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77-叶浅予自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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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一下吹醒了县委的头脑，决定在黄羊山腰部劈出一条渠道，把桑干上游的水引上山来，用以解除山坡地的旱情。参观团到达时，正是劈山渠道行将完工之时，参观团既是为劈山农民加油打气的慰劳队，又是啦啦队。我们卸下行装，立刻上山擂鼓助威。到了中心工地，抢下农民手里的工具，郭老打头，团员个个奋勇上阵。鼓乐队跟着上山吹打起来，近处的施工人员也都围聚拢来，看拿笔杆的首都脑力劳动者表演体力劳动，参观者倒成了被参观者。我们这些文弱书生，来黄羊山之前，也曾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显过身手，尽管劳动强度不大，劳动态度却特别认真，也真流过汗；今天出现在黄羊山上，虽然是客人，可也是中国大地的主人，怎能不卖劲！这股劲卖了不多一会儿，手里的工具又被原来的主人抢回去，继续干活。这一场喧闹，比之坐在系办公室里辩论共产主义，要实际有效得多。我那12开《大跃进诗画册》，就是由这股劲带动起来的；《六臂神农》的大胆设想，也是劈山大渠给予的启发。当然，下一站张北县海流图水库工地的千军万马，更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海流图水库工地出现的英雄人物“铁老牛”、“铁老太”，不是平白无故使出那股惊人的干劲，而是过去的灾和难逼出来的。张北县委书记介绍张北这地方，一到冬天，白毛糊糊（风雪）一来，雪同房高，能堵住门。解放前每年冻死人，无霜期90天，小满一场冻，处暑一场霜，都是农民的大敌。去年狼窝沟一场冰雹，雹大如牛；山没头，水倒流，十年九旱长不收。海流图水库至少能解决十年九旱的问题。
在张家口看到业余“二人台”，采用了新内容、旧形式。我以此为题材，给该市的文艺刊物画了个封面。关于画，记得在怀来南水泉一个游艺晚会上还画了幅比干劲表决心的漫画，以决心书大小比干劲，最大的一张决心书比人还高。此画由《人民日报》记者朱树兰交该报发表，原画仍还留着。
由于文联参观团的诱导，我的诗细胞开始发芽。向南水泉农民学唱顺口溜，抄了不少墙头诗。回北京买了本《唐诗三百首》，按照“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规律，居然写起五言七言诗来。先做绝句，后做律句，三四五六四句勉强凑成对，押韵不地道，又买了本新诗韵来翻。如此这般，在顺口溜的基础上提升了一步，10月间带学生到永定河山区实习时，留下《清白口小唱》四首：
一、核桃
浑身翠绿披挂，盘踞高楼大厦，
一幅大好头颅，生来供人捶打。
二、枣
山村十月好风光，南山北坡拾枣忙，
人人嘴里尝鲜果，家家房顶披红装。
三、喜闻吃饭不花钱
国庆前一夜，中秋后三天。河滩搭高台，
主任来发言：咱村明天起，吃饭不花钱。
四、深翻地
铁木工厂响叮当，七寸步犁正改装，
绳索牵引试深耕，乡社干部齐登场；
基干民兵作骨干，美术兵连也挥汗，
大面翻地深二尺，争取小麦翻几番。
农民的顺口溜，8月间在徐水共产主义样板县抄了不少：
一
进村抬头望，望见四面墙；
东墙写标语，亩产千斤粮；
西墙有漫画，社员劳动忙；
南墙光荣榜，表扬王大刚；
北墙黑板报，生产捷报闪光芒；
文化大跃进，一片新气象。
二
工农技术大改革，文化进军紧配合；
革命干劲冲霄汉，劳动歌声震山河；
放下锄头拿笔杆，敢笑太白诗不多。
三
黄金玉米一尺三，今年全面大丰产；
要把玉米造成塔，塔尖就把月亮穿。
四
扁担弯，颤三颤；花花衣，红脸蛋；
口唱山歌把粪担，坐家女赛过男子汉。
五
东风是福，西风是祸，东风压倒西风，
人民生活好过；
帝国主义砸锅碎盆，社会主义开花结果。
六
向科学技术大进军，做新时代的新农民。
七
庄稼户不养猪，等于秀才不念书。
师道与世道追记大跃进年代（6）
八
只要大家干干干，征服自然定胜天，
人人好比铁旗杆，风吹雨打腰不弯。
九
脚踏地球手托天，英雄面前无困难；
敢想敢说又敢干，思想生产双跃进。
十
瓜儿和叶一条藤，果儿和枝一条根，
红花绿叶一棵树，人民和党一条心。
十一
扁担不长七尺三，箩筐一双柳条编，
不要小看这玩意，明天担走两座山。
1959年在束鹿县南吕村，我代表美院实习队上台，以顺口溜的形式向全村父老兄弟表决心，具体内容已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可以想像当时的情绪十分热烈，要和父老兄弟赛一赛干劲。赛什么？当然不是赛种庄稼。难道和诗歌乡的农民赛诗？那怎么赛得过！要赛，只能和农民画的漫画比高低、比多少。我那幅《六臂神农》算得有点新意，却是从敦煌壁画“如意轮观音”那儿抄来的。12开《大跃进诗画册》那个肩挑锄头、头、步枪、算盘、书本的农民，和老玉米塔尖穿破月亮的意象相比，只能甘拜下风。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这些带学究式的知识分子，站在高大的农民面前，只得自惭形秽，恨自己的头脑没长出两只想像的翅膀。
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跟着农民疯了一阵，把12开诗画和《六臂神农》当做艺术的浪漫主义自我欣赏一阵。事隔30年，再来追写这段史无前例的疯狂年月，值得回味的东西，除了历史教训，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仔细想想，我们对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到底懂得多少！马克思如果还活着，不笑掉牙才怪呢。不过，话得说回来，在那荒唐岁月里，我从农民那里学到了唱顺口溜，又从唐诗那里学到写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发现自己除了能画，还有做诗的细胞，岂不是一大收获？现在把南吕村的一首《剪窗花》，作为本篇的结尾：
食堂饭初罢，隔墙笑语哗，
南吕明月夜，八女剪窗花；
一剪蝶恋花，二剪果与瓜，
巧手竞新样，画师频频夸。
师道与世道综观我的创作活动（1）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在上海画了十年漫画，作品只在报刊发表，从未想过要开什么画展，可是也在集体画展中展览过作品。记得最早一次是30年代初“天马会”的某次画展，由于丁悚老夫子的介绍，参加过一幅水彩小品。画了一个舞台强光下的跳舞女人，题目已忘。这幅画之在我记忆中出现，也许可以和我在40年代用中国画笔墨画舞蹈形象有点渊源。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作品，可惜原画早在抗日战争中遗失，但凭记忆还能默写出大概形态。第二次参加画展是1936年在上海大新公司楼上举行的中国漫画展。漫画在绘画行列中
是雕虫小技，自来不登大雅之堂。30年代初上海的漫画刊物风起云涌时，漫画家觉得只凭借报刊的方寸之地，不能施展他们的雄才大略，要在展览会场中一显身手。那次漫画展，是在漫画家协会成立后不久举行的。除了卖门票收入，真还有人愿意收购其中的某些作品，作为个人的藏品，这不就证明漫画的功能在扩大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漫画刊物纷纷停刊。大后方虽有报刊，但由于缺少制版设备，无法刊登漫画。我首先发动一部分漫画界的老战友组织漫画宣传队，干脆画大画，以抗日为主题，到处开画展，标榜漫画救国，和演剧队合作，好像走江湖、出庙会，举行街头展览，用以吸引群众，成为漫画家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生活比较稳定，美术家开始借公共会场举行画展。漫画家得天独厚，40年代初期在重庆，个人专题漫画展大开风气。最早是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影射蒋政权的腐朽；接着是廖冰兄的《猫国春秋》，以辛辣之笔，写大后方的苦难与逆行；接下去有高龙生、汪子美的《幻想曲》；在成都有谢趣生的《鬼趣图》，写现实生活中的鬼域世界。在这一连串的个人漫画展之前，还有个打头开道的漫画八人展。这八人都是先后从全国各地集中到重庆来的第一代漫画家，包括张光宇、叶浅予、张文元、沈同衡、廖冰兄、丁聪、特伟等。
大约1940年至1943年间，我在桂林、衡阳、贵阳、重庆四处先后举行过“叶浅予漫画展”。展览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940年所作《战时重庆》；第二部分是1942年所作《逃出香港》。在重庆那次展览上，还曾试以中国笔墨画了几幅贵州苗乡的生活。《战时重庆》是漫画与速写相结合的体裁，把我从香港到重庆旅行中所见所闻，用土纸与墨笔记录下来，曾于1940年尾在香港以《重庆行》标题展出。原拟展出后编印成书在香港出版，不料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于敌手，出版未成，幸而保存了原稿，得以带到桂林，成为上述四个地区个人画展的主要作品。1941年寄居桂林时，我将香港沦陷时惊心动魄的个人经历画成另一套漫画《逃出香港》。至于《苗乡生活》，则是1942年在贵阳时，深入黔西苗族地区的写生画稿，试用中国画笔墨，在略带棉性的贵州皮纸上，描绘苗族人民色彩丰富的生活面貌，以图摆脱我所惯用的漫画手法，向中国人物画的线描和施彩靠拢。我曾在7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写那次深入苗区后创作上的变化过程：
“1942年我在贵州苗族地区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苗族妇女打扮得非常漂亮，每逢赶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饰穿戴上，集场上五彩缤纷，如百花争艳，任何画家见了都会动心。可是我那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变手法，岂不是颠倒美丑，唐突西施吗？从那时起，我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脱出来，另试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找来找去，觉得应该下苦功向国画传统中的人物画先辈们学习，于是我从漫画创作转到国画创作方面来了。
“速写是这二者之间的桥梁。以前我的速写为漫画服务，以后开始为国画服务。这个转变的动力是我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为了标志这个转变，我为自己画了一幅讽刺画：我躲在树干后面偷画一位苗族姑娘，姑娘用双手捂住脸不让我画。
“十年漫画创作生活，在我的人生观中孕育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思想，在艺术观中形成了‘丑极则美；美极则丑’的观念。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挽救民族的爱国思想冲垮了这种小市民低级趣味，我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大道，思想境界豁然开阔起来，认识到对丑恶的东西固然应该坚决揭露，对美好的东西尤其应该大力歌颂。揭露丑恶的笔和歌颂美好的笔应有区别，但也不是截然相反，而是可以互相沟通，互相渗透。这种沟通与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