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1-21世纪 鲁迅和我们(连载版)-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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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一个人的一生也有从幼年到童年、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的诸种变化，即使在同一人生阶段，人的思想感受也不是绝对相同的。我们这些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的看法就是始终如一的吗？也不是！再伟大的人物的思想也不是所有人在所有人生阶段都能够接受的思想。伟大人物的思想的惟一标志是，一当接受了它就再也无法完全回到此前的原初状态，再也无法完全摆脱它的影响，而不是人人都把他奉为神明。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所有对鲁迅的不满乃至反叛都还没有真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都还停留在一种直观、直感感受的层次上。而这也就是它的过渡性、不稳定性的表现，并且虽然它们表现的都是对鲁迅的不满，但它们的不满又往往是彼此矛盾的。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大超过了它们彼此与鲁迅之间的矛盾，有的人则是用鲁迅的主张、鲁迅的语言攻击鲁迅的。这种不满不是没有任何道理，但这些道理都是在一种过程中随时可以变化的，正像人的直观、直感感受是经常变化的一样。今年的流行色是蓝色，明年的流行色就可能是红色了。只有那些有了理性框架支持的感受，才能在较长时间中保持不变。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只有层垒式发展而没有急剧折转式变化的研究领域几乎只有鲁迅研究界。其它所有社会文化领域几乎都像折跟头一样翻了几翻。这说明这些文化领域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理系统，没有一个牢固的统一的基础。它们是在变化中形成这种基础的，而在没有这个基础之前，它们也不可能确定与鲁迅的关系。他们的鲁迅观还会有急剧的变化。　　　　
　　　　我所说的四个方面是：　　　　
　　　　一、外国文化研究领域　　　　
　　　　新时期是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部分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介绍、输入、借鉴外国文化的过程中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倾向。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开放过程中走入中国文化界的，是积极介绍和输入外国文化的，这原本不会影响到鲁迅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但由于鲁迅当时的世界文化思潮与现在的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所输入的具体文化学说与鲁迅当时所重视的文化学说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上是有矛盾、有对立的。他们重视的是当前的西方文化思潮，在他们的心目中，鲁迅就有些过时了，对鲁迅的文化思想也会有一种否定趋势。但是，这时期的文化开放又是有自己的特殊性的。它是在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西方那些旧的和新的学说在中国都呈现着极为新鲜的色彩，对它们的直接运用一时也很有效用，但西方任何一种现成的学说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这在开始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西方文化学说以极大的速度相继出现，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普遍的重视乃至信奉。现实主义很快变为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很快变为后现代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很快变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很快变为解构主义。在每一个小的发展阶段上，人们都是以当时最走红的具体思想文化学说为标准感受鲁迅、观照鲁迅的，鲁迅自然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但一旦把由于半个世纪的封闭所生疏了的西方文化学说都陆续介绍到中国，一旦这些学说本身已经变得并不稀罕，我们就会看到，外国文化输入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一个个具体的文化学说，而在于我们自己思维方式的变化，在于我们能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了解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而一旦进入这样一种思考，鲁迅当时输入和介绍的具体学说的局限性变得并不像现在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想得那么重要，而鲁迅在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之后对中国文化的解剖和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才是更为重要的价值。而在这方面，并不是每一个外国文化的研究者都能做到的。当然，在这方面还可能出现新的甚至比鲁迅更伟大的中国文化巨人，但即使这样的文化巨人，也不会轻视鲁迅，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是比我们更为重视鲁迅的人，正像爱因斯坦比我们更尊敬伽里略、牛顿，马克思比我们更尊重康德、黑格尔一样。我们对他们的观照是从外面进行的平面观照，是多中选一的比较，而他们重视的是创造性行为的本身，而在这种创造性行为上，后人又未必是能够绝对地超过前人的。在我们看来，爱因斯坦是比伽里略和牛顿都伟大的，马克思是比康德、黑格尔都伟大的，但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自己怎么看呢？恐怕和我们是不同的。外国文学界对鲁迅翻译中某些错误的指正，对他的翻译思想的质疑，都是合理的，但一个真正杰出的外国文化学者，是不会把这些问题当做多么了不起的问题的。他们知道何为大者，何为小者。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我们遇到的问题（2）

　　　　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几乎所有中国现代作家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有些现代作家还是用鲁迅的话予以否定的。当新时期重新恢复这些作家的文学地位时，常常伴随着对鲁迅一些言论的质疑或否定。这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中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对鲁迅的一些言论也有某些矫正作用。但从整体看，却不能不表现为一种对鲁迅的否定趋势，这也使鲁迅在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心目中失去了原有的光环。但是，必须看到，鲁迅及其作用原本就不是在他独霸文坛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原本就是与这些作家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我们、包括我们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往往认为，对鲁迅之外的其他作家否定得越多、越彻底，越能显示出鲁迅的伟大，而一旦别的作家也获得了很高的文学地位，鲁迅就不像原来想得那么伟大了。这是中国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排座次的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任何人的伟大都是在一个背景上的伟大，这个背景越大，只要这个作家还没有被其他作家所掩盖、所代替，这个作家也就越伟大。文学作品的接受和传播也是一样。文学崇尚的是多样化，如果我们天天看的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不论这部文学作品多么伟大，我们都会看烦了，都会转而厌恶它，轻视它。不能不说，现在一些人对鲁迅的厌恶，正是我们硬按着他们的头让他们读鲁迅作品的结果。卢浮宫里的绘画虽好，你也不能天天看，贝多芬的音乐虽好，你也不能天天听。天天看，天天听，它们就不好了。正是在众多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你才能感受到哪些作品在你的感受中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哪些作品是值得反复回味的，亦即哪些作品是真正伟大的作品。与此同时，伟大可以掩盖渺小，但绝不会掩盖伟大。普希金没有掩盖住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没有掩盖住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掩盖住卡夫卡，在所有现代作家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之后，鲁迅的价值绝不会比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表现得更不充分，而将更加充分。现在，这个翻案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观念正酝酿着一种变化，即从个别比较的方式转化为整体观照的方式。在这个整体观照中，鲁迅的光焰消失了吗？没有！他的亮度更大了。他没有被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穆时英、穆旦、张爱玲、钱钟书的光焰所掩盖，他的独立性、独创性的思想和艺术的才能表现得更充分了。所以，此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鲁迅的否定倾向只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过程中的暂时性现象，它的影响尽管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但它不会构成多么强大的思想潮流，我们不必把它们看得过重过大。和外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情况一样，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这些言论也不可能构成真正的联合阵线，它们联合不起来。研究高长虹的同研究徐志摩的不是一回事；研究梁实秋的同研究夏衍的不是一回事；研究胡适的同研究陈寅恪的也不是一回事。他们对鲁迅的不满都是一些矛盾着的不满，他们自己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倒带有更加绝对的性质。只要我们从分别的个别的考察返回到整体格局的考察，我们就会感到，倒是从鲁迅及其文学观念、思想观念的角度，更能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他批评过高长虹，但没有否定高长虹；他批评过林语堂，但没有否定林语堂；他批评过胡适，但没有否定胡适。他与他们有差异，有矛盾，甚至有时是很尖锐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是法国足球队和意大利足球队、英国足球队、德国足球队那样的矛盾，不是刘邦和项羽或岳飞和秦桧那样的矛盾。　　　　
　　　　三、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复苏和繁荣也是新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对鲁迅的不满。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他是反传统的。在中国文化研究重新开展的过程中，鲁迅受到一些否定也是必然的。特别是新儒家学派，更是表现出明显的反鲁倾向。但是，新儒家学派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学派，而不是一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学派。他们是在现代中国思考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问题的，而不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背景上思考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的。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学派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现代中国的伦理道德建设确确实实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他们企图通过中国固有伦理道德的重视，克服现当代中国道德紊乱的状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更不乏合理的成分。但这毫不意味着应当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反映着中国社会现代变迁的要求。中国社会的结构形式变化了，固有的伦理道德已经无法起到维系中国社会的作用，这种观念应该变化，也必须变化。在新儒家学派的势头正盛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也感到它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似乎新儒学对五四新文化否定的势力是不可阻挡的，也随之否定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局限性来。我在当时的课堂上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即使中国的男性公民全部成了新儒家学派的拥护者，至少还有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女性会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可能被彻底否定的，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已经不仅仅是男人的社会。仅此一条，新儒家就不可能像旧儒家那样统治整个中国。我认为，新儒家学派的惟一希望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鲁迅，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中国当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的问题。伦理道德不仅仅是理论性的，同时还是实践性的。孔子的伦理道德之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是因为孔子及其后继者中确确实实有很多人，不但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践中贯彻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原则，不论他们历史作用的好坏，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具有更高的道德情操的人物。这到了中国现当代社会中，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体现中国现当代人的道德情操的已经不是新儒家学派的提倡者，而是像鲁迅、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