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77-叶浅予自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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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我和白波受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他们的卫生宣传列车，从浦口去天津。每到一大站，停下来开群众大会，我们画的大幅宣传画在大会上悬挂，路局的技术人员则为站上的卧车车厢做封闭消毒。第一站浦口，第二站蚌埠，第三站徐州，第四站泰安，第五站济南，第六站沧州，第七站天津。上述例行活动做完，即游览名胜古迹。在蚌埠看了安徽的地方戏；在泰安登上了泰山；在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在沧州看了半身埋在土里的大铁狮。这一路见识不少，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到了天津，任务完成，全体工作人员乘坐一辆卧车，挂上去北平的列车，畅游北平，算是慰劳宣传大军。在北平三天，路局的人回去了，我和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并畅游古老而神秘的故都。我以上海漫画家身份结识了北平许多画家、记者、摄影家；白波以我的女友身份和许多新相识相周旋，闯进了另一个社会。我们白天游故宫、天坛、天桥、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演出，有时杨小楼和郝寿臣同台；有时荀慧生和言菊朋同台；有时杨ι统萄馇锿ǎ挥惺蓖跤皱泛屯跹渫āＮ掖有∠不犊聪罚嗄晔泵陨狭司┫罚约阂材芎吡骄洌谏虾Ｖ荒芘既豢吹奖本┟堑南贰５搅吮逼剑负趺刻焱砩峡梢钥吹讲煌堑难莩觥Ｄ鞘薄案涣伞笨瓢喟滋煸谇懊糯蠼止愫吐ド舷罚⒆直哺粘隹疲直哺战影啵莩鍪志省Ａ醇父隼鲜降木绯。乙苍龀ち思丁０撞ㄆ绞辈换傩矗芰宋业挠跋欤材闷鹚傩幢净鹣防础Ｎ沂悄羌改晔芰四鞲缏溢娣鹇奁に沟挠跋欤趴蓟傩吹模獯魏桶撞ǔ┯伪逼剑看纬鲇嗡坪醮蜃懔似鍪址煽欤思赴僬潘傩矗罄丛谏虾１嘤×艘槐尽堵眯新贰？/p》
北平之游，开阔了眼界，增进了我和白波的思想交流，在艺术创作和欣赏方面增进了切磋机会，彼此感情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回到上海，却不得不忍痛分手，因为我是一个有妇之夫。
不久以后，上海《时报》传出“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个作家朋友从罗彩云那儿访到的“第一手”消息，说“《王先生》作者因感情突变，逃离家庭出走”云云。想不到个人的家庭问题作为报社头条社会新闻捅向了社会，这对我和白波来说倒是有利的，因为从此以后，可以不用躲躲闪闪了。
罗彩云口口声声说她没有白吃叶家的饭，没有做对不起叶家的事，你叶浅予怎么可以变心！
说起来我也真是不应该。当年实在不该把婚姻大事当做儿戏而作了一次不负责任的冒险。本来，1930年以后，我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个文化相称、志趣相投的对象，可我偏偏要像赌徒一样，把命运押在赌注上，这不能怪父母，只能怪自己。1935年以前我能忍受，1935年以后怎么不能忍受了呢？因为这一年遇到了文化相称、志趣相投的梁白波。早五年遇不到梁，要是遇到了梁，她没有成熟，我也没有成熟，热乎不起来。到了1935年，我极端苦闷，梁也曾经沧海，二人相见恨晚，星星之火一触即燃。奇怪的是，她明知道我有妻子儿女，还表示可以忍耐；我虽然还残存封建家教意识，此时此境，也只能孤注一掷。我决定避开上海那个家，和白波一起到南京找个窝，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同时，请上海一个律师朋友出面，向罗彩云提出离婚，离婚不成，达成了和罗氏分居的协议。这么一来，我获得了和白波另组家庭的条件。白波甘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我共同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证明她对我的真诚和热恋。
从此以后，我们三人的地位，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气球。我抛弃了罗彩云，可她仍是我名分上的夫人；白波虽然和我同居，只能算是我的情妇。我是什么身份？有双重性，封建卫道者说叶浅予是弃旧恋新的负心汉，个性解放者则说叶浅予是个大胆的叛徒。
从1935年到1938年四年间，我跳出了混沌的封闭家庭，浮游在艺术的浪漫天堂，既不像初恋那样陌生，也不像结婚那样新鲜。我和白波既是异性的同类，又是艺术事业的搭档。我
们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用不着互诉衷肠，迅速地合成自然的一双。我当时的处境，身上始终背着一个罗氏夫人的包袱，在追逐甜蜜的生活时，既甜又苦；因其苦，才更觉得甜。
婚姻辩证法一见钟情第三课（2）
在南京，我好像从笼子里逃出来的小鸟，找到了本属自己的天堂。对方怎么样？问过她有什么反应吗？没问。为什么不去了解对方的反应？我觉得即使有藏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也不如不说的好。不过我也能理解白波的心情。她比我大胆，因为她是自由的，可以摆脱世俗的议论，放开胆量，占有她所爱而本属于别人的男人。可以说她是无所畏惧的。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在和我共同生活期间，受到我的启发，曾为上海《立报》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漫画，着重心理描写。主角是一个腰细得和蜜蜂一般的姑娘，以细腰显示其挺胸突臀的外形。这样的造型，打破了从外形出发的外观法，而用从人体本质特征出发的内观法，腰细到只剩胸臀之间的一个交点，夸张到近乎变形。故事情节也夸张到了荒唐的程度，例如，蜜蜂忌妒她的女朋友，恨不得一刀把她斩成两段，图画里真的把那女朋友斩成两段，把心理状态画成现实形象，看来不近情理，其实真合情理。“梦”是现实形象的思维反映，和现实生活相比，它就既是合理的，又是荒唐的。白波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基本上属于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时所喜欢读的书，如王尔德的《陶林格莱画像》，郁达夫的浪漫派小说，殷夫的诗等，都同属一个类型。
白波在参加漫画群体之前是“决澜社”的成员，画的是油画。决澜社由倪贻德、庞蕙琴为首的一群青年油画家组成，首次画展在上海的中国科院大厦举行。他们的创作道路以表现现代生活为目的，庞蕙琴《机器》一画可以代表决澜社的创作方向。白波在这次画展中，参加了一幅躺着的无头无脚的人体，我当时认为这是概括人体美的一件杰作，好像吃鱼，斩头去尾，取其最最鲜美最富营养的部分，嚼而食之。有人说，没了头脚，人体还成什么美？我说，如果你是一个最重实际的欣赏家，女人体最富于性感的部分是否就在上自胸部下至大腿之间？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女画家把女人的性美表现得如此露骨，比之男画家要高明得多，大胆得多。就这一幅画的构思，反映了梁白波过人的才智和超群的胆识。回头看看她那幅《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的讽刺画，对上海少奶奶的批评有多辛辣。
从事漫画创作以后的梁白波，思维逻辑和那幅女人体画一样，表现了对事物透彻的洞察力。那位挺胸突臀的蜜蜂小姐有多泼辣，可惜由于它不合一般读者口味，被报社腰斩了。
据我后来了解，白波曾给殷夫的诗画过插图。从我自己的艺术实践体会到，给诗画插图，除了必须具有诗人的气质，还必须具有特殊的头脑，将意识形态翻译为抽象图像。白波的绘画才能，正好长于这方面的思维与技巧。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感到是和诗人相叙在一起，她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推动我在创作《王先生》漫画时，获得了新的想像力。比如《王先生到农村去》那套画，我的思维活动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观察中，而能够延伸到地方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现实；有时灵机一动，揣摩农民为保护自己所发挥的幻想，进而扩大到社会多方面人物和农民的依存关系。这对社会的深层发掘，使我的想像力长起了翅膀，说得形象一点，也许是白波的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我的灵魂之中，催化和异化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目的在推翻南京政府。我和白波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庠、宣文杰等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和画队战友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了画大幅布画外，在武汉时，每期还为《抗战漫画》月刊供稿，构思与造型独具风格。通过战时生活的锻炼，我们的共同生活本应该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没有想到战争对每个人也是一个考验。尽管我已摆脱了旧家庭的牵累，白波却在考虑个人的前景。以往她无所畏惧，在这战争的环境里，却似乎恢复了理智。她在想，难道一辈子做叶浅予的情人吗？我发现她的精神状态有异常，我也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个大动乱时期，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我自己由于全身心贯注在漫画宣传队的工作里，很少和白波交流这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武汉后期，她对漫画宣传队的工作已开始消极，我却没有觉察。
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战争的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各干各的，到了晚间，就可能交错位置，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思想有负担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免要寻找发泄的机会。白波就在此时刻，和当时最受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她虽不是美人，却有妇女的魅力，何况她是个才气横溢的画家呢。在一段时间内，她渐渐和我疏远，漫画宣传队的人已有所觉察。这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颇想让白波同去香港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想不到，她婉转地拒绝了我
的建议。我这才明白，客观形势已经变了，主观愿望再好也无济于事。不过，在受到打击的同时，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
回忆在南京的生活，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我充分享受了一个才女的一切赐予，充分感受到她在艺术上对我的启发。尽管这几年也有许多磨难，但所收获的比失去的多得多。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胆占有一切的勇气。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社会风气的熏陶，她内心的叛逆因素却起了主导作用。像我这样一个屈从于封建家庭的人，居然敢于挣脱束缚手脚的绳索，关键在于白波的大胆与勇敢，支持我竖起反叛的旗帜，和她一道去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前景。
白波告诉我，30年代初，她曾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南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