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9-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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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心理。”① 他还注意到书中描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根基家长制的动摇：“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最高的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② 20世纪70年代谈及《红楼梦》时又说：“作者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谈情说爱）就是掩盖它的。”③ 毛泽东还指出，贾宝玉虽是封建家族的逆子，但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不过，《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④ 将楼梦》当历史读，以及对作者的这种分析，同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及对《人间喜剧》的看法，有相似之处。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经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尤其胡适，用了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考证了作者与版本，尊重事实与证据，彻底批判了附会清初史事的索隐派百年来的影响。后来俞平伯又批判了胡适坚持自叙传，将作者身世与作品内容相混同，同样重复了索隐派穿凿附会的老路。此外，红学家还有“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以及“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等。红学各家虽然各有发明，但都没有像毛泽东这样将它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看”。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对《红楼梦》的分析，是独辟门径，别是一家，是以这部小说来印证阶级斗争的理论的。 由于喜爱《红楼梦》，所以他也极其关心《红楼梦》研究。他不同意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引派，以及胡适、俞平伯等派观点，欢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学术成果。1954年10月，当看了李希凡、蓝翎评论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后，十分兴奋地当作一件紧急大事，写信给政治局的同志予以推荐，以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来，当年毛泽东是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在思想文化方面（特别是这方面的老知识分子）掀起一场“兴无灭资”的斗争。因此，这封由《红楼梦》谈起的信，接着就谈到《红楼梦》以外去了。信中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和阻挡‘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一时报刊上充满了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其中许多文章与其说是对《红楼梦》的研究，不如说是对研究者的政治上的围攻。这一场凭空而起的大风波，几个月之后，兴奋中心由“胡风事件”取代了，《红楼梦》的斗争热，才逐渐冷却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当然批判俞平伯一案，也是随同其他这一类冤假错案平反了的。 文学和历史同是反映时代和社会的。一般说，文学是通过现实生活的概括，创造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来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我们很难设想，拔贡出身的曹雪芹，是有意识地描写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或衰败史。但我们也不排除形象大于思维在鉴赏中的存在。毛泽东对小说的评论，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批评，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批评。他是借小说之酒杯，销胸中之块垒。就像他借《水浒》、借《西游》来阐述他的政治思想与策略思想一样。这种批评，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批评者的思想观点。然而，批评者的观点，也同样反过来丰富着小说的鉴赏的内容。这是我们就事论事——就《红楼梦》的研究即各家之言而说的。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历次惊天动地、伤筋动骨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多是借对文艺作品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批评指责而发难的，其中一些比附不当或不科学，这就不是这里要谈的范围了。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盛世危言》（1）
13岁到15岁时，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还是努力找书读。他同斯诺谈话时，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私塾，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他因此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 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然后去湘乡东山小学。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甲午战争以前，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至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影响更腾播朝野。湘军有名将领彭玉麟1884年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这样介绍作者：“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1860年）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所谓“隐于商”，是作“洋商”和“官商”。郑观应一生不做官，曾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自己还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商业资本家。他的洋务经历和熟悉西方情况，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使他完全不同于那些洋务官僚，有自己对国事的独到见解。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盛世危言》（2）
由此可见，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顿开茅塞的新鲜读物，尤其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激发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做到“船坚炮利”，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以培养人才，书中特别重视教育：“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书中“学校”、“西学”、“考试”、“日报”、“教养”、“女教”、“技艺”等篇，都是有关教育的，以大量的篇幅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如“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 郑观应后来有《盛世危言续编》等著作问世，影响已逐渐减小。他晚年多病，几十年的哮喘痼疾使他求助于道教养生术，练气功之外，还问乩求丹，终堕左道，甘心受骗。致友人书说：“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故欲借修仙以求偿救世之宏愿。”著书无用，转而求神，入世入道，方式不同，但目的一样，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说：“三著《危言》祝太平，心存救济利名轻，贾生痛哭终无补，九转丹成问上清。”① 郑观应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教育救国”问题，新中国成立40多年之后，并未完全解决。我们现在还是要坚持贯彻“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方针；治穷还是先要治愚，贫困地区首先要多办学校。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言》外，这时他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读过之后，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里还可以附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