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非哲学家的小哲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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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必是命令所要求的。贬低人、折磨人，在使人遭受痛苦的可能中寻求快乐的欲望有另外的根源。
我压根不认为这是兽性的复发。动物是野蛮的，它们不知道什么是怜悯，可是它们也不可能为其受害者遭受的痛苦感到高兴，因为它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无人性，就我们所领会的意思而言，是人类独有的一个特点。必须是人，一个拥有想像和推理能力的人，才能在对他人的毁灭中将暴虐演绎到极致，纳粹就发展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对于这种快乐的寻求可能源自因归属于一个极权社会而产生的失望，施刑者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这个社会中间的一个齿轮而已。或许，出于标榜自我存在的需要，集中营的党卫队军官们对被等级制度区分开的人们加以他们个人的暴行。这样，便可以解释这些在各自家庭里行为举止都称得上好父亲的施刑者们的双重态度。归根到底，恐怕必须从归属于一个极权社会方面，去探求无人性的根源。
那么，无人性，并不是与人类无关。我们不应该重新考虑将人类历史视为进步的观念吗？
在人类历史上，进步一词可以指科学技术的进展。它不能用来表示社会的行为。随着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而且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自由的选择，决定性的门槛已经跨过去了。这种自由终究意味着，每个人在可能选择善的情况下，同样也可能选择恶。
惟一可以设想的进步是使选择尽可能的明朗。这正是教育的首要职责。至少，选择野蛮的人必须清楚自己的选择对他人和自己本人意味着什么。
形成对后果的意识，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忘记这些事情或者歪曲它们，会使人们接着犯下更加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同“否定论者”的斗争在今天仍是必要的，这些人把纳粹的罪行降低到最轻的程度，甚至对事实进行虚假的描述。集中营的恐怖最终被揭露了出来，在由此激起的愤慨之中，对犹太受害者数目的最初估计——600万——被人们接受了下来。历史学家的研究使人们得以进一步明确这一估计，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犹太受害人数在510万至590万之间变动。“修正论者”由此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可靠的数字能够被提供，他们提出，对犹太种族的灭绝只是为了巩固以色列国而进行的一个环节。遗忘，将是为重蹈覆辙创造条件。如果人们想实现“永不再犯”的愿望，那么，记忆必不可少。
然而，遗忘是轻而易举的。如今，有多少法国人清楚土耳其在1915年所施行的可怕的种族灭绝？这个国家“转移”了全体170万亚美尼亚人，其中100多万被谋杀，或是死于穷困潦倒。回忆这一切，并不是对今天的土耳其民族进行一种侮辱。这是一种必要。是的，许许多多如此令人发指的集体罪行已经发生，而且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但是，我们别抱有幻想，极权制将一直是一种诱惑。与民主的缓慢进程相反，极权制带来立竿见影的高效率。它使所有人不必抱着分担一项共同事业的责任的思想去决定任何事。倘若一些人声称自己掌握着真理，积极地描绘出接下去的道路，并且在最初一段时期里证明他们确有能力改善现状，人们怎么会不被他们迷惑呢？1935年，希特勒上台两年后，一切在德国人看来正在发生多么大的好转！当时，知道逃避这种诱惑的人少之又少，然而，接受诱惑的结局只可能是世界末日。
第三部分想像
“并不是对于疯狂的惧怕迫使我们卷起想像的旗帜。”
安德列·布雷东安德列·布雷东（AndréBreton，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译注自柏拉图以来，整个哲学传统都把想像作为认识的一种退化形式。马勒伯朗士马勒伯朗士（Nicolasde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哲学家。——译注把它叫做“家里的疯女人”，帕斯卡布莱斯·帕斯卡（BlaisePascal，1623～1662）：生于克莱蒙…费朗。17岁时，他发表了一篇几何学论文。1642年，他请人制造了一台计算器，该计算器是最早的计算器之一。他与皮埃尔·德·费尔马就“比例法”进行了通信，该问题是概率论的根源。——原注称之为“谬误和虚假的女主人”。您遵循这一传统吗？
在我们对宇宙的探索中，想像是对认识的一种预测。这种预测绝不是较低水平的，它属于使我们一步步接近现实的发展过程。
这种先于实际发现的顿悟现象甚至发生在数学领域。研究者在实施一系列的步骤前，就直观地预感到了可能获得的证明。
没有想像，就不可能有创造。因此，想像不仅是最丰富而且也是最高级的智力活动。一个认识一旦被获得，我们便依赖于它，就仿佛一个守财奴趴在他的那堆金子上似的，而知识本身并没有任何令人兴奋的地方：知道从地球到月球的确切距离，只是获得了列在百科全书某个角落的知识，我们不能指望从中得到什么狂喜。
但是，找出使我们能够测算这一距离的巧妙方法，却带来快乐，这时的快乐就像从一场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的战斗中获得的一样。同样，小说家想像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的奇遇，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也得到了很大的快乐。
至于你所引述的马勒伯朗士和帕斯卡的尖刻言论，它们使我产生了想要保护这个“疯女人”的愿望。如果她不在，“家”将会昏暗无光，到处积满灰尘，灰蒙蒙、阴沉沉的。巴歇拉尔已经清楚地看到：正是她——想像——带来了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最大的不同。
将我们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的，是我们设想未来，也就是制定计划的能力。而未来还不存在。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接在昨天之后来临，由此我们推断：明天将接在今天之后来临。可是，并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这点，其他物种的兄弟们似乎也不大考虑它。想到未来，只有在愿意任想像发挥时，才是可能的。
与合乎逻辑地延续着的，往往是令人厌倦的理性婚姻相比，带着想像体验的恋爱经历使我们进入了愉快的创造空间。惟有想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另外的视角。但是，想像的介入绝不是排除理性。我们不要把想像与非理性混同起来。想像，只有在理性对它来说似乎成了难以忍受的束缚时，才是真正危险的。在那种情形之下，一切荒谬之举都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在想像被指望用来弥补我们的无能为力，比如说进行迷信活动时。因此，我们应该指责的，不是想像，而是拒绝在想像的同时运用理性。
归根结底，正是想像与理性的结合使我们能够在认识的领域前进得更远，想像提供帮助我们寻找谬误的规则，打开新的前景，带来新的概念，赋予我们观察现实的一个新的视角。
然而，想像也可能曲解一切，蒙蔽一切。如果想像成了一位女王，没有任何与之抗衡的力量，那么想像将只会带来幻想。不要赶走这位女王，但是要知道根据理性拒绝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某些过于漂亮的礼物。的确，必须分清想像出来的事物和已经认识了的、被证实了的事物，人们随时都有可能将两者混淆起来，可是，这个问题并不值得让人们把想像看做理性的敌人。因此，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处于最低认识层次的”，不是想像，而是在获得证明之前就把想像当成现实的幻想。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就像埃德加·莫兰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1921～），法国社会学家。——译注所认为的，说没有想像，我们就不会具有实在性，就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吗？
人的生命实体是自然给予的。我们人类，跟宇宙中存在着的一切一样，是一段似乎已经延续了150亿年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不过，我们发现，自然赋予了我们在这段历史中添加一个新的阶段的能力。依靠想像提供的概念，我们通过一个有可能仿现着与现实世界相同过程的模型使现实世界臻于完善。
我们当然没有臆造无法实现的宇宙现实，但是，我们虚构了一个能够展现我们“人性”的第二宇宙。
这种模型化扩展到了我们人类自身。由此，我们的行为改变了内容和最终目的。这些行为，不再是自然进程的简单结果，它们已经获得了某种意义。自然让我们的机体产生促使我们进行交配的激素，人类的更替于是得到了保证。而这一行为已经成为人类最基本情感的源泉，交配变成了一种交融。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件都如此这般地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自我也是想像力的产物：自然实现了一个个体即相互作用的器官组合体，在我意识到对他人来说我是某个人的时候，我成为了这个人。我的存在并非位于皮肤的包裹之内，而是处在我所经历的相遇织就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正是我们相互丰富的各种想像的产物。
换句话说，你认为对自我的认识和对他人的认识同样都依赖于我们的想像力。这与哲学的传统相比，是多么显著的差别啊！
可这是符合逻辑的：与他人的关系产生自交流，也就是产生自沟通，它只有在我的想像使我在他人身上觉察到与自身相似的存在时才可能建立起来。我的眼睛使我看见了许多客体中的一个——我似乎曾经在哪儿读到过这样的话，好像是笛卡儿说的——只有当我在该客体身上想像到与我自身所出现的同样的神奇东西，以某种“外加因素”将客体转变为主体时，我才可能怀着尊重来对待这一客体。
想像竭力促使我把上述客体看做“周围的人”，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出于懒惰，也为了保持安逸，我可能不想去玩什么转变的把戏，而只想把我对某个客体所拥有的全部权利摆到这个客体面前了事。但是，又怎么解释那些刽子手的行为，那些竟能够折磨别人的人的行为呢？
您的话让我想到了波德莱尔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先驱。——译注1859年推出的文艺评论集《美学管窥》中的名言：“一位没有想像力的博学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在接受教导之后，已经学会了所有可学的东西，但是不会发现人们还未揣测到的规律。想像是真理王国的王后，可能性是真理王国的省份之一。”
可以肯定，假如想像不发挥作用，明天将只是今天的结果。多亏想像，我们才能够隐约感觉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性，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才能够采取行动，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
反过来说，假如没有行动，想像将只是我们躲避在非现实中的一个手段。这对防御难以忍受的现实可能是有用的，但满足于这种防御，是沉迷于毒品，而毒品对于幸福不过像手淫对于爱情的作用，自我封闭，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是必要的，可是倘若这种封闭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它就将逐渐衰竭下去。
问题不仅在于想像“引吭高歌的将来”，而且在于现在就行动起来，以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