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7-五月花号-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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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当时这里应该是水网密布的地方，特别是在Humber河流域，这里有很大的入河汇流点。不管怎么说，我们假定来接他们的船是从北海过来的，并且能不进河口就尽量不进。船长会驾船驶过Grimsby，但他不会走过Hull。所以，从逻辑上讲，这个地点是个合理的选择。在这个地方，来船既不会暴露身份，同时也便于岸上的人集合。
另外一件事，那些从陆地上走来的斯克卢比的男人由于不用爬山，走的都是一马平川的平路，所以一路行走应该比较便捷，女人们则一路乘船而来。
顺便说一句，有人说，他们曾在凯灵霍姆的洗礼教教堂作过弥撒，我无法找到旁证。另外，有人说他们中的一个人死在伊明汉姆，此人名叫霍金斯。
有一点可以肯定，“五月花号”上没有一个叫霍金斯的乘客。人。在1608年春，各地情形肯定大同小异。附近区域的地名都有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野趣——巴米尔坡、圆空场、鸡鸣坡——住房边上的路名唤“沼地路”，一条名叫“绿园道”的路横穿一片大空场。
显然，在他们出逃的这一天，当地人就像往常一样作息，再说，基灵霍姆·克里克离这儿太远，看不到这里的动静，这正是斯克卢比这群人选择在此登船出逃的原因。大约在妇女和儿童到达溪口的第二天中午，荷兰船驶了过来。船长看到有些男人在岸上走来走去——是不耐烦？还是紧张？——看上去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派小船开始接人。当第一批人被接上船，船长正准备接更多的人时，他突然看到一大队人马正向这里扑过来（有的骑马，有的徒步），他们带着钩刀，长枪和其他武器（因为乡下人从小就带这些武器）。荷兰船长嘴里骂了一声，乘着顺风，拔锚升帆，溜之大吉。已经上船的那些可怜的男人万分担忧被军人捉获的妻小，看到他们的困境却无能为力；而他们自己的处境也不妙，除了身上穿的衣服，连件换的衣服也没有。他们所有的财物都留在搁了浅的巴克船上，而他们自己则几乎身无分文。他们热泪盈眶，如果能让他们重新登岸，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个局面无法善终，所以他们只能与家人含恨分手。
究竟是谁出卖了他们？无人知晓。至于整个过程的前因后果，也不清楚。也许在他们前一天向溪边行进时就已被人看到：一帮在原野上走过的陌生人，显然不像那些携带工具找活干的雇工和手艺人，肯定显得不同寻常；一整驳船的妇女、儿童和财产肯定也同样不寻常。任何人都可能发出警报，但是他们是向谁报警的呢？
那支“大队人马”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晓。格里姆斯比就在南边，但在16世纪，港口被泥沙淤堵，从此走了下坡路。那里有足够多的人凑成一支携刀带枪的“大队人马”吗？赫尔是个大城市，但散落在哈姆伯河的北岸，从那里过来似乎不像。不管怎样，那些骑马的人好像说明这些人是从陆路赶来的。
留在岸上的男人们的处境极其危险，有的在那些人马赶到之前便逃之夭夭，只有留下的那些人有可能照顾妇女。但是看到那些可怜的女人惊恐万状的样子真令人难受。她们站在巴克船的船舷的四边又哭又喊，有的在呼唤她们被大船接走的丈夫，另一些人则不知等待她们以及她们的孩子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其他的女人看到她们可怜的孩子拉着她们吓得大哭、浑身发抖的样子，不禁泪流满面。
荷兰船驶入北海，遇到了一场历时两星期、差点将船吹到挪威海岸的大风暴。在遮天蔽日的风暴中，人们“看不到太阳、月亮和繁星”。
最初，水手们还惦记着将帆收起来，将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固定好，以防丢失在海上。在你走动时，如果你能抓住一根麻绳，你就该紧紧抓住。他们的想法是顶过这场风暴——除此之外，他们也别无出路。他们只能任凭风浪将他们带到任何地方。在风暴中，这艘大木帆船就像一只陀螺，在海面上上下沉浮，左倾右斜，遇到漩涡就直打转。
这场风暴不同寻常，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风暴只会持续六个小时。而在这场风暴中，有一次船身落入浪谷时，连水手们都绝望了，尖声大叫起来。在两个浪峰之间的浪谷足有三十多英尺之深，置身其中的人感觉就好像被水墙包围，随时会被砸得粉碎一般。当船被抬到浪顶时，水手们惊魂稍定。但是，当海水灌进他们的嘴和耳朵里时，水手们还一边在口中念叨着让上帝来拯救他们的灵魂，一边喊着“船沉了，船沉了”。风暴终于过去了，在海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死漩涡。船仍然在上下沉浮，但船上的人们不再被抛来抛去了。用非法作业法捕鱼的迈克尔·比克罗夫特（与本书作者交谈时）曾提到过一个传说，从中可见北海风暴的威力：“有一次，我在一艘船上，看到海浪将巨大的钢铁起重机折弯，就像面条似的。”
令人捉摸不透的是，英国当局似乎对在溪边被捉拿的人们不知如何处置。这些人从一个地方被踢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法庭被踢到另一个法庭，但是一个要害（也是夫权）问题是无法避免的：难道只是因为跟随丈夫出逃，就该把这么多的妇女和无辜的儿童扔进监狱？当然，反过来说，她们指出，因为她们的房子已被变卖，已成无家可归之人，所以也不能遣送回家。在她们被“折磨”了一段时间后，当局乐得把这些人赶走了事。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到荷兰去（2）
布鲁斯特、鲁宾逊以及“其他几个弥撒团的主要成员留在后面安慰她们，并提供力所能及的保护”，尽管能帮上多少就难说了。在波士顿失败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再次受挫，使一些人灰心丧气，“在面临这些第一冲突时便退缩了回去”，但是还有一些“有新鲜勇气”的新人加入弥撒团。不管怎样，过了一阵子，他们都陆续逃到了荷兰，“不同的时间，到不同的地点”。这群人重新聚集起来，“不是小小的一点高兴”。
布鲁斯特和鲁宾逊应该，也可能只会在所有想走的团体全都平安到达彼岸时才会启程去阿姆斯特丹。这些团体的总人数加起来有二三十个。有一种说法认为人数高达125人，但这似乎包括了已先程到达荷兰的那些人，也就应当包括从盖恩斯伯罗过去的弥撒团的人马。
在他们能够出逃的时间地点出逃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秘密组织仍然是这个万马齐喑的王国的一部分。关于这些人的探险经历，我们知道得很少，干脆说一无所知吧，但有一个例外，布拉德福德曾经暗喻自己曾在陆地上和海上有被别人暗算的“危险”。他用第三人称描述曾有一个“嫉妒心很重”的乘客将他出卖，告诉“毒蛇”（一个在船上的警官）他是从英国逃出来的人，警官便将他捉获并送到离当地最近的荷兰县府处理。县府一接这个案子，当即将他释放，布拉德福德继续前往阿姆斯特丹。
布鲁斯特是这场出逃运动的动力来源、组织者、引导者兼具体安排者吗？在斯克卢比周围是不是曾经开过很多秘密会议？是不是曾有怀抱幼儿的妇女们央求他们留居原地呢？是不是曾有一些坚定、固执和敬神的人们在深刻反省时发现自身的迷惑呢？我们对这个故事的几位中心人物的个人生活几乎一无所知。这一点非常令人无奈：他们是什么长相？他们的秉性如何？他们的品行和特性又是什么样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仍然是历史后台上的角色。（就连凯莱布·约翰森的综述里也只有两幅画像。一幅是爱德华·温斯洛，长长的卷发，一张唇上留着胡须、下巴蓄着山羊胡子的严肃的脸，僵硬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封信。另一幅是迈尔斯·斯坦迪什，他脸上的胡须更浓密，但从他的脸看不出什么东西。不管怎么说，就连这幅画像的真伪也有争议。）
当他们来到历史前台，那些把王侯将相和高级神职人员的点点滴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学家才不会费神去惠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从英国乡下来到荷兰的一个省会、然后来到美洲的荒野的弥撒团的。
但是，马尔克姆·迪尔比说：
我们的确知道这个团体的首领是一些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他们关系多、教育程度高，他们既与下层平民打成一片，又与上层人物过往甚密。布鲁斯特在做外交官时，和离权力中心（官廷）很近的威廉·戴维森能够面谈。他们与贵族有关系，这能起一定的保护作用，使他们免受最残酷的迫害。他们也许可以仰仗一些朋友的庇护。
我认为这件事的大部分是那些首领的性格的体现。这是一场在全英都有许多响应者的政治运动，但只有在斯克卢比和盖恩斯伯罗两地，他们决定向前再走一步，而且是很激进的一步：“我们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了。我们的理念永远无法在这里发展，对我们的迫害只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们必须到一个能容忍我们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荷兰。”
同样令人称奇的是，当盖恩斯伯罗和斯克卢比的弥撒团离开后，分离主义运动也悄然而去，这场运动消失得如此彻底，就好像它从未在这些地方发生过一样。就这样，四个从剑桥出来的奇人开创了这场运动，然后将它整个带走了。
当时的荷兰曾经经历过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一个多世纪以前，这个区域被称为“低地诸国”——包括今天的比利时和荷兰。这个地区当时已被法国东南部的Burgundy的诸侯同化了，但是，通过我们已经读过的那些改朝换代的联姻中的一个联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一个天主教徒继承了这片土地。当时的荷兰人都是卡尔文主义者——也就是法国新教神学家约翰·卡尔文的追随者，他们不喜欢这个新国王，所以把西班牙人给赶了出去。1572年，一些追随卡尔文主义的海员攻占布莱尔勒城并将其作为抗击西班牙人的基地。这个事件成了荷兰共和国黄金时代的开端。其后，其他城镇纷纷起义效仿。
后来，英国和法国与荷兰签约结盟，在斯克卢比弥撒团的人在阿姆斯特丹重新聚集一年之后，荷兰和西班牙签定了12年的停战协议。“荷兰人一直在为人身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而战，并愿意为世上的每一个人提供这两种自由。”将当时的宽容〃理想化〃成今天的宽容观念是一种误解。卡杜克斯和van－de－Bilt在《古城新客》一书中指出，荷兰比詹姆斯国王治下的英国的情形要好得多，实际上，比其它任何地方也都要好得多，荷兰毕竟是一个商业的国度。这说明荷兰人对他们自己之外的世界的视野更宽、观念更开放。在1608年，如果你要逃亡，没有比荷兰更好的地方了。而且还要一个重要的因素：那里离英国相对较近。荷兰有一个特殊的信条：“每一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任何人不得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侵扰和质疑他人”。
从斯克卢比来的乡民们一下子接触到许多新景象和新的经历：由武装的士兵们把守的有城墙的像城堡似的城镇，不同的服饰、习俗和举止，还有“奇怪的、听上去挺粗鲁的语言”。他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新世界。阿姆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