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77-叶浅予自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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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美协招待北京来客船游松花江，有冯法夫妇。冯是来哈市办个人画展的。船在江中行驶一小时，穿过铁路桥，然后泊北岸的太阳岛。岛上全是俄式小屋，遍布饭馆、游乐场。岸上到处是叫卖汽水、冰棍声，树上则有高音喇叭声，地上有游客自带的录音机流行歌曲声，江上有汽船汽笛声，游泳者拨水声，熙熙攘攘，叮叮当当，可以谱成太阳岛交响曲。突然想到书画院谈论建设太阳岛的计划，今日身临其境，觉得硬搬江南园林的确不合适。这儿的洋味儿若是全都去掉也不合适。
1987年3月31日是我八十岁生日。这天早晨7点半，走出中国画研究院大门，沿着北京西三环北路，开始我的晨步锻炼。北向，转东，走紫竹院路，进紫竹院公园，在湖边长椅上坐了一会儿；出园，走三虎桥小路，沿北洼沟，过北洼东桥，回到研究院画室，吃完规定的两片面包、一只煎蛋、一碗牛奶，漱完口腔，在画案边坐定。费了20分钟，写完前一天的日记，然后盘算，今天该干什么活？忽然想到今天是我八十岁生日，研究院将在午间叙餐为我祝寿，脑子里发出信息，似乎该做一首诗，用以纪念得来不易的八十寿诞。略一思索，凑成八句自寿诗。诗曰：
一年一年复一年，似水流年又十年；
古稀尝叹路崎岖，而今笔老身犹健；
借瓮蜗居足三载，甘雨小院遭拆迁；
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
诗稿既定，于是裁纸研墨，一口气写了八条自寿诗条，谁来看我，就送谁一条，秀才人情，不怕献丑。写完字，忽又想到自寿诗的最后两句“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表明我今后的工作应该实现这两句话，一时心血来潮，决定暂封画笔，改握文笔，写我的一生经历。
从何写起？是个问题，正在反复考虑，一位作家朋友闯来，便向他征求意见，朋友说，就从你的十年厄运写起吧。这一说帮我开了窍，“倒叙流年”，也是一种写法，那么，就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荒唐梦》写起吧。
老伴王人美因为长期瘫痪，卧病积水潭医院，1987年4月12日忽告断气，送进太平间，我这时也因心脏病住在空军总医院，不能前去探视，直到4月23日，人美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我还不能亲去告别，成为生离死别的一大憾事。这天，在病床上写了一首悼亡诗，其中有一段写我们之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
回首文革：
你那儿，嘻笑怒骂公堂闹，
我这里，七条罪状三顶帽；
你那儿，装聋作哑蹲干校，
我这里，三年牛棚七年牢。
王人美，30年代电影《渔光曲》的主角，湖南人，心直口快，有股子硬劲。1952年从香港回到上海，碰上文艺界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有人诬蔑她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大
头子戴笠有来往，把她逼成精神分裂症，住进精神病院，不久调来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演员，1955年和我结婚。“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影的造反派根据上海那次材料，又领会江青的意旨，把她揪上台去批斗。她天不怕地不怕，硬挺硬碰，在台上耍赖作公鸡鸣叫，弄得造反派瞠目不知所措，只得草草收场。“文革”后期，把她送到干校去劳动，在劳动中，造反派还派人监视她，逼得她神经病复发，送回北京治疗。
至于我的七条罪状三顶帽子，现在回忆起来，可以归纳如下：
七条罪状：
1．丑化革命领袖我于北京解放初期画过一幅毛泽东的肖像，用的是国画笔法，不合时兴的革命肖像规格。
2．丑化社会主义1956年我画过一组《大同行》漫画，触犯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不健康现象；1962年在洛阳写了一首打油诗《冰糕颂》，造反派认为故意讽刺三面红旗。
3．丑化劳动人民1962年画了一幅《秦川麦收》，造反派认为那个割麦的农民是《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同年又画了一幅《沈家门即景》，造反派认为那个渔民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
4．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在我担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期间，主张基本练习和创作两门课应该结合，不可分家，我自发担任了高班的创作课。那位独揽创作课的共产党员教师贴出大字报，指责我“与共产党争夺青年”。
5．美化叛国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于成都解放前夕出走香港，我和徐悲鸿曾联名写信请他回来，后来还通过出国文化代表团的关系和他联系，动员他回国。大字报指责我阴谋勾结反动画家统治国画界。
6。拉帮结派巩固国画系独立王国大字报指责我聘任郭味蕖、高冠华、陶一清、何海霞来国画系任教，是搞独立王国。
7。寄情敌人1962年我画过一幅《印度献花舞》，画上钤了一颗《寄情》图章，大字报说我在中印交战之后画这幅画是“对敌人有感情”。
三顶帽子：
1．资产阶级学术权威；2．美蒋特务；3．历史反革命。
三年牛棚：
1966年到1968年在美术学院的牛棚住了三年。
七年牢：
1968年4月23日凌晨1点，公安人员把我送进安定门外拘留所；秋冬之际，从这里转移到城南半步桥老监狱；1970年由半步桥转到北郊的秦城监狱，一直住到1975年4月25日才被释放。
十年荒唐梦反右·社教·四清（1）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江丰是革命美术学派的首领，人人心目中的大左派，突然被打成大右派，完全出人意料。他的罪状，一是“反中国画”，二是“反文化部”。江丰是版画家，早先刻木刻，抗日期间投奔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主管美术系，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后期在华北解放区担任华北大学的美术系领导工作，全国解放后，先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1952年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当副院长。我自1954年起被任命为美院的国画系主任，国画教学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主要一条是院领导认为国画不经过改造不能为革命服
务；另一条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苏联学院教条统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学生向文化部作了反映，文化部支持国画系试行双轨制教学：一轨是顺从江丰的“素描制”，一轨是遵循从临摹入手的传统制。江丰有不同意见，反对双轨制。这事传到党中央，毛主席批示：“中国画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江丰被戴上右派帽子。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对中国画家来说是极大的支持，国画系的教师都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我被推上台去批江丰。
在反右之前，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国画家，被江丰看成是国画的革新派，所以把国画系的教学大权交给我，让我执行他的革命学派路线。老实说，我也自认为是革新派，对某些老先生的教学方法不以为然，有时受到老先生的指责，说我坚持传统不力，心里经常打鼓。直到反右关键时刻，才把脚跟站稳。在批判台上振振有辞，历数江丰反中国画的民族虚无主义言行，理直气壮，一扫过去那种遇事不敢表态的畏缩情绪，觉得如释重负而浑身痛快。批斗发言之后还专为美协机关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揭露江丰在中国画问题上的反党面貌》。经过这一场斗争，似乎懂得一点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到了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发动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江丰下台，陈沛当了美术学院的党委书记，主张美院培养“提高”人才，美院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两个批示下来后，以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美术学院三个单位作试点，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美院的陈沛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办学体系的罪魁祸首，大会小会，大批特批。1958年以来，我一直认为陈沛是正确的领导，我这个在他麾下的国画系主任，当然也难免挨批，而且还得批他。好在这一次运动主要是批党内的走资派，我们这类非党分子，只不过被扫把尖尖碰了几下。一向爱惜自己羽毛的我，即使被扫把尖尖碰了几下，也有被暴风雨袭击之感。
在院部批陈沛的会议桌上，我的思想处在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认为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头，大家都在批，我怎能默不作声？只得搜索枯肠，找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凑凑数，表示积极；一方面却记得反右总结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系主任，虽不在党，但在陈沛的“提高”路线指导下，也在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江青说过，中央美术学院是个黑色大染缸，当然有我的黑色染体掺和在里头，只恐到头来还得批我自己，因而说话不硬，底气不足。这次批判会上，记得指出过，在某次政治学习会上，在一片“普及、普及”声中，陈沛独排众议，指出中央美院是高等学府，当然要培养“提高”人才。会上这么说，当然要揭发他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其实我在那次学习会上，从心底佩服陈沛的远见卓识，从此陈沛成为我心目中一个有胆识有气派的好领导。如今坐在会议桌上，把他的远见卓识当做裴多菲俱乐部批，岂不背离自己的初衷？思想斗争归斗争，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在政治运动中容不得犹豫疑惧。昨天右了，今天改过来，变成左，才叫识事务者为俊杰，忽然想起这条政治权术，也就心安理得。经过反复批判，陈沛就此打成“走资派”，送到下面去改造。
我呢？在国画系的批判会上，最后轮到烧我一把火。有位青年教师，原是我的学生，最了解我的思想行为，拿了我的速写本，一片一片翻，一图一图批，批来批去，无非是什么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啦，风花雪月啦，眼不见劳动人民或有意丑化劳动人民啦。奇怪，为什么不揭揭我的历史问题或生活问题呢？一打听，原来这次运动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思想，不追究个人历史和生活。批完之后，自己表了态，表示今后要彻底改造，做一个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画家。
这次运动，在教师内部进行，和学生隔绝。上午照常上课，下午关起门来搞批判，批的时候，思想斗争相当激烈，批完之后，脑子仍然紧张，回到家里才能松弛下来。第二天上课，和学生打交道，换上一副清醒头脑。这堂课是指导学生的毕业创作，心里仍在打鼓，昨天下午会上批我的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会不会漏出来？有时在教室里发呆，学生问我，才又醒过来。一忽儿又想到下午还得开会，不知道还要批我不？便烦恼起来。
这个毕业班由两个教师教，一个管思想，一个管技术。我是老教师，管的是技术，指导表现技术问题，另一个年轻党员教师，指导构思立意方面的问题；他走第一步，我走第二步，他是主导，我是辅导，一个学生画一幅创作，分做两半施教，以政治统帅艺术，艺术性服从思想性。我觉得这种教法很别扭。有时我利用系主任的职权，单独担任一个班创作课，那位管思想的创作教师便不高兴，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我一条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