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9-案发当时(选载)-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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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1765年）在河南邓州就曾发生一起这样的案件。邓州有对夫妻，丈夫叫王六儿，妻子是薛氏。这两人结婚不久就感情不合，吵吵闹闹。薛氏不愿和王六儿一起生活，经常回娘家，几个月才到夫家一次。有一次薛氏又是回娘家几个月，王六儿的父亲王兴觉得这一对是前世冤家，凑不到一起，就叫王六儿写下休书，把薛氏休了。王兴自己到薛家去送休书，到了门口只是把休书往门内一扔，转身就走。薛氏的父亲薛晋暄拾起休书，赶紧出来，追上王兴，责问为什么要休掉薛氏。王兴说只要小两口和谐，他并不是真的要休掉薛氏。薛晋暄反过来说了王六儿一堆不是，两亲家不欢而散。
过了几个月，薛晋暄找了本村的地保贺承先等一些有脸面的人来和王兴调解。几个来回，王兴收回休书，薛晋暄则把女儿薛氏送到夫家。当晚，王六儿以为薛氏已经回心转意，自己先进了房间睡下，不料薛氏在外面房间坐到三更还不进房。王六儿起身先劝后骂，薛氏也没有好话回他，说：“想要我和你做夫妻，除非到下辈子。”王六儿大怒，猛一拳打在薛氏额头上，薛氏揪住王六儿撕扭。王六儿将一把椅子砸坏，拿了椅腿没头没脑地乱打，薛氏以头相撞，又被王六儿夹住头部，用椅腿在薛氏背部连连痛打。薛氏跌倒在地，面门撞在地面上，不再动弹。过了一个时辰左右，薛氏身体变冷，气息有出无进，死于非命。王六儿取出根麻绳，将薛氏尸体挂到房梁上，伪装薛氏上吊自杀。
第二天一大早，王兴、王六儿父子找来地保贺承先，央求他不要去报官。王兴又和贺承先一起找到薛晋暄，许了薛晋暄一笔银子，请求薛晋暄向官府申请“免检”。薛晋暄见钱眼开，果然写了张“拦词”（阻拦检验的申请书），说自己女儿是因夫妻不和睦，一时想不开才上的吊，无须惊动官府检验。
薛晋暄回到家里，对妻子薛鲁氏也说女儿是自杀的。可是薛鲁氏因女儿丧命心痛万分，一定要亲自为女儿尸体梳洗更衣。在梳洗时她发现女儿身上伤痕累累，顿时大骂王六儿狼心狗肺、薛晋暄无情无义，她自己到衙门喊冤告状，请求官府立即检验女儿尸体，为女儿伸冤。县官带了仵作前来检验，验得薛氏身上伤痕多达数十处，当场将王六儿逮捕，带回衙门审问。王六儿倒也爽快，供认不讳，并把罪行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上的案情大多是根据王六儿的口供复原的，从王六儿行事如此莽撞的性情来看，这伪装自杀现场、收买地保之类的事情应该都是他那断文识字、行事老练的父亲王兴指使的。
这个案件迭经复审，维持了县官所拟的判决：王六儿按照殴妻致死的罪名，处以绞监候；地保贺承先杖责八十，革除地保；王兴隐瞒卑幼人命案件、贿买地保，杖八十。但是不知为什么在现存档案里没有提到同样私和卑幼人命的薛晋暄受到的是什么处罚。
◎附录原文：
诸因病死（谓非在囚禁及部送者）应验尸，而同居缌麻以上亲，或异居大功以上亲至死所而愿免者，听。若僧道有法眷，童行有本师未死前在死所，而寺观主首保明各无他故者，亦免。其僧道虽无法眷，但有主首或徒众保明者，准此。
诸命官因病亡（谓非在禁及部送者），若经责口词，或因卒病，而所居处有寺观主首，或店户及邻居并地分合干人，保明无他故者，官司审察，听免检验。
——宋慈《洗冤集录·条令》
《案发当时》 第一部分监狱“讨气绝”
监狱“讨气绝”
案发当时＞＞＞
嘉州库银一夜之间失盗二十万两。被控勾结盗贼劫走库银的库监公孙健，经严刑审讯后发狂似地撞墙自杀了。宋慈接手此案，要验公孙健的尸体，一旁的周师爷回话说，经仵作检验他已让人将公孙健的尸体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宋慈当即说重大疑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奉旨查案有权验尸，让周师爷再找到那个随便的地方把尸体挖出来检验。一验之下，那挖出的尸体竟是一个病死的老农。之后捕头王找到公孙健的尸体，经宋慈验定，公孙健曾被毒打，骨断数处，舌头被割掉，强塞入咽，致使气息难通，最后撞壁而死。
——电视剧《大宋提行官》之“库银失盗案”
断案宝典
宋代将尸体检验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根据《洗冤集录·条令》所摘录的宋代有关的法律制度，尸体检验制度已是非常完备。原则上一切死者的尸体都必须要经过官府的检验。这方面宋代的法律规定得非常细致，这些规定可以归纳如下：
无论什么死因，凡是死者在临死前没有“缌麻”以上的亲属（一般而言是同五代以内的亲属，是法定的最远的亲属）在场的，都必须要由官员亲临检验。有他杀嫌疑的，必须要经过“初检”、“复检”两次检验。仆人、丫鬟死亡的，主人应该到官府报告记录在案后，由官府派遣衙役公差前去检验。
一切在押的嫌疑人和在押、在遣送途中的罪犯非正常死亡的，或者是经过了官府传讯、责打后在十日以内发生死亡的，都必须经过官府重复两次的检验才允许埋葬。亲属在外地的要通知认领，无人领尸的官府代为埋葬。
中国古代监狱的性质和现代的监狱有所不同，古代的监狱基本上不是执行刑罚的场所，而是关押被指控的嫌疑人和已经宣布判决、等待上级复审或等待执行刑罚的待决犯。与现在看守所的性质相近。古代对于监狱的管理，至少从制度来说还是相当严谨的。尤其是宋代，即使是对于监狱中死亡的在押人员的尸体检验，也做了特别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止监狱里发生暗害囚犯的情况而特别设计的，无论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在制度上是健全的。
以后几个朝代的法律就没有这样详细。尤其是明代，法律规定监狱里的在押人员，如果确实是患病、经过“看治”后死亡的，就允许死者亲属申请“免检”，将尸体抬回去安葬。这项立法的原意可能是为了减少官府检验的工作压力、省去麻烦，同时也是为了保全死者的“脸面”。可是未经过检验的“患病”后“看治而死”，如何可以让人相信是“情无可疑”？而且虽然是要由在押人的亲属来申请“免检”，可是设想在官府的压力下，亲属连死者最后一面都见不到，除了接受官府那“情无可疑”的结论外，怎么有可能来对抗官府、坚持要求检验？
这一立法漏洞给官员授意牢头禁子暗害在押人员提供了方便，只要不是头破血流那样的加害方式，就可以声称在押人“患病”死亡，向长官“讨气绝”（申请填写“因病气绝”的单据，然后让亲属画押）。这在明清社会已经成为一项常识性的俗谚，一讲到“讨气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案发当时》 第一部分大才子解缙之死
揭密疑案
大才子解缙之死
解缙是民间传说里最著名的“才子”之一，从小就以“神童”闻名。我们可以从这位“神童”、“才子”的命运与结局窥见明清时期法治生活尤其是监狱中“讨气绝”的真实情况。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缙才二十岁，就一举考中进士。入朝后很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宠爱，常常要他随侍左右。甚至明太祖还曾对解缙说：“我和你是君臣关系，但却像父子一般，你应当知无不言。”不过后来解缙代人写了劝谏明太祖停止诛杀功臣的奏章，明太祖很不高兴。以后便借着个由头，把解缙放逐回乡，再去读十年书。明太祖死后，这位才子也没有被新登基的建文皇帝看上，又再次被放逐，几年后才把他召回京师，进了翰林院。
燕王（后来的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一直打到南京城下，解缙连夜赶至金川门燕军大营去迎接，燕王非常高兴。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登基，建立内阁学士制度，让大学士参与机务。解缙在第一批七位内阁大学士里名列第四。明成祖起先很信任解缙，常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才三十四岁的解缙，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指挥两千多文人学者，编成了这部我国最大的类书。
可是后来明成祖因为太子，也就是他的长子朱高炽身体不好，想改立第二个儿子朱高煦为太子。他暗示解缙来提出建议，想不到解缙却说了一大通太子的好话，而且还说太子的长子是“好皇孙”。明成祖只好作罢，但开始讨厌这个反应太快的才子，以后就找机会把他贬出了京城。永乐八年，解缙回京述职，正巧遇上成祖朱棣北征未归，他拜见太子朱高炽后就走了。明成祖归来，得知后就怀疑解缙有阴谋，下令逮捕解缙，把他关进了皇帝直接指挥的锦衣卫监狱。这一关就是五年，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三日，锦衣卫指挥纪纲向明成祖上报锦衣卫监狱在押的囚犯名单，明成祖说了一句：“解缙还在么？”纪纲一听马上明白成祖的意思，当晚就准备好酒好菜，将解缙灌醉，然后把他拉到雪地里活活冻死。第二天向明成祖汇报，说解缙昨夜突发疾病而死。明成祖就下令抄没解缙财产，将他的家人流放。
魏忠贤制造“六君子”案
后来明朝的政治案件中，经常使用监狱暗害的办法来害死政敌。最有名的就是明末的“六君子”案。
明神宗时在京城里有个叫汪文言的小官僚，他少年时是徽州府衙门的门子（服侍官员的衙役，被视为贱役，按照法律规定是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是做官的）。后来他将户籍改到江苏的金坛，隐瞒了曾当门子的身份，在金坛充当书吏，和当地士大夫首领东林党人于玉立关系很好。后来于玉立被罢官，放逐回乡居住，他就派汪文言到北京打探消息，联络同党。汪文言到北京后成了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后来的明光宗）伴读太监王安的幕僚，又捐了一个监生头衔，得以接触宫廷，帮助东林党人在朝廷党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明熹宗登基后宠信太监魏忠贤，王安被害，汪文言也被褫夺监生头衔。但他在宫廷和官场的影响力犹在，又被保举为中书舍人（这是七品的官职，但主要只是一个名号，并没有具体职务和俸禄），在京官中交游很广。
大太监魏忠贤统揽了朝政大权，有一批跟随他的文臣，被称为“阉党”。为了打击敢于和魏忠贤作对的东林党人，魏忠贤与其阉党定计，就从汪文言这个小人物身上打开缺口。由阉党傅櫆出面弹劾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与门子出身的“匪人”汪文言，污其相互勾结，“交通内外”。后来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项大罪，魏忠贤等又逼迫已关押在北镇抚司（直属于皇帝的特别预审法庭）受审的汪文言，让他揭发杨涟曾经接受当时下狱受审的原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汪文言仰天大呼：“天哪！世上难道会有贪赃的杨大洪（杨涟的别名）吗！”阉党就将汪文言害死后“讨气绝”，把他死前的这句口供改为肯定的语气，作为最重要的证据，诬陷左光斗、杨涟等人和汪文言一起中介行贿，为熊廷弼开脱，向主审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