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邓丽君-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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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发给手续不合法”。因为依照印尼法律规定，外国人取得印尼国籍必须在印尼居满6个月。但邓丽君经年在各国奔波，不可能在印尼居住6个月以上。因此，她不符合加入印尼国籍的条件，护照的发放手续是不合法的。因此，邓丽君所持用的印尼护照已由印尼驻日本大使馆收回。日方调查还指出，邓丽君得到这本护照的渠道是，她为了便于出入与台湾没有邦交关系的日本而用两万港币从印尼歌迷那里转让得到的，不涉及伪造集团；邓丽君这次也是首次使用此护照的。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谈及这段风波时说，邓丽君拿印尼护照的想法真的很单纯，因为“那个年代持‘中华民国护照’出国非常不方便”，不仅每次回台湾就要加签一次，签一次一等就得10到14天，而且每次出国最多只能停留3个月。如果是到没有“邦交”的国家，拿签证则更不容易，还要另外申请工作证。邓丽君是艺人，处境就更尴尬了，因为主管艺人的机关有时是“教育部”，有时又是“新闻局”，有时两者都推托说该机构不管演艺人员，邓丽君每次加签的时候都得托人找“新闻局”出具证明。
“姐姐有个印尼好友，是名印尼富商。他告诉姐姐可以帮她办一本护照。姐姐信任朋友，没多想，就答应了。没多久，印尼富商拿了一本印尼护照给姐姐，只说是外交部发的，后来就发生假护照风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邓丽君事后也不好意思回头再追问那位朋友了。邓长禧说，姐姐告诉他“这只能怪自己年轻不懂事，就当作是给自己一个教训”。
邓丽君在日本是怎样闹出“护照风波”的呢？她已经持印尼护照获准进入日本国境，并且已经在日本呆了大半天，而在同一天印尼驻日大使馆是怎么探知邓丽君的情况呢？
据台湾方面的消息说，邓丽君2月13日在松山机场拿出印尼护照被拒绝入境时，当时有记者在场，一些人知道这件事情。当天有一名报社记者听到了这个消息，就主动跑到机场抄下了邓丽君的印尼护照号码。这名报社记者当晚就打电话给印尼“驻台代表处”，检举邓丽君在松山机场企图使用假护照入境的事。“印尼代表处”立即将讯息回报给主管当局印尼外交部，再由印尼外交部电知印尼驻日大使馆。印尼驻日大使馆于是协同警方找到了邓丽君，这场假护照案也就爆发了。
还有的消息说，由于台湾某位政客多次追求邓丽君而不得，在他得知邓丽君在松山机场亮出过印尼护照后，出于报复，这位政客当即向印尼“驻台代表处”检举，希望借此良机使邓丽君一败涂地，从而找机会将她占为己有。
2月24日，日本法务省裁决将邓丽君“驱逐出境”，遣送出境后一年内不准许她再入境日本。
在邓丽君被“留置”期间，收容所外时时刻刻都有成群的摄影记者守候着，他们都在等着拍摄大明星邓丽君被遣送出境的镜头。邓丽君得知这种情况后，心情非常低落。
24日上午，邓丽君一身朴素的穿着，心情无比沉重，低着头，快步上车，离开了收留所。
整个“假护照风波”自爆发到理清真相，只有短短一周，而且日本政府的调查也证实了邓丽君并无涉及伪造护照，并迅速还给了邓丽君清白。但是经此风波后，邓丽君彻彻底底地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暖，对媒体、对人性都寒了心。
那种从巅峰跌入低谷的感觉，那种满腹委屈却无处诉说的感觉，确实让邓丽君感受到了世态炎凉。虽然有许多朋友从中斡旋，虽然有许多歌迷给与她不尽的鼓励，但多少人能够体会她那颗受伤的心灵，又有多少人可以抚慰她失落的心情。
扶桑之约，转眼五载。在这片土地上，她曾经拥有自己最得意、最辉煌的那一刻，却又经历了最失落和寂寞的时刻。在这些交织着欢喜和悲痛的岁月中，她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少女时代的鲜花、转灯和掌声、喝彩，这些光辉和灿烂慢慢地变成了尘封的记忆，而苦恼和落寞却真切地浮现在眼前。
被日本驱除出境，台湾方面又因为邓丽君放着真护照不用，是不“爱国”的表现，对她表示了谴责和不欢迎，并再对她“行使假护照”的问题展开调查，邓丽君是想回家而不得。为平息“众怒”，邓丽君的父母极力低调处理此事，邓妈妈更是替女儿不断地向台湾方面解释，说由于女儿“年轻，一时糊涂，不懂法律”，才走错了路。
在邓丽君被释放的同一天，她和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协商前往美国。她在日本歌坛发展的工作人员、亲友和歌迷们也觉得历经此一风波，对邓丽君的演艺事业的确大为不利。他们担心如果邓丽君就此被遣送回台湾，她近几年在日本建立起来的歌唱事业会功亏一篑，以后的演唱事业恐怕也将毁于一旦，因此，他们也四处奔走，让邓丽君以演唱会为由，提前离开日本而赴美。
24日下午5时，邓丽君要等上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洛杉矶。她在向紧追不舍的媒体记者表示“实在很抱歉”、“对不起”、向送行的歌迷表示“给各位增添麻烦了，还让歌迷朋友们担心，真是对不起”后，就持盖有美国入境签证的“台湾护照”在成田机场搭机飞往美国，远离了这个让她飞起来又让她折了翅膀的岛国。
一场“假护照风波”使邓丽君陷入了意外的波折。而这场最终被澄清的误会，却使得之前一直一帆风顺的邓丽君遭受到了职业人生的重创，台湾舆论的一致讨伐更是让丽君彻底感受到了世事如烟，备受打击之下，本已站在事业巅峰边缘的邓丽君决定重拾书本，留在美国洛杉矶读书，暂停她最爱的舞台生涯。
第四部分：假护照风波“星途”艰辛（1）…（图）
关于这段“星途”的艰辛，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还历历在目。他向记者具体讲述了邓丽君在日本五年的坎坎坷坷。
1973年，正值双十年华的邓丽君以香江最受欢迎国语歌手的姿态，暂停了她在香港与东南亚的连串演艺活动，决定赴日本发展。
记者：都是在那个时期？
邓长禧：对。所以她，日本公司是在香港的歌舞厅发觉到的，所以就跟她谈到日本发展，那时候已经是20岁的时候。
记者：她当时有没有一个决定的一个过程，去不去日本发展？
邓长禧：去日本，我父亲坚决是反对。我父亲觉得说，你在台湾，东南亚都很有知名度了，那去日本，完全一个陌生的环境，我母亲也怕日本人，因为以前抗战的时候，逃日本都来不及，那她是自己想去闯一闯。所以后来就，我母亲也愿意陪她，那我父亲也无所谓，反正你们母女俩决定的，不要后悔，所以大致过程是这个样子。
记者：当时日本唱片公司为什么要来这边找中文的歌手？
邓长禧：也不是很刻意要找中文歌手，因为她那个时候，她们公司在香港叫宝力金，在日本叫宝力波，所以都是一个公司，那等于说把香港，她那时候已经加入宝力金里面，把香港的歌手带到日本，再去发片，这样子。
记者：她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有一段台湾对日语的节目，不许在电视上播放，广播里可能也不让播放了。
邓长禧：对，广播，广播不清楚，尤其电视，不准唱日本歌。
记者：那她去日本发展，会不会影响她在台湾的发展，会吗，在那个时候？
邓长禧：还好，反而就是去日本每隔一段时间，还是可以回台湾，所以她那个时候知名度还都没有什么受影响。反而就是觉得变成旅日红星。
记者：日语呢，她去之前一点都不会吧？
邓长禧：一点都不会，去那边才学的。
记者：但她是个很有语言天赋的人。
邓长禧：嗯，这个我也满佩服的。
记者：那她唱日本歌的时候，是日语基本会了以后才开始唱日本歌，还是一开始就是死记那个发音？
邓长禧：死记，就是用英文去拼，拼那个音。所以你看她很多以前的那个笔记，她不好念的地方，就用英文去注解，那个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去咬，很辛苦的。
记者：那唱一首歌还好办，如果是要是举办一个小型的演唱会，要唱很多首歌，她都是这么记下来？
邓长禧：后来就背熟一首，那一首就没问题了，所以就是一直在背新的歌，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每一次唱还要再去背，她就等于把那首歌熟练了。
记者：在日本发片，一开始就很顺利吗？
邓长禧：没有，第一年公司还检讨，说是不是找错人了？因为出了两张片，都不卖钱，后来就是负责她这个业务的那个人，他坚持说，再给一次机会，再出一张片，所以等那张出来才等于得到一个肯定。
记者：她不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排行榜上是排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上就卖，以下就不卖了？
邓长禧：根本就没有入排行榜，日本新人很多，日本新人一年大概有上千人在角逐，然后她那时候发片还不是大碟，他们叫single，就是一张单曲，先卖单曲，单曲都卖得不好，然后就不可能出大碟，所以到第三张的时候，那一张单曲叫《空港》，《空港》那张一下就窜到排行榜，然后后来再出大碟，然后她那一首歌也得到当年日本的新人…，等于是最佳新人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对她等于是奠定了她在日本的一个基础。
1974年6月，也就是在邓丽君到日本一年之后，新专缉《空港》终于让邓丽君赢得属于自己的掌声。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成功，她终于以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理解和惯常的演绎手法征服了日本人曾经坚持的演唱原则。
记者：出《空港》的时候，她已经到日本多长时间了？
邓长禧：一年了。
记者：那这一年她心理上能够适应吗，我在台湾，在东南亚华语地区都是很红的个性，到这里要从一个新人做起？
邓长禧：这一点我就不太清楚，不太清楚。
记者：你觉得以她的个性来说呢？
邓长禧：我觉得她不会去服输，她总觉得中国人应该比日本人要优秀，所以以她的条件，既然在华人的圈子都能够出人头地，到日本应该也不难。
记者：拿到那个新人奖，她高兴吗，心情是怎样的？
邓长禧：高兴，她总觉得以前的放弃学业，然后放弃台湾的成就到日本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得到一个很正面的肯定。
记者：这以后在日本的发展就很顺利。
邓长禧：就很顺，以后就开始包装，然后去帮她安排小型的个人演唱会，就慢慢慢慢知名度就上来了。
记者：那这个阶段她怎么样兼顾台湾的市场，香港啊，华人区的市场？
邓长禧：日本就是一年让你回来两次，每一次大概就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会跟电视台拍一个专辑，到香港也是，跟TVB拍一个专辑，就是这样子的一些。
记者：那这个阶段你看她就更少了。
邓长禧：对。
记者：一年就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