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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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
叔的“世界责任”。虚假的精神繁荣使我们失掉了真诚，我们貌
似闯将，肆无忌惮地否认着官方的价值，以可鄙的态度看待弱
小民族的斗争，以毫不掩饰的势利态度欢呼美国，难道这就是
成熟？这就是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有出息的表现？我悄悄地为自
己一呸。
再认识：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漫延
对上一个题目我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线索：我（或可以加
“们”）的亲美有一个真诚感受到功利感受的过程。我在末尾讲
了一个插曲：我同巴勒斯坦学生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它给我带
来的诗意般的冲击——我也必须说，它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
可靠的。暨然在十分钟之内可以摧毁十年的信念，那么十分钟
之内树立的信念也可能在一秒钟内被再摧毁一次。
李鹏总理曾在八年前很诙谐地回答过一个外国记者的提
问。外国记者问的是这一届政治局中有许多都是留学生。那
么这种构成会不会对中国外交的倾向性产生影响，意思是说：会
不会产生所谓的“亲苏派”？李总理回答：留苏人员在领导层中
的比重是历史形成的，因为五．六十年代只能去苏联和其他东
欧国家学习。记者的推衍是说不通的。假如照记者的逻辑，我
们现在大量的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将来的领导层是不是就要形
成一个“亲美派”呢？——当时全场哄堂大笑。
李总理的话是非常明确的，表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信心。
同时他也道出了一个事实：现在我们国家留美学生的比重相当
大，他们回国以后势必成为我国未来干部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我对以上事实没有丝毫的担心，我夫人就想出去，我
亦不反对她去。对于有智知的人，能够长见识的人，对真理能
有感悟能力的人，势必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不必要有什么
担心。我所要说的是：宽泛而无孔不入的美国印记，在我们自
身心理上造成的瘟疫，倒是值得好好说上两句的。
首先我想提到一本杂志，名叫《读者》，我指的是中国大陆
出版的原名《读者文摘》现因知识产权原因改名为《读者》的
这一本。我知道中国《读者》同美国《读者文摘》不能等同，我
也知道《读者》选用国内的作品比重较大，我更知道《读者》的
追求及其民主性。但是对《读者》杂志的看法，九十年代初，朋
友们和我就很长时间地议过。《读者》实质就是一处小小资产阶
级的精神乐园（注意：原文如此，我在小资产阶级前面又加了
一个“小”）。我冠之“小小资产阶级”不是借意识形态之刀来
砍人，因为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一个
批判概念。为什么这样说《读者》？《读者》跟“亲美的心理瘟
疫”有什么联系？这么说吧，《读者》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满足文
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于现状的小人物们的虚荣心，她使得“小
小资产阶级”们通过一些个难度不大的哲理（美学）破译使人
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我又回到最
初的例子美国电影《农家女》上面，我当年“寻根”时，最激
赏的一段国会演说辞，大意是这样的：
在俺的老家，有一位医生，人们管他叫张医生。张
医生给人治病，治好感冒别人就送给他一块馍，治好
偏头痛别人就送他一把大葱，有时什么也没有，张医
生也不说啥，他明白村子的人都挺穷。村里人找张医
生挺好找的，张医生就在门前挂了块匾。上写：
张医生 楼上
可天有不测风云，医生也有得病的时候，终于，张
医生一病不起。下葬那天，村里人商议着给张医生凑
钱立块碑，可是他们实在没钱。于是乎他们把那块匾
插在张医生的坟头，来来往往的过客都能看到这样一
行字：
张医生 楼上
今天，一位总统死了。他的国际联盟的理想虽然
没有实现，但历史会给他刻一块碑，上写：
伍德罗·威尔逊 楼上
活脱脱的一副《读者》文风，隽永而通俗，热情而克制，甜
蜜而不流汁，微酸而不涩喉。从好莱坞到兰州，基督教的道德
观，十字军的荣誉感，专栏作家的审美情趣，装点着上亿读者
的迷梦，滋养着一代新的“农家女”。
这种虚伪的言论空气充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交生活之
中。每一段庄重的声明都以一种诗意、竭尽心声的形式加以
发表，一种干净的、貌似真诚的语言操作，一个被八股文操纵
了两百年之久的国家，一种善于以精品散文来掩盖严峻事实的
国民情趣。不要忘了这个住在“楼上”的伍德罗·威尔逊是这
样给世界治病的：他毅然牺牲中国的利益把青岛划给日本；他
的所谓“国际联盟理想”因为欧洲列国不愿他指手划脚而被他
羞怒地放弃。这样一个善讨价还价的威尔逊和“楼上的医生”有
什么修辞上的天然联系？啊，我们幻妄的心被它的情趣感动着，
我们的腹中涌起饱食快餐后的噫气，我们津津乐道地沉湎于厌
世的痛苦之中，我们模仿美国式的坦率和纯真，却迷失了原
本身上含义更深的质朴和艰辛。我工作两年以后，在一次处理
旧信件的时候偶然翻出几封大学期间我寄给家里的明信片，它
的文风使我作呕，它呈现的“民主精神”令我羞愧难当——
亲爱的爸、妈：
圣诞快乐！
顺祝你们新年快乐。我刚从南京——高邮——扬
州——镇江走了一圈回来。没有通信，你们又生我的
气啦。请原谅我，不管我在形式上有什么欠缺，请相
仪是永远爱你们的。今天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
频节目里两次听琶德克萨斯的州歌《家乡的绿草地》，
温暖的感情充溢我的心胸。
爸爸提到的希望（指争取入党——作者注），请以
后不要再提了，我不想以后跟爸一起过党内生活，而
且互称同志。
……
那一年我已二十二懈，当我二十五风重新翻出这段极其轻
佻不恭敬且略冒傻气的文字，我头脑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小
年纪，尽不学好。”第二个反应是：这段以明信片形式传达的别
扭文字会给我的父母造成怎样的痛苦？以及会给我留下怎样的
笑柄？这种今天看来是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仪态居然充斥着我
数年之长的大学示知生活！
继续回到现实，在我毕业．工作婚姻．社交的方方面面，
我发现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响不是越来越淡，而是越来越浓厚了。
这应该同我生活的圈子有关，我的圈子是一个足够长见识的圈
子。我认识的人当中不下二十个直接去了美国，这足以让我泛
起惊奇和嫉妒的心理。
我听到了以下评价——
“相信我地美国社会的认识已从感性转移到了理性。美国就
社会而言，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人的权利得到极大尊重。就移民
或我这样的外国人而言，见到的老美大多都友善，因为个人与
个人的距离近，不会产生国内式的神崇 。在美国，地位高下
之分，并无国人那般大，美国是精神上的天堂。……”
“当然，在美国，由于私有制，任何人都处在一种高压之下，
无论领导．平民，还是富翁、百姓。……这种压力，连我都有。
尽管我上前的学习和工作中，导师和其他人从不两全责难和苛求，但
我内心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是一种被环境同化后的产物。这种
压力之大，有时难以承受，说了穿，就是适者生存的况争机制。”
“美国人拼命把握今天，享受今世。因为美国是个高强度的
社会，人人才会在工作之余，拼命休假。”
假如我以阿Ｑ式的精神去攻地这种感受，那么我就是一
个不诚实的人。我们可以批评国家观念的不成熟，也可以抑制
个人主义的冲动，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妨害追求自由与幸
福的纯真表现。但我确实难以忍受像我人这样一个有丰厚历史
文化和文学情感的大车成为美国人的广告橱窗，这绝不是出于
哈马斯式的民族主义或假道学式的陈腐情感，而是基于十数年
来我们感情泛滥的深深在世忧患。
当我们一度最无助而热烈寻觅西方的时候，从学术界到变普
通国民的感情都未曾像今天这失掉尊严，都未演变成为甚至
整个民族的想像力为美利坚所钳制。我还记得徐志摩先生描
那张上帝之了的“傲慢的脸”时的惊悚心情，还记得蒋人石
在史迪威事件后在一个场合中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娘稀
匹，都是帝国主义！”工甚至有时候怀疑：美国人待人接物的无
所顾忌的态度都是像我这样的中国人的惶恐不安的面貌“惯”出
来的。因为美利坚确实是一个实在没有底蕴的民族，他们绝对
对发展中国家的谦恭风度抱存一种贱胚心理。而且这种贱胚式
的心理自克林顿开始愈加明显。这种民间交往及国际事务上的
贱胚心理我会专门讲到。但先进大国膜拜的失衡心理偏偏又是
人类在逆境中的弱点。举一个例子：刚刚下台的某国著名外长，
他受过良好教育，又代表的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国，但是
他在安理会上的所做所为，确乎是比美国还体现美国利益，尤
其是包括跟他同文同种的民族的事情，他都显示出一种可耻的
软弱，难怪一部分国民咆哮着要绞死他。我们长期经受国际事
务的历练，认为民族主义注定是逆世界潮流的、劣根性昭著的
表现，而只有世界主义的（实则是美国价值的世界主义）才是
现代人唯一的理智的选择。国餐把只拟定一种备选方案而无选
择余地的方法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据说：美国商人霍布森贩
马时，把马匹放出来任顾客挑选，但又附加一个条件，只许选
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实际上就是不得挑选。在迷恋于美国情
结的同时，一种霍布森选择悄悄地来临，它潜伏于我们的肢体
和状态之中，我们开始了新的进军——签证、美援、思想重建
的马歇尔计划，我们成为美国广告最广泛的受众和最热情的传
播者，于是下面我要讲：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且变成以后，还
很欢喜。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
这题目其实可以改成《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且变成以后，
还自觉很高贵》。高贵是一种凌云于众生之上的悲戚感。我们接
触美国，很容易获得一种进化的感觉，于是乎我们回头来，把
我们曾赖以生存的人际社会不放在眼里，或者假装沉重而实际
上根本不想负担，或即使负担了，也在无形中体现了美援。我
们的心在喊叫：“没有美孚，你们将变得一片黑暗。”
当我们在无情地嘲骂自己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实则我
们的自我骂詈以及热烈的回应，是同我们的的文明背景极端相称
的。只有一种大国的大国民才具备解剖自己否定自己的优容，这
体现着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往往一些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