大工友即来剪草一次。草地傍边有一条水门汀的小径,弯弯曲曲的通至前门,长儿及次儿常穿滑冰鞋,在小径滑来滑去。次儿喜欢冒险,跌了又滑,膝部跌伤出血,亦不告诉我们,因为恐怕我们禁止他们穿滑冰鞋。在这种环境之下,我是愿意长住陶谷新村的,那知这个时候,日本军阀惧中国之统一,而中日二次战争,似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部分 南京第10节 日本驻宁领事失踪
忘记了那一年的事,日本驻宁领事忽告失踪。失踪的原因何在,据报纸所载,夫妇感情甚好,生活状况亦佳,绝不会有自杀之事,而日本军阀则谓他给中国暴民暗杀,提出严酷的条件,谓日本此后应驻兵南京,以保护它的官员及侨民。中日两国的感情虽然日坏一日,然而暗杀领事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个奇怪的谜,这个怪谜若不揭开,中日国交有破裂之虞。此时,警官学校校长谷正伦先生兼南京卫戍司令,发动许多军警,到处访查,不但人影不见,而尸首亦难发现。这位日本领事到那里去呢?民间传说,领事早已秘密回国,日本军阀要借此口实,提出苛酷条件。情形如此,谷正伦先生只有希望国父在天之灵,指示日本领事之行踪。五六天后,谷君赴中山陵,向国父灵前祷告。祷告既毕,行至门外,其亲护兵看见一匹鸽子,似已受伤,意欲往捕,鸽子半飞半走,走入森林之中,亲护兵跟着往追,到了森林之时,鸽子忽然不见,发现有一男子,眼神无光,状至疲倦,头发蓬蓬,而胡子亦长可一寸。最初还以为他是逃犯,既而发现他的脸孔非常的熟,似在报纸上已经看过。熟视良久,知道他的相貌与日本领事相同,即劝他走出森林,同到卫戍司令部。此人不会说中国话,只能笔谈。他说他对不起中华民国,他就是日本失踪的领事。一切困难忽然解决,后来日本公使谓其有神经病,引渡回国。大约回国之后,必处死刑。大率日本军阀命令该领事自杀,再假他杀之名,造成纠纷,以便进兵南京。日本领事失踪之事,想今日在台之人当能记得,而谷正伦先生祷告国父之事,知者未必甚多。当时我在警官学校兼课,故知之甚详。
第二部分 南京第11节 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五年,考试院举行第二次(?)高考,我受任为典试委员,我即请襄试委员开一次会,讨论命题,我以为第一次高考,题目太过偏僻。考试题目是叫考生答的,不是出题的人表示自己的学问,我希望偏僻的题目不要再出,考生答案须从普通学说,不能以考官自己特殊的见解,决定分数高低,与会的人都认为很对。
典试及襄试委员均须入闱,禁止出去,我们住在考试院内,晚间九时以后,常常集合闲谈,或在叶溯中住的房间,比赛将棋。我下得最坏,因为我不能长考虑,只能依直观的方法,随便移动棋子,而性又急,对方严守,我又冒险进攻,固然有时亦可以得到胜利,但十盘之中,必败九盘。下得最好的是李宣果先生(现在国防医学院),那个时候我尚不知道李君是我的亲戚。此时有一襄试委员(姓名我想不起来了),与李君对下,我们均在傍边观战,李君常胜,该委员不服气,要求再下。如此,连续下去,下到午夜,我们在傍边作无声的拉拉队。大家都希望李君获胜,因为李君获胜,我们可以再看一盘,李君不负众望,累战累胜,那位襄试委员则累北累战,有不胜不休之心,下到夜里十二时以后,才行罢战。明晚再下,情形还是一样。
一天,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陈大齐先生于午饭时,忽然宣布西安事变。我们听了之后,心情都觉沉重,是晚谁都没有闲情下棋,大家聚合,无非讨论西安事变。此时日本军阀因知中国将统一起来,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以使中国无法统一,“一·二八上海事变”呢,“中日塘沽协定”呢,“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制造呢,层出不穷。
我记得抗战时期,梅仲协先生曾在政校纪念周,作了一次演讲,说明抗战以前,全国人民如何信任委员长。他说:“一天,邮差送信来了,我问他,中日战云日紧,你们的看法如何。该邮差说:‘老蒋自有办法,我们何必忧愁。’”
那知这个时期,竟然发生了西安事变。在高考完毕,我们出闱之日,委员长尚在西安,一切游艺场均自动停止游乐。一夜我听见鞭炮之声,自远而近,连续不断,有二三小时之久,委员长由张学良护送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