徧执批判-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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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而在此之前，文艺复兴之后的意大利还把阿尔卑斯山背后的民族——法国称作野蛮民族呢。
“路易十三登位时法国还没有一艘大船，国库空空”，而到路易十四的年代，路易已经带领雄师百万称霸欧洲。要知道路易十四并不是顺利登基的，在他执政之前法国政局不稳，从小路易十四便跟随摄政的母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22岁才正式登基。当然，替他做主的不仅有他严肃的母亲，还有数个征战不止的亲王和主教兼首相，到处是阴谋和流血，还有巴黎最高法院周围一点即着的平民。总之他上台时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尽管困难重重，路易十四从来不缺少勇气，一俟摄政主教死后，大臣们惊惶失措地来问他，以后有问题找谁，他坚定地说：“找我！”插图《人类》192 太阳王的家族 让？诺克瑞特 油画 1669年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欧洲的王室婚姻
以前我知道欧洲的王室婚姻特别复杂，但是从来没有阅读这本书给我的印像这么深。彻底理清了封建时代欧洲的王室婚姻，大概对于欧洲历史也就能了如指掌了，起码是找到了读解西方封建政治的一把钥匙。
我说过，欧洲有贵族传统，当然每个国家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古代欧洲普遍比较看重贵族血统。其实普通的贵族在欧洲王室还不够规格，他们看重的是王室的贵族血
统。最开始王室之间的通婚肯定是为了各国间的和平，但后来就成为传统：王室的婚姻只在王室之间联通，一般的贵族都进不到这个圈子，除非是当政首相或者主教的亲人才有可能与王室攀亲。实际上，一般他们的高攀多会被看作冒失而被否定。比如，路易十四爱上了当时法国头号政治家马扎然的外甥女，但是皇后就当面给否定了。作为首相的马扎然之委婉小心足以说明了高攀的嫌疑，他谦卑地承认他们两家确实不相配。而路易十四只能最终与西班牙的王室结亲——据说那位年轻的王后漂亮迷人，但在《铁面人》中却是一位难看的秃子，令人不解。
不过国王通常会有许多情人，路易十四不仅有情人而且和情人生下了许多孩子，而且他们最终都从罗马教廷那里获准了王室继承权，但通常他们只能娶一位妻子。
路易十四情人中最有名的一位是曼特农夫人。她是位寡妇。在路易十四48岁时终于和52岁的曼特农夫人在教堂秘密结婚，想必那时候王后已经死了，据说王后只活了40多岁。而前面和路易十四一直生活在一起并生育过许多孩子的一位贵妇情人则饮恨终生，成为修女。
伏尔泰说：“长期以来，基督教欧洲（俄罗斯除外）可以视为一个与分为若干邦的大共和国相类似的国家。”尽管他们有一些分别，但是共同的宗教基础和一些国际公法和政治原则的相同使他们更容易走到一起。当时已经成形稳定的国家大致有：法国、英国、西班牙、德意志帝国、德国、荷兰、瑞典、巴伐利亚、意大利、葡萄牙等。这些国家之所以联系紧密，除了面积小、交通方便之外，就是因为有一个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这个传统特色——王室婚姻。
中国也有和亲的传统，但是通常只嫁不娶，以保持自我血统的纯净，充分显示了中华帝国惟我独尊的中心地位。欧洲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实际上由于他们认同娶进来的血统，甚至在联姻之前就考虑好之后的国家利益。最好的婚姻是可以预见到将来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继承另外一个国家的王位。比如，路易十四生前就可以根据血统和继承法来预见他的一个孙子可以将来继承荷兰、美洲和半个意大利。欧洲国际间联姻的最后结果是，几乎每个国家的王室之间都是亲戚。比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把长女嫁给了法国的路易十三，把次女嫁给了德意志帝国的皇帝费迪南，而费迪南的儿子又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次女为媳，路易十四则娶菲利普四世的长女为妻……其实整个欧洲王室全是亲戚，最典型的是英国和法国，一直都基本上是表亲一样的近亲关系。所以欧洲常常发生父亲带兵打儿女，要么就是打女婿，或者是表亲相战。中国就无法想像这样的事情出现。
从地理面积上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国土基本上与欧洲大小差不多，甚至比欧洲还大些，这一现实限制了中国与周边各国广泛联姻，在交通不便的时代皇帝嫁出去一个女儿等于永远失去了一个亲人。或许这个特点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的闭关锁国也未可知，因为国家首脑的心态就此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我大学期间，听到外教的姑姑在瑞士，舅舅在法国，哥哥在德国，妈妈是西班牙人，而他自己又是美国人时，我大为惊诧这样一个“联合国”的形成。同时我也想到过，这样的西方家庭与所有的亲人都在同一个国家的传统中国人之间所可能形成的观念与思想差异。闭塞与开放的走向会非常明显。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的地缘构成有很大的关系。
欧洲尽管长期“类似”一个国家，但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各种竞争异常激烈，竞争对于发展的催动作用很明显，无须赘言。大国对于古代中国可能有的另外一个负面是，在古代与周边国家交往相对较少的联系，国际关系和外交上的不成熟肯定也是明显的。所以从清朝开始，一旦需要国际关系修养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跟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土鳖一样连连失策也就不奇怪了，这方面欧洲都发展几百甚至上千年了。
全球化不是这个口号喊出来的时候才存在，在人们意识到地球是圆的时候就已经自动地“全球化发展”了。而善于国际关系的欧洲无疑在这一运动潜在开始的时候就跑到了世界的最前面，海道的开拓与探险精神使他们如虎添翼，经济政治的优势获得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这个全球化比较保守地说在400年前的欧洲就已经开始了。而中国可能是100年前才看到这些。
不过最古老的一次与中国有关的“全球化”运动可谓是近2000年前围绕丝绸之路的一些国际贸易与征战了。中国东汉的内乱导致丝绸之路的中断，尤其这是西方安息王朝（波斯）的主要财政来源，所以该王朝马上跟着垮台了，而向来与之争夺丝绸之路的罗马帝国也因之有了新的变数。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社会大变革
顺治与康熙在中国的历史中都是比较开明的圣帝，伏尔泰在这本书里也这样提到过他们。但是从现代社会结构来观察当时的社会状态给今天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现代化准备时，我们依然发现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或者整个欧洲的状态即便在300年前就已经大大“优于”中国。中国积弱其实也不仅仅在清朝这一代，更不是上个世纪的短期牵连，要早得多。
中国历来封建君权大于一切。皇帝除非自己个性上的宽容愿意主动出让一部分权力，否则他就是一个国家绝对的权力像征，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手握大权。在清朝依然是这样，尤其是政局相对稳定的顺治和康熙时期，雍正是个更极端的例子。这是封建专制的一个典型表现。
我们来看看同时期的法国和欧洲是怎样的。英国这时正在经历一个社会大变革。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成功，查理一世本来不会被杀头，但是他阴谋反攻倒算就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克伦威尔没有活多少年，并且他儿子不屑于接替父亲的统治地位，所以几年后查理二世就在欧洲亲戚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了英国的王位，只是这时英王权被英国国会限制得很清晰了，而这时教会更一如既往地牵制着英国统治者的一切。王室、教会、国会“三权”分立，而他们“国会”中的两党那时候已经存在。
法国也差不多，远在罗马的教会对每一个欧洲的王室都是一个牵制。教会潜在地降低了欧洲各个皇帝的权势，并且在一定范围内约束了他们的统治不能像中国的皇帝那样无法无天。或许这批阴冷的穿黑袍的人们，以想不到的方式从另外一面有效地遏制了欧洲皇帝们本来可能有的对平民的大规模的残酷统治，所以总是在人民没有起来暴动之前，王室就被教皇以某种“规劝”扭转了局面。这只是我的猜测。事实是，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都可以很容易地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让另外一个王室的贵族寻求庇护以继续自己的研究或者生活，比如，笛卡儿、伏尔泰。也有某些人以战士的姿态加入敌人的队伍来反对自己的祖国，历史上很多，比如，一直在西班牙跟路易十四作战的孔代就是法国亲王。这种现实可能使欧洲的国王比中国的国王更“自觉”、“自省”一些。居安思危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口号。在中国就不太可能出现类似的局面。
法国当时的枢密院具有很大的权力，而中国在明朝却取消了这一制度。巴黎最高法院更是很明显的一派不偏不倚的绅士风度，站立在国王和平民之间。国王经常会成为被告出现在法院的告示里，而国王在法院的败诉也很常见，这在中国的17世纪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还有教会的平衡力量。所以说，在欧洲即便是一个专制的皇帝，也与中国皇帝的专制级别是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的！这个相对被动情形下的客观存在的“民主”传统在西方的17世纪已经基本确立。后来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种无本之木的突然口号，她可能是一个千年传统的渐进总结，是一种习俗，是一种习惯。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一系列文章中会继续谈到。不过我绝对排除人种差别因素在民主发展上的影响。在一定的制度下中国人也是可以“民主”的，连皇帝也可以“民主”，中国传统的极权转为集权在这里成为一个“特例”。比如，汉代曾经有过丞相制，个别皇帝就相当地尊重丞相们的意见。“丞相位尊权重，凡有所请，皇帝无不应允，丞相进见，皇帝要起坐致礼，且与之坐而论道”。不过遗憾的是，这个制度或者习惯时间很短。再往远里说，中国还有尧舜的禅让呢。
我觉得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潜在作用远远不是单纯精神层面所能概括的，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是东方人所不能体会和估量的。
以基督教为基础、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西方宗教生发出来的宗教教派多到让人眼花缭乱。仅在本书中提到过的就有：天主教、基督教，路德派，耶稣会教士，长老会，冉森教派，胡格诺派，加尔文教派，胡斯教派等等。他们的存在既不像中国那样一旦暴乱就以取代皇帝为目的，如清朝末年的许多起义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他们有罗马教皇的统一管理，一般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些不同教派之间的长期争斗很可能给欧洲文化带来了其他一些特色。比如，各种教士对于宗教的执着精神，对于探求科学真理人士的榜样和力量，对真理的认真严肃，对于世俗权力机关和皇权的一贯漠视，我想对整体社会都会有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幅单调的图画：除了皇帝实际上只有一种人，即平民，并且是绝对不敢乱说乱动的平民。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