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1-21世纪 鲁迅和我们(连载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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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乐感的民族获得真正的幸福与新生，鲁迅一辈子都在讲死亡、讲缺陷、讲罪恶、讲黑暗。他很清楚这样不合国情、自讨没趣的多嘴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这就好比在一个生日宴会上，大家在许谎和自欺中其乐陶陶的时候，有人说“这孩子要死的”。说者千夫所指，无可逃脱地要遭到大家合力的痛打。不想打他的人，也觉得这夫子太迂、太傻；无意之中也难免从众给他一拳一脚。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5）
四
说吧，挨打是注定的。然而，既然这一遭遇已由鲁迅这第一个傻子、第一个牺牲挺过去了，承担着了，那么复述者至少可以不再那么遭罚。况且有多少人知道你在复述呢？
挨打问题既然有可能不那么严重，也就姑且放下。这样，说黑暗剩下的另一顾虑就是，它所带来的有没有可能是“盛满黑暗的黑暗”？谁能担保听黑暗者就一定可以越过“地狱”而走向“天堂”，越过绝望而走向等待，越过罪恶而听从良知，通过忏悔而走向关爱呢？如果听者只是停在黑暗中那又如何呢？
我赞赏戈尔丁，然而我踌躇：在一个没有罪感传统的民族里，我们能不能用《蝇王》这种象征，把人性之恶、人生之恐惧暗示给孩子们？如果可以，我们能告诉他出路在哪里，赎罪的希望之源在哪里吗？如果指不出，这会给孩子一种什么样的灰暗？我们几乎没有了或者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一个全民族认可的“爱”之源、良知系统或价值公设。孔子没了，孟子没了，耶稣又是外族，在主流意识里，无论是仁爱还是博爱尚在不合法中。所以，人性的揭露没准就有这种可能，它不仅不能促人反省，反倒有可能引出一批豺狼坯子。就像对世界之恶的体验反倒支持了行恶时的心安理得：你恶我恶他恶，既然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大家都恶吧！
在《蝇王》中，代表正义的拉尔夫一方显得势单力薄，终致失败。这不是某个事件的结局，而是作家的哲学思考。鲁迅则明确地说，战士会在无物之阵中死去，无物之物则是胜者。这样的结论，忠厚的人必然会为此沮丧与绝望。那么能不能把这些讲给大家听？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抚慰人们心灵的创伤，来支撑其对绝望的恐惧？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还没有这样一双无限温存的手，况且这样的手能否真的抚平创伤是有疑问的。鲁迅当然是大勇者，他是“这样的战士”，能够在没有救主的情况下自我舔伤，自我作主，孤身一人肉搏这黑暗，在肉搏中发出大欢喜，亲证大澄明。那么，无数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怎么办？他们用什么作资源或力量，来抵挡虚无主义的袭击，而向黑暗作韧性的抗战，并由此走向大欢喜，走向光明，获得新生命？
无弊之策是没有的。这就有似帕斯卡尔的赌博理论：说，也许还可以赢得新生；而不说，却绝无可能。
鲁迅的《立论》之最深刻的人生况味，即在于对于黑暗是说还是不说。他提供了三种可能：说谎、挨打、今天天气哈哈哈。他自己所选择的是说黑暗而“挨打”。然而，鲁迅说起黑暗来并不淋漓尽致，他有顾虑，他想到了在中国把人叫醒（知黑暗）后无路可指、无人相救这一层，所以实施起来也有变通，并不一律：时而放开纵论，时而躲闪其词，时而故意说谎，或者在坟前放一个花圈。这是西方的思想家、启蒙家不可能有的瞻前顾后。鲁迅把它看作不及西方人毒辣的中庸。
多害相权取其轻，疗治“僵尸的乐观”毕竟更重要，所以说黑暗还是其一生的首选：于是有黑暗的鲁迅。
似乎获得了一种支持。我下意识地用了一个恢复键，标题重现。可是，这只有俟下回分解了。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6）
这样的东西如果能写出，我希望能读到它的，只限于小小的知识圈。虽然我相信女人不是圣母，也相信戈尔丁的寓言：孩子毕竟不是天使。然而我还是不希望女人和孩子们听到我的敲键声，最好沉醉于他们的钢琴，他们的鲜花，他们的林荫道，他们的溜冰场……我知道这是自相矛盾。这种态度也许是别一种“不平等”而激怒女权主义者和不甘示弱的少年，然而现在，我宁可这样。如果一定要讲，我宁可向他们推荐卢梭的《忏悔录》，推荐薇依给彼林神父的信，而不是推荐鲁迅的《墓碣文》。鲁迅不以为然于将其作品当作孩子的教材，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规避的对象放大？易言之，能不能索性在这很小的知识圈也保持缄默呢？能不能就此打住，让死去的就死去呢？在这样一个“思想淡出”的时代，“基因”与“数字”化的时代、“平安祥和”的时代，又有什么必要发此不谐音？
我想了想，恐怕不行。“黑暗”，是鲁迅送给中国人的最原本的光明，最独异的礼物。忌讳它，误解它，或者因为“无用”而搁置它，这都没有大问题，可以理解，可以等待。但既然它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精神遗产，而奋斗着的人们终归不是数字人，终归不只是基因，不可以没有精神的生活，那么他就有躲不过黑暗而沉沦于操心。既然黑暗只能潜伏而不可能消失，罪恶与人生是一个连体，乐与悲从来就不会因为平安而分离过，那么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有说的必要。一个民族总得有些知识者痛苦地醒着、忧患着。
科技的凯歌行进也许并不是反科学者说的那样耸听，但最大的痛苦往往会与陶醉一同来临，却常常是历史的事实。
敏感的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在中国发话了。这一次似乎并不是为了推动第几次浪潮和什么大趋势。他在北京接待了记者的采访，讲的就是在“高科技时代寻找人性的意义”。他说他在近著《高科技·高思维》中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就是要探讨科技如何与人类的精神世界结合的问题”。
作为未来预测学家的奈斯比特显然不会在哲学生存论上回答这种“结合”，但这个思路是对的。
也许，恰恰是“数字”与“基因”技术，会空前激发我们对人性之谜的兴趣和对人性的需要。比如，“克隆”技术直接就是生命史的革命环节，即便有一天这个技术真的被健康地用于人类自身的复制，从而把创世说、物竞天择说弄个粉碎，也不可指望人类有能力让自己回到赫西俄德的无灾难无痛苦的黄金时代。姑且不谈“人择”未必就一定比“神择”和“天择”更让人放心，也姑且不提科技“把人连根拔起”，“人成了碎片”，“性灵之光，愈益黯淡”，至少可以说，无论怎样的“克隆”福音，也不能消除人类固有的痛苦：只要生命还是一个有限的个体，“生存还是毁灭”，就仍然“是个问题”；人的有限（中间物）与无限（永恒）、恶与善、恨与爱、黑暗与光明、绝望与得救等等矛盾，就一个都不会取消；“操心”或“烦”就仍然是人的存在样式。这是人永远的无奈。人不可指望通过技术本身战胜这种无奈；只有在自觉到了的无奈中，跳入无奈，才有可能组建生命的意义，唤起自己的神性。这样，我们也就又回到了“在无所希望中得救”这样的老问题。
只要人类不可能绕开这些固有的无奈，也就绕不开从古至今的人文思想家对于人的存在论思考。中国人对于存在的思考，鲁迅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这一步与他所提供出来的“黑暗”说太有关系，它第一次让中国人正视而不是——如我们已知的文化遗产那样——人为地忘却这种黑暗，取消这种无奈之思。他以讲黑暗来驱黑暗，以置身绝望来反抗绝望，以无所希望来寻找希望，以执着的言说来守护存在，从而给生命以意义。这对中国传统的生存智慧无论如何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所以，对这样一份遗产，或者“跟着说”以图传输，或者“接着说”以图改善，或者“补充说”以图完成，或者“反着说”以图修正与否定，总得有人说下去。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7）
五
也许，我们还没有勇气像鲁迅那样正视和承担黑暗；也许，我们中暂时还无人有足够的力量，在更高的层次上清理、超越或革命他的黑暗；也许，这样的话题根本就“不合时宜”，而且“不合国情”。从数也数不清的著作看，人们的感觉是那样的良好，充满现代人的优越感。我们相信进化论，以为只要后生，就可以站到前人的肩上，比他们看得更高。我们相信科学就是力量，而且全能。
我多么希望跟随乐观主义者一路高歌，步入光明。但无奈我已知道，在生存论上，从来就没有这样轻松便宜的事情。人只有由炼狱而得救。而得救不过是一种精神的状态，并非溺水者抓到了救生圈。春天过后还是秋，命定中有此程序。天命之谓性。鲁迅知命了，所以他率性而为，一意孤行，即便千夫所指，积毁销骨。对鲁迅的指控已经不少了，这当然非常必要，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在海德格尔之所谓“人们”或“常人”的水平上说是道非，而深入到他的生存论上与之辩论呢？他在这个层面上可商榷东西确然不少。
这需要耐心地漫长地等待。
是坐着枯等，还是一边说着一边等呢？
枯等无异坐以待毙，我不愿意。可边缘状态的话，常常是说了也等于白说。没有听众不打紧，责之以“无用”也不打紧，打紧的是不时有人以道义的名义钳你之口。据说这是弄“玄”，这是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为自己的心性寻个立脚的地方不叫实际，寻呼生命的存在不叫责任。——这种逻辑多么的不可思议，然而又是多么的众口一词啊。
人有时只有变成无赖，这学问才做得下去。才薄力浅，何谈超越与革命，但知识论范畴的梳理工作现在总该是可以开始做的。即便是呼而无应，劳而无功，等而无着，管它呢！
话虽这样说，无赖毕竟不是得道者，我还没有后者的那种定力与从容。所以有时想来不免渺茫、黯淡：干吗要被人误解，操这种折磨自己的文字生涯？难道我就不可以纵身一跃——向着“逍遥”，或者向着“成功”。
不过每到这种时候，都很容易想到一个声音：“也许我不该当渔夫，……然而这是我生来该干的行当。”
这是《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的话。无聊中常常想到它，于是就稍感有聊。真也是大智慧。它曾一次次地让我感到自己的可笑：“逍遥”和“成功”对于真实的人生其实都不存在；我无处可跃。如果是选择“尊严地活着”，我只有辛劳在此在世界中。海明威让这位老渔民重复着说同样的话，他是不是在着意推荐这一哲学呢？
其实，人工作一生，除了像圣地亚哥那样劳作，那样留下一堆鱼骨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富结果、更有尊严的好行当呢？不能，不是无力找到，而是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在这一点上，鲁迅与这位古巴傻老头子有着同样的自觉。在光明的错觉中生活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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