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30-帝国的惆怅-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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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惊骇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档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不过,仅仅敢说还不行,还得会说。刘韵珂恰恰就是一个“会说”的人。在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呈之徒乘机而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让道光惊心的。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 道光皇帝看了他这段话,很可能会心里打个激凌。
刘韵珂的这个观点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诟病:这完全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嘛!在我看来,这种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调!刘韵珂毕竟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他不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难道维护大英帝国的统治不成?再说了,他的话,是要讲给道光皇帝听的。如果他的立场不是维护大清,道光皇帝会听吗?
现在看来,道光皇帝是听进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 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1856、185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韵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作为专制制度中人,刘韵珂辈做人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来的“制敌方略”和“锦囊妙计”,大约也只能是些“阴招”。刘韵珂靠着这一套在官场上混,也许还能如鱼得水。一旦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国际大环境,就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即便咸丰皇帝不让他“回家养病”,他迟早也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崴了脚。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笑脸与鬼脸
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这哪里是“天朝大吏”办外交,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吃讲茶”!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牛鉴此言,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择言么!
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进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又哪里“镇静”得起来。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耆英等人这次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现在可以肯定,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则实在不知是为何人。因此可以断定是伪造。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茅海建先生则认为不是。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他们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这下子牛鉴急了,只好说出实话:“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大概这一回道光皇帝总算是明白了。什么“诉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什么“恭顺”,什么“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们打不赢了才是真的。但他还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国”,怎么就打不赢那“蕞尔岛夷”呢?
这当然说来话长,但其实只说一条也就够了:“岛夷”们战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来回请旨的。不像咱们,事无巨细,都得您老人家“恩准”。
因此,他们也用不着撒谎。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鸦片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