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出发-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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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单是依靠病毒研究所的设施，毕胜利知道自己是不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测出病毒的基因排序的，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大型的计算机组合。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华大基因的汪健博士。于是他瞒着病毒所，将样本给了华大。
我来到了华大，现在这里也被称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走进大楼，迎面而来的是这样的一张时间表，4月15日凌晨二点四十五分，获得军事科学院无偿提供的从非典患者组织标本提出的冠状病毒，4月16日十点四十八分到十六点05分，成功破译出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整个过程用了不到悟三十八个小时。
说起华大，我和汪健原来还有一段渊源。就在1999年，在深圳举行的首届高交会上，我遇到了汪健。当时他和一批中国科学家从美国回到中国，他们希望推动中国参加全世界的基因排列组工作，但是他们当时的声音在高交会上得不到反响，反而是我死追着汪健做了一个报道。汪健说为了当初的知遇之恩，破例让我在他的公司里面随意采访。
走进华大，我被这里完善的实验设施所惊讶，因为在四年前，他们几乎是一穷二白。而这里，就是破译了水稻四亿多个基因的地方。汪健告诉我，从3月初开始，他们就想到要进行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样本。虽然最后毕胜利冒险给了他们样本，但是对测序工作来说并不足够。就在他们着急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军科院的支持。事实上，军科院的科学家们，早在2月10日，就已经基本上断定SARS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艾滋病从发现到分离出病毒用了三年的时间，但这次SARS病毒的确认到基因测序，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科学界的合力攻关。
3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全球主要实验室协作网。各地大量SARS确诊病例标本的共享，大大加快了协作网实验室的工作进展。而加拿大在发现了SARS基因排列之后，马上向全世界公布。
对于中国来说，在去年的11月已经发现了非典病人，但是不单单在确认病原体的时候走过一段弯路，在病毒基因序列的测定方面也比美国加拿大要晚。当我和毕胜利，还有华大的杨焕明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显得非常痛心。他们说，因为本位主义，因为配合不好，因为利益的关系，中国的科学家在这次事件里面丢了脸。因为没有样本，华大只能够依靠自己，这里的科研人员走到了最前线，到医院亲自等候采集样本。
就在测试出基因序列之后，这里的研究人员用了两天的时间鉴定出患者血液当中SARS病毒蛋白质，并且在4月19号研制出临床一小时检测试剂盒。他们把这些试剂盒免费送到医院，希望能够帮助对方尽快确定测试结果，但是过程并不是那样顺利。
在这里我碰到了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女医生丘玲，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对着汪健哭诉自己的遭遇。目前在北京市有一千五百多名疑似病例，当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用原来的诊断办法都不能够确定，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试剂，帮助这些病人确诊，但是医院方面并不信任他们，总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收集样本来进行自己的研究。丘玲费尽了口舌，还是被对方冷落。
丘玲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虽然我们做的工作不同，但是我总是觉得，在对待这份工作方面，大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知道她一点也不在乎名利，她只是希望能够用快的方法做一些事情，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从美好的愿望出发，却遭遇到这样的结果。其实现实总是有着让人遗憾的地方，当我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时候，我总是想，如果当事情发生之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他们那样，少想一些自己的利益，打破壁垒，共享资源和成果的话，第一个宣布发现病毒，第一个宣布基因排序的应该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第二章科学家和非典（2）
科学家和企业家
虽然有了诊断试剂，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个病如何才能够预防。有专家认为，这个病毒并不会自动消失，很大的可能会成为季节性的流行病，要控制这个病，非常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制造出疫苗。而这一点，毕胜利他们一早已经想到了。
毕胜利告诉我，他们研制的候选疫苗马上就要进行猴子实验了，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为了稳妥起见，他们要准备好所有的进行病毒分离的实验数据。
不过这个消息的曝光给毕胜利带来一些麻烦，在我们报道了之后，他收到不少的电话，就连一向对什么好像都不在乎的毕胜利，也对我说，不要再提疫苗的事情。不过他的这种对我的提醒，很快就被他自己忘记了，对于我的不断追问，他告诉了我关于疫苗研制的来龙去脉。他说，是他的朋友，北大下属的科兴生物公司老总尹卫东找到了他。
疫苗的配置，并不是一个毕胜利的这个实验室可以进行的，在这方面，科兴公司在配置甲型肝炎疫苗上面的成功，让他们觉得在灭活SARS病毒方面相当有信心。尹卫东知道毕胜利正在进行分离病毒的工作，于是找到了他。
疫苗的实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一点科兴公司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对于毕胜利来说，他觉得，用病毒灭活的方法，目前来说，是最快的一个制造出疫苗的手段，但是他觉得，这个方法存在风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病毒完全被杀死。正是因为这样，在分离病毒出来的同时，他和他的助手，正在尝试进行蛋白重组的方式。不管用怎样的方法，对于疫苗的研制来说，传统来讲需要至少两到三年的时间。根据规定，一个候选疫苗在配置出来之后，首先需要在老鼠的身上进行一个月的实验，然后才能够用到猴子身上。对于猴子的要求也很高，首先第一批进行实验的猴子必须是在洁净的环境下成长，确保没有受到污染的。也就是说，需要在p3实验室里面长大。目前在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里面，一共有四只这样的猴子。通常在经过了一个月的观察之后，需要更大数量的猴子进行对比实验，如果结果属于正常的话，就会在向药检机构申请了许可之后，进入人体临床实验，而这个阶段也分成两个阶段，一般来说需要四个月。也就是说，通常疫苗进入了动物实验之后，至少需要八个月才能够完成所有的实验。
疫苗的研制实在是过于专业的事情，让我感兴趣的倒是毕胜利和尹卫东之间的相处。两个人在处理文件的时候，一个在我们面前毫不避讳，一个则显得小心翼翼。其实对于病毒所，尹卫东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差不多十年前，他也是在这里工作，从事肝炎病毒研究。他坐在毕胜利实验室的椅子上，说，他帮我们大家订了食堂的白菜饺子，当然记的是毕胜利的账。他说他是听到研究所的广播说有饺子供应，这让他想起了十年前，同样的走廊，同样的广播，不过那个时候是通知各个科室去领东西，水果或者手套等等。十年过去了，似乎没有改变。
但是尹卫东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去了科兴，看到他们有着和世界看齐的科研和生产设备，尹卫东自己有着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我还记得当我走进病毒所的时候的那种惊讶，惊讶它的简陋，我甚至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相信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科研机构。
尹卫东要赶时间，不过毕胜利不让他走，他说要和他讲一讲佛学，因为他觉得，尹卫东已经被商业化了，对于金钱看得太重，他让我也一定要一起来听，其实他自己已经不记得，就在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他讲完了他的疫苗和其他，就打开计算机已经和我讲了一遍他理解的佛学。他说，在他的实验室里面，除了科研成果，每个星期每个人都要进行人文话题的交流，因为他相信，科学和人文是相通的。
看着这两个曾经走过同样生活轨迹的人，我忽然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搭配，因为如果只是埋头在实验室里面的话，如果没有像科兴这样的公司，很多东西都不能够成为可以为大家所用的东西。而像尹卫东这样的人，又代表了另外一种——专业的公司管理人员。我和他聊过，他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来把科研和生产结合在一起。
其实毕胜利非常知道企业的重要，他自己就是不少生物制药公司的顾问。他说，如果没有他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他真的很难进行他的实验。每个月，他的电话费可能是上万块钱，他现在开的车，甚至是他的助手开的车，都是这些企业家朋友给他使用的。不过他说这样已经很知足了，因为他需要使用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他需要拥有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那部莱卡相机，他的办公室里面到处都是他拍摄的照片。每天下班，惟一要锁起来的，就是他的这部莱卡相机。他说，这部相机是他的眼睛，可以记录他看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他们带给我们希望
在我的眼中，毕胜利是一个相当自信的人，有的时候可以说是自负，当然他不承认，他说他只是一个爱玩泥巴的人，一切都是好玩。就像他敬重的钟南山曾经说过，自己进行SARS的研究，不是因为高尚的爱国情绪，而是因为科学的探知精神，而毕胜利说，他真的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他还是因为觉得好玩。就像我问他，为什么在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四年，结果要回来，他说，因为觉得在中国更加好玩。虽然可能生活的条件没有在美国好，但是现在他有朋友给他开的车，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团队，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尽管他大部分的时候说话都像他说得那样，很好玩，但是当他说到这次SARS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的时候，他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这句话到现在还没有过时，如果中国的科学家们都跑到了海外，开着轿车，守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到海边去度假，中国这次出的事会更大。”
从毕胜利的身上，我看到了在中国的这样的一批科学家，他们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没有想到用发表多少的文章来包装自己，没有想到要不要去争什么第不第一，但是正是这些科学家，正在给所有的SARS病人带来希望。
只是因为各方面的配合不当，让这些科学家们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常常要为其他的事情而操心。我真的希望，这次SARS，能够让大家明白，只有病毒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只有大家一起，才能打赢这场仗。
第二章祝福中国
终于结束了在北京的非典报道工作，还有几天就要飞往莫斯科，有其他的报道任务等待着我。世界如此精彩，如此复杂，每一分钟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机场异常地安静，整个离境大堂空空荡荡，估算了一下，包括我自己在内，只有三四个看上去像是乘客。抬头看大型屏幕，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只有五班国际航班。问了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