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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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国门，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和行动。但西方社会的丑恶现象——卖淫嫖娼也从国门外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已被消灭的性病又重新渗进人们的生活。沉渣残孽的泛起，给人们的正常生活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传统的美德从这里开始沦丧、堕落。
商欣仁的文字制造出肉体受侵扰和国界受侵扰两者之间的共振效应。外国的东西通过非正规途径进来了，带来了痛苦和疾病；被破门而入者（女人、国家）却被欲望迷了眼，心甘情愿地合作共谋，让自己受到侵犯。同时，女人也被表现为危险的形象，女人威胁到男人/国家的肌体完整和生命力。包装在浓缩形式中的（tabloid［通俗小报］原本的意思就是浓缩的东西）是一帖双重配制：妓女/国家作为受到（西方）侵害的受害者；妓女作为男性/国家的危害者。双重的忧虑通过在文字层面调度妓女的身体得以表达。放在开头的这几则小故事显然为了刺激、撩拨、警告读者（或许还能让在报摊上随便翻看的路人心动，买下这本书）。但接下去商欣仁就不再提作为受害者的女人了，而专讲第二种情形，即男人（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如何受到性堕落女人的腐蚀、污染和欺骗。如果女人成了暴力的牺牲品，那也是自找的。下面的故事中，男人的情形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成了软弱可欺的人，没一个精明能干的。其中有民国时期阿木林故事的老调重弹：一些以前没有嫖过的男人，不懂得找妓女有哪些规矩。姓牟的到了舞厅，出了好多洋相后才明白了“操作程序和规矩”：客人必须先到柜台付10元介绍费，才能挑中意的服务员伴舞；下舞池后，必须给10元，女的才同男的贴胸跳舞，照此一个个10元加上去，她才逐步升级，从贴脸、贴腹到贴胯。经理告诉牟，如果合乎手续，想要另外的服务，女人是愿意的；事实上，没有生意的服务员还找经理闹，因为不赚外快的话，她们干一个晚上还不够买一杯咖啡。看来，从民国到现在，舞厅业没有多少变化，但是作者并没有多说服务员的低报酬。她们的经济需要不是主要的，要害在于她们自愿卖淫。
第十章 改革者性描写和色情想像（4）
除了缺乏嫖娼经验的土包子，另一类经常出现的男性形象是受到骚扰的、正派的政府官员或企业的管理人员。这种人在为现代化而工作，或者在捍卫国家的纯洁，但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受到了妓女的滋扰。一个工厂的厂长带着助手到沿海某地谈生意，妓女整夜打电话进来，还自己上门，拿了他们的烟就抽，还声称她们的服务很便宜，厂长给闹得一夜不得睡觉，第二天只能换旅馆。还有一位纪委书记赵某到南方某市出差，走进了一家发廊，洗完头被叫到后面去冲洗，没想到洗头小姐居然抚摸起他来，还问他要不要“特殊服务”。赵猛然觉悟，原来这地方不是发廊，他当即双手捂住羞处，正色道：“我是国家干部！”谁知洗头小姐反倒来了劲：“领导干部好啊，我们优惠一点的啦。”说着竟扑上了身子。
赵起身想走，小姐拉住他，非要他交100元“贴身费”，而且店里顿时出现了“几个凶神恶煞的小伙子”，不容他不给钱。我们从中了解到，妓女对社会等级制度或做官的根本没有敬意。新生的管理阶层手中的权力和金钱招引来妓女，而不是令她们怀着尊敬保持距离。商欣仁写的故事中，并非所有有权的男人都像那厂长或姓赵的干部一样讲道德。经不住妓女的诱惑的人既毁了自己也害了国家。有个厂长因想在公园里同一女子发生性关系而在广州被捕。（那女的是浙江人，这一点更加深了广州作为四海妓女麇集之地的形象。）另一个“长”因嫖娼被罚款5000元，但他申报差旅费的时候做了手脚，居然将这笔罚款用别的名义报销了。工人们发现后气坏了，厂里的生产下降，他却稳坐厂长位置。商欣仁的作品很不寻常地让我们看到执法部门想限制卖淫嫖娼活动时所面临的困难。他解释说，每个单位都同公安机关签了协议，在条款中就有保证自己的单位没有娼妓和嫖客一条。凡签了协议的单位，公安机关就不专门来巡查了，而将责任交给了单位的保卫部门。单位想要得到公共秩序治理奖，就必须是干净的，或看上去是干净的。奖金虽然不多，却关系到单位领导的“面子”和职工的收入，因此有的单位就充当了妓女和嫖客的“防空洞”，而不肯承认自己那里有问题、丢了奖金。为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商欣仁讲了一件事：一个工人的儿子将妓女带到父亲的办公室。卖淫嫖娼活动玷污了“父亲的办公室”——即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危及现代化的进程。在极端的例子中，卖淫嫖娼活动使嫖客的肉体遭殃。有一则故事讲到，有一对老夫妻下南方去收儿子的骨灰；37岁的儿子被黑帮凌辱后残害，因为他睡的一个俄国女子正好是被黑帮成员包身的。这里，国家衰亡的幽灵与卖淫嫖娼紧密相关，体现在俄国卖性女子的身体上：苏联解体后，这些女人被迫到海外寻找生路。同时，外国影响也被赋予了负面的意义：那个男人遭到杀害，就因为他想“尝尝洋果子的味道”。商欣仁故事中的男性角色地位各有不同，有性色方面的新手，也有倒霉的、好色的或腐败的官员，然而妓女不论在淫业中地位的高低，却一律被描写成进行污染或欺诈的人。例如，在一辆农民和打工的人搭乘的长途汽车上，有那么个矮胖的女人，耳朵上垂着玻璃珠子耳环，涂抹着廉价香水。“此女子姓梅，这是一个很美、很富有诗意的姓，但她从一登上车就在污染这个姓氏，不！很久前就开始了。”梅在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边上坐下，“像猫儿一样”在他身边“扭动挨擦”，并告诉他10元就行。她开始抚摩他，但显然是没有结果，因为人们“听见她怒气冲冲地责问：‘你才回家探了亲？’”另一些性工作人员则和这个在拥挤的汽车上工作的、其貌不扬的女人完全不同，她们穿着靓丽，手持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坐着出租车来到路边店，分散进入各房间，完了事就飞快离开。作者称这些人“污染着社会的空气”。还有“火锅”店的女招待也是骗子，一顿“基本上是豆芽加葱姜蒜末”的简单饭菜加上按摩服务，就开出天价来。商欣仁报告的结尾和开头一样，讲了好几则血肉模糊的故事。除了上面提到的嫖客受到凌辱残害的事情，还讲到一个女人因怂恿几个有暴力倾向的嫖客相互竞争、看谁能得到她，最后被戳了十几刀后死去。我们还得知一个女赌徒同男人睡觉抵赌债，最后一次她同三个男人日夜不休地赌了好几天，终于输了，男人说太累了，搞不动她了，拿了个胡萝卜塞进她的阴道就睡过去了。女人昏了过去，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这些故事不是呆板地讲述干部怎样背离职守，就是乱动刀子，充满血腥气。我们会问，这样的故事有什么情欲上令人愉悦之处？故事里最多有一句话会提到抚摩，至于性交则根本不写。也许暴力就是为了引起性欲，或者说暴行的描写激起了一些读者的性欲，但这并非商欣仁的本意。但是这类故事的叙述语气却是冷静的、分析性的，似乎意在震惊而不是唤起欲望。这里的色情经济不是围绕着露骨描写开展，而是一种言外之意。这些故事具有撩拨性，因为它们都要写一宗性色事件，但是故事中的关键性行为只有暗示而没有正面描写。对于刚刚经历过关于淫秽之争的西方读者来说，这些故事无论看来多么平庸或令人厌恶，但考虑到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作品中甚至不允许提到性活动，连伴随发生的暴力行为也不能描写，因此，打破这一禁令本身可能就负载着强大的色情意蕴。究竟何谓色情，就像何谓女性一样，总是根据本地的具体语境而被赋予意义的。然而说来也奇怪，这里仍有些东西能让北美的读者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铺天盖地的、色彩鲜艳的通俗杂志，封面和封底是大面积暴露的吹萨克斯管的白皙女郎和穿着比基尼泳装、撅屁股斜躺着的黑美人，而封面封底之间就夹着放不开手脚的色情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像商欣仁这样的作者警告说，卖淫嫖娼转移了人们的目标，不让我们努力实现现代化，但是写卖淫嫖娼的媚俗作品却做着刺激性的事情，滔滔不绝地说着性，这正是福柯所谓的现代所特有的强迫症。
第十章 改革者无声的提法：卖淫嫖娼与女性劳动市场（1）
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和北美的女权主义开展了关于娼妓问题的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将娼妓业理解为对女性的性奴役（女性被迫做性奴隶）还是一种性劳动（妇女在有限的可能性中所选择的并为她们随时能使用的、能带来最大利润或最具有解放性的挣钱工作）。但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这两种立场都没怎么得到认可。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末的中国妓女有时被说成是受害者，但总的来说，和民国时期的妓女相比，舆论认为现在的妓女是主动为妓的意味大大加强了。然而在所有的公开讨论中，不论国家、学者的意见还是大众的舆论中，几乎从不将卖淫视为工作，或认为劳务市场的状况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尽管他/她们自己提出的证据就有可能作出那种分析。举例说，在海南岛的首府海口市作为“邪恶之都”的形象出现的时候，一位香港记者说到人口大量涌入海南新经济特区已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区设立后，海口的人口已从31万激增到40万，每日有三四万人在大陆和海南岛之间穿行。其中多数是做小买卖的，一个月收入150元左右，但是做舞女的（文章强烈暗示她们也卖淫）一个月能挣到0元，那是她们在大陆工资收入的20倍。文章没有说明这0元是否包括了对客人进行性服务的收入，但显然性工作比女人能得到的任何其他工作都更能来钱，而且也比男人的许多工作挣钱更多。但是，四个月后，当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谈到同一问题时，他却将卖淫嫖娼和赌博等都说成是“丑恶的社会现象”，认为这是由于人口大量涌入、警方控管不严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侵蚀本省”所造成的。他提到失业是造成犯罪的大问题，但认为这不是诱使妇女卖淫的因素。至于卖淫对妇女来说是特别能赚钱的行当，他更是只字不提。他指出的解决办法和他对问题的界定是一致的：“打击严重的犯罪活动，坚决消灭各种丑恶现象……限制人口盲目流入，对进入本省的外来人口要严格地管起来。”学界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我们所看到的，学者的分析评论承认吸引女性从事卖淫的主要是高收入和物质利益。但是在他/她们的文章中，卖淫乃是女人为了得到物质的好处而做的事情，而不是工作，这主要是由于妇女在职业、智力和感情方面都缺乏技能，不大能适应改革时期对劳动力的要求。报告文学和通俗书刊的作者则忙于写出作为悲剧、堕落、对民族的威胁等等的妓女形象，哪里顾得上将娼妓当作一种工作类别加以分析。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部门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基本上都不认可劳动市场的分析框架？20世纪90年代，在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