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7-五月花号-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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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的神学观随身带走，将影响力扩展到方圆20英里的区域中去，斯克卢比正好位于这个区域的北缘。这样反过来产生了一种团体的力量，也许互动是个更恰当的词。这么多来自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的、从默默无闻的历史后台上走来的人们给世界造成如此重大的冲击（不论这个冲击有多么间接），这在历史上不说是前所未有，也是空前罕见的。
布鲁斯特的主导思想是一个极端主义者罗伯特·布朗传授给他的，此公的性格有如火山爆发一般激烈。他是一个激进的清教徒和主要的分离主义者——他们主张彻底脱离英国教会——例如：布朗认为“一个因循守旧的人就不再是上帝教堂中的一员了。”
布朗的名字被用来命名一场运动（Brownists），他本人也被邀请担任剑桥的CorpusChristi学院边上的教堂里的助理牧师，但他的观点对于那里的信众来说火药味太浓，所以在那里没待多久。于是，他便到处游说，没有大主教签发的执照，就在城里边各地区随时随地讲经说道。布朗的哥哥为他和自己各弄了一本执照，但布朗把两本全烧了。
布朗对布鲁斯特的影响一定非常深远。他当时正是敏感冲动的年龄。也许他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也许他听到的东西令他折服。不管怎样，他最终找到了一个在余生中引导他的人生指南，这个指南将他从斯克卢比带了出来，走上了流亡海外的道路——他到了荷兰，然后，在下一个世纪过了许多年之后，长眠于新大陆的马塞诸塞。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清教徒（5）
他在1852年和1853年之间离开剑桥（尽管有一处记载认为他只在那里呆了数月），至于他毕业与否，至今众说纷纭。他离开剑桥后便投到英国驻荷兰大使威廉·戴维森爵士的门下供职。
在他学到一些像拉丁语和希腊典籍那样的学问，并在剑桥待上一小阵子之后，先在内心种下了神意和美德的种子，然后进入宫廷，为虔诚信教、信奉上帝的绅士，当时任国务卿的戴维森先生供职若干年。戴维森先生发现他处事考虑周全，忠心耿耿，所以在众人中对他最为信赖，只把最紧要、最机密的任务交给他。他将他看成自己的儿子一般，而不是为他服务的人；加上他渊博的学识和敬神的为人，他们之间的对话更像是朋友而不像主仆。
荷兰当时受西班牙管辖，荷兰人希望得到自由。他们来求伊丽莎白女士提供外交和财政支持，她精明地要求荷兰人为她提供的贷款担保。荷兰人将两个小城和一个城堡作为担保。荷兰人将开启其中一个小城Flushing城门的钥匙交给了戴维森，戴维森将其交给布鲁斯特妥善保存。第一天晚上，他将钥匙压在枕头下过夜。戴维森交给他一条金链，“在他们到达英国以后，骑马穿过乡村，直到回到宫廷的整个行程中，都要求他戴在颈子上”。
布鲁斯特现在来到历史的前台了，或者说，戴维森将他带到了前台。关于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死刑裁决，伊丽莎白已经拖了许多年了。1586年，她决定了结此事，但是，其他事不提，仅仅出于政治原因，她需要回避这个决定，因为玛丽与信天主教的法国关系密切。结果，戴维森签署了一张死刑裁决书，后来伊丽莎白诬陷他将这份裁决书混在那天她必须签字的文件中，也就是说她最后没有读便签了字。1587年，玛丽被处决。戴维森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伦敦塔。
不知何故，布鲁斯特继续为戴维森工作，至于多久就不清楚了，可能到1588年，然后回到斯克卢比安家。到了1589年，他父亲开始生病或已经生病的时候，他肯定已经重归故里了。当时，有人告一个邮差延误一份伦敦与贝里克之间的邮件。此人在从贝里克到纽瓦克之间的155英里上花了82个小时，比要求相差甚远。在唐卡斯特和斯克卢比之间的邮差追回了一点时间，但他仍然花了两个小时才走了两英里。然后将该邮件送到布鲁斯特的手中。
1590年，布鲁斯特的父亲去世，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在一般人看来，子承父业，做个邮局局长是天经地义之事。因为必须有人经营这个本来由布鲁斯特父亲居住的庄园老屋，这种观点便显得更有道理。
在布鲁斯特重归故里一或两年后，大约在他26岁时，他与玛丽结了婚，玛丽的娘家姓氏不详。过去曾有人煞费苦心（也有草草了事的人）地考证过她的家谱，甚至有人猜测在1593年8月12日在斯克卢比出生的、一般被公认为是布鲁斯特的长子的乔纳森之前他们还有个孩子。1593年也是一项针对清教徒和分离主义者的强硬法案通过的一年，该项法案以严惩那些坚决不去官方教堂的人们相威胁。
任何年满16岁的人，如果拒绝或怂恿他人拒绝女王在对神信仰的问题上的权威，或劝阻他人去教堂，或者被政府发现假借宗教名义组织非国教的秘密聚会或集会的人，一旦定罪，必须入狱，不得保释，直到他们认同国教并到教堂做弥撒。
该法案以“永久性的流放”相威胁，即使离经叛道者能够从流放中迷途知返，死后也“没有神父送葬”。三个分离主义领袖被处死，有证据表明，三人中的约翰·彭里曾是布鲁斯特在剑桥时的同窗。
伊丽莎白的那些令人纳闷的微妙之处使得人们对这项措施做出几种不同的解释。“她的宗教定位可能是对各宗各派妥协合作的修修补补的结果，但是英国教会已经深入人心，并且赢得了人们的尊崇和爱戴”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即使凭她的治国本领也无法限制在“百家争鸣”中的各种势力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分离主义者。这些人的组织是一个极端主义组织，他们认为英国国教的天主教成分太多，而且安息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要求将英国教会从大教会完全分离出来。
1594年，布鲁斯特的哥哥詹姆斯被任命为斯克卢比的主教堂Sutton－cum－Lound教堂的牧师。他素来以在保守的教会中的叛逆著称，并在选择自己的助理牧师时注重和自己有相同观点的候选人。这样就形成了他属下的信众倾向于分离主义的态势。
布鲁斯特是从历史的后台走出来的，而且同样是在一个香火兴旺的家族中长大的。一份家族表认为布鲁斯特这一辈有9个孩子，其中3个名字都叫詹姆斯。他们似乎住在斯克卢比或在周边地区，有几个可能有执掌教会的职位。
多年后，威廉和玛丽有了一个自己的大家庭。除乔纳森之外，后面又生了5个孩子。其中的一个无名的孩子可能出生在荷兰，但出生不久便死去了。其他的孩子则都有一个响亮、有些怪异而有韵律的名字：佩兴丝（生于1600年）、费尔（生于1606年）、洛夫（生于1611年）和瑞斯特林（生于1605年或1614年）。（译者注：这些名字的依次顺序为：耐心（Patience）、恐惧（Fear）、博爱（Love）和摔跤（Wrestling）。）他们都是些身体强壮的孩子。后来的经历证明，他们的身体必须结实才行。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庄园老屋（1）
当年每天走在正北大道上的那条为小镇斯克卢比解了无名之忧的车水马龙现在已经隐入无声的历史烟云之中。今天，人们只能靠想象去重现昔日的辉煌。我向马尔克姆·迪尔比请教当时旅行的情况，当时路上交通繁忙的程度。“路上的人多不多？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想象当时的老百姓与外界接触不多。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当时肯定有集市，还有一定程度的贸易，另外，当时还有向城镇涌去的移民。当时有一些被奴役的人，只要他们逃脱枷锁，到城里避一年的风头，就可以转成自由城镇居民。但是，至于这些移民中社会地位最低的是些什么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很多人由于家庭的联系、职业和其他因素按兵不动。”那个年代，大部分的行人是徒步的，他们中有的也许是朝圣者；小贩们将这条大路作为动脉，从这里转到凹凸不平的通向象布利斯和马特塞的小村子的小路，到那里去兜售货物；成群的手艺人——木匠、石匠、泥瓦匠背着工具找活干；农夫赶着牛，带着鸡鸭去赶集；离乡背井和天生乐观的人们向远方的伦敦走去。
路上还有骑马的人：传送官方文件的信使在各个邮站之间快马加鞭，布鲁斯特和他在这条大动脉上的邮政同行们都备好了良马。骑马飞奔的信使在一个缓慢凝滞的背景中一定是个颇具戏剧性的人物，他们低着头，斗篷飞动，坐骑气喘吁吁。路上还有骑着马但走得更加悠闲的人们：他们是些做买卖的生意人；还有带着佣人和保镖的有封号和家财的人。
他们与斯克卢比的接触一定很实在。他们像今天路经此地的人们一样，都能看到那座圣·威尔福雷德教堂。
这个教堂是以7世纪时约克郡大主教的名字命名的。教堂15世纪初建的广场上的基座支撑着一个高高的尖塔和4个小尖顶的教堂方塔，象征耶稣受难时身上的5处刑伤。教堂的钟声曾经召唤过年幼的威廉·布鲁斯特去做弥撒。教堂西面的装有德国式窗户的通道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教堂前院附近的更像是一个民居的“牧师老屋”也可追溯到16世纪，但是由于现代化的翻新和扩建，这座房子与布鲁斯特那个时代的小小的草屋几乎毫无相似之处。
教堂内部有一种任何一座英国乡村教堂都有的那种一成不变的样式，一种古旧、持久不变和坚实的气氛。在这种环境中，往事似乎就发生在眼前。尽管许多其他东西都发生了变化，故人就像任何今人那样都曾经注视过这一面面厚实的石墙、刻有精美雕刻的栏杆和座椅——这些雕刻线条流畅，就像深色木料上的故人手迹——所有这些在布鲁斯特的眼中的感觉和在我们眼中的感觉是一样的。两把有精美雕饰的座椅还在那里，但是那可能是古时候特为麻疯病人安排的座椅。至于钟塔里的钟，其中的一座是新铸的，另一座是1647年安装的，另外两座分别刻有1411年和1511年的日期。
但是，眼前的这个地点有一点骗人之处，因为1610年时的教堂内部不是这个样子。
1864年，这座教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内部拆除和重建。在维多利亚时代，出于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大多数的教区教堂都曾做过非常彻底的改建。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英国教会曾为神职人员的短缺大伤脑筋。他们经常让助理牧师主持弥撒，斯克卢比的教堂正是照此办理的。其结果是教区牧师和教区的信众渐渐疏远了，所以无法看到社区的结构变化，但当19世纪上半叶的“卫理公正教会运动”从英国国教那里吸引走许多人之后，他们采取的唯一的对策是对原先的计划作一次重大的改变，为每一个教区安排一个住在信众社区里的牧师。
在1608年，教堂更引人注目的关键在于外部形态而不是内部装饰。教堂内部可能有橡木长凳和一面将听众席和圣台分开的帏帐。内部结构必须对称——也就是说教堂里必须有一条北通道和一条南通道。地面几乎可以肯定是泥土地。中世纪的洗礼盘（现已转给芝加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官员们重新设计教堂设置时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