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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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球孢子菌（溪谷热）２０克
猪布鲁氏菌（布鲁氏菌病）２或３克
马尔他布鲁氏菌（布鲁氏菌病）２或３克
结核分支杆菌（结核病）３克
鼠伤寒沙门氏菌（食物中毒）１０克
鼠伤寒沙门氏菌（抗氯食物中毒）３克
天花病毒（天花）５０克
葡萄球菌肠毒素（食物中毒）１０克
Ａ型肉毒梭状芽胞杆菌（致命食物中毒）５克
麻痹性贝毒５克
金环蛇念珠菌毒液（致命蛇毒）２克
小孢子囊铜绿菌毒素（肠感冒）25毫克
毒马钱碱（麻痹剂）１００毫克
参议员们强烈批评了特工人员和军方的生物学家无视总统禁令的行为。“我们必须坚持所有这些机构都严格按照法律来行动，”丘奇参议员说道。
比尔·帕特里克虽然从未被要求去作证，但是他对这些毒剂的库存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对。在采访中，他说他协助过中情局，但几乎不知道任何具体细节。“如果有人要求你准备一样具有某些特点的东西，那么你绝对要晓得它要派什么用处。但从来没有人来告诉我说，‘我们需要这玩意儿，因为我们要暗杀某人’。”
在听证会上透露的一个文件说，储藏的细菌中，其特点包括“适合撒在衣服和枕头等地方”的形式，这纯粹是基于一种幻想，以为可以把独裁者杀死在床上。
在开发残害与杀死人的毒剂方面，实际上也不只是帕特里克一个人。这类工作早在他来到迪特里克堡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
有关美国惟一为人所知的生物攻击的故事，在听证会上断断续续暴露出来，与丘奇的委员会的其他曝光不同，该故事没有成为新闻大标题。首次暗示出现在1975年9月16日，当时的中情局局长威廉·E·科尔比告诉参议员之所以搞毒剂库存，部分原因是一个前任的机构，即战略情报局曾经有效地使用过这类毒剂。他说，事实上，战略情报局搞过“一次成功的作业，使用生物战材料使一个纳粹领导人一度丧失活动能力”。他没有讲细节。至少，参议员们也没有公开提出这个要求。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M·肯尼迪在漫长的听证会举行过后，于1977年5月报告说，就在“几分钟前”刚刚收到的一些中情局文件透露，间谍曾经攻击过仍然没有点明姓名的纳粹高级领导人，“以阻止他出现在战时举行的一个重要的经济讨论会。他们在食物中下毒，相当成功”。
但肯尼迪参议员没有提到毒剂，也没有点明谁是受害者。最后使事情真相大白的是一份中情局的文件，它隐藏在听证会报告的后面，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即使是该份文件也避开了这个难堪的真相。
那次秘密攻击的目标是亚尔马·沙赫特，第三帝国的金融头脑。希特勒1933年掌权后，沙赫特被任命为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得到了必要的毒药，并用在沙赫特身上，显然是放在他的食物里。
从技术上说，该次攻击被认为是成功的。选择的毒剂取之于葡萄球菌，与选来用于攻击古巴的毒剂是一类的。沙赫特经历的症状多半包括寒战、头痛、肌肉疼痛、咳嗽和高烧。也许更重要的是，该次攻击一直秘而不宣。
问题出在沙赫特结果是一个反希特勒的密谋者，或者至少他看上去是这样的一个人。当密谋者们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的企图失败后，沙赫特被投入了集中营。美国军队于1945年春在达豪发现并释放了他。纽伦堡审判没有判他任何战争罪。
当国会调查人员追究美国的细菌项目时，美国情报界对苏联是否在秘密赶制生物武器意见不一。争论开始于1975年，是时生物武器公约已然生效。（销毁全球生物武器规定的时间为3年，这也是美国销毁自己的生物武器所花的时间。）有几个政府官员写了一份秘密文件，指出苏联仍在非法继续一个进攻性的项目。他们的结论被作为一种猜测遭到拒绝。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一位国务院官员强调说苏联的新型洲际导弹SS11被设计用来携带生物武器弹头。据一个同事说，该官员的上司认为这种想法是无稽之谈。1978年，苏联派驻联合国的一个高级官员叛逃美国，他警告说他的国家的军方已经着手展开一个秘密的生物项目，该警告被视为很有意思，但不具有实质性内容。
加里·克罗克却深信不疑。他是国务院情报部门的一个初级分析员，1974年进入国务院后不久，就一直在探索苏联的生物武器开发动向。他的职业生涯一如他的众多同事，是从研究苏联的核计划开始的。但克罗克很快就为生物和化学武器的神秘领域所吸引，这些武器在政府内部人员的口头语中被称为“病毒和毒气”。美国雇用了数千人专门跟踪莫斯科战略武器项目的发展情况，大批专家追踪每一种新的导弹和弹头，这些极有吸引力的工作一般都是男人干的。
关注病毒—毒气问题的人则少得多，而且其中有很多女人。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承担评估全球生物和化学武器的人全部安置在一个小房间里都绰绰有余。这意味着，就是一个分析家， 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 都可能改变政策——如果其声音可以影响范围更广的官僚层的话。克罗克在大部分时间都代表国务院参加月度会议。“我们彼此都熟悉，并在一起工作，”他回忆道，“我们就那么一小帮人在与大家伙，搞核武器的权势人物作斗争。我们一小伙人挺身而出嚷道，‘嗨，注意了，还有化学和生物武器呢！’”
第二部分曝光（4）
1979年10月，西德法兰克福一家通常登载来自苏联移民消息的俄文报纸刊登了一个被其称之为是一次重大细菌事故的报道，死亡人数高达数千。然后，到了1980年1月，该报纸又提供了新的细节：那场灾难发生在上一年的春天。在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发生了一次爆炸。该基地是位于乌拉尔山脉的一个工业综合体，专事制造坦克、火箭及其他各种武器。那次爆炸散发出致命细菌的烟雾，飘散到附近一个村庄，使上千人最终死于炭疽热，这种疾病一旦染上又不治疗的话，通常在两个星期内会致人于死地。该报说苏军控制了该地区，用新的表土层覆盖了受污染的地面。
由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和汉堡的《图片报》透露了一些片断，对令人极端痛苦的死亡大灾难，焚毁的尸体，以及大规模的清除污染工作做了一些描述，这件事情到2月份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美国情报分析家在上一年的4月并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寻常的现象。现在他们开始搜寻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里间谍卫星照片和拦截的通信等档案。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个军事基地，即第19号基地周围，照片似乎显示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上面有路障、新铺的街道，以及好像是清污卡车。一份报告也被重新检出，显示苏联国防部长就在被指称的事故发生后不久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些迹象表示发生了一次军事事故。
这个估计是可能的。炭疽杆菌是一种理想的生物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得到苏美两国的斗士们高度评价，因其顽固性和致命性，莱德伯格称它为“专业级病原体”。这种细菌的生命周期开始于牲口在有炭疽孢子的牧场放牧时。炭疽杆菌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人体。当人吸入从动物皮毛上抖落的炭疽孢子后，细菌便攻击肺部；当人食用被污染的肉后，细菌便潜藏在消化肠道内；或者当它接触到擦破或开放的伤口时便感染皮肤。
炭疽病在现代社会是一种罕见病症，受其折磨的只是一小批羊毛工人或接触大量动物皮毛的人。该疾病的发展过程是累进的。从孢子中产生的细菌在肺部生长，制造出数种毒素攻击人的细胞。症状初起时较平和，有些咳嗽和疲劳。病人常常会有一阵短暂的痊愈，所谓炭疽蜜月，因为病人的免疫系统顽强地与疾病搏斗。这种缓解几乎总是短暂的，接踵而来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呼吸系统的崩溃和死亡。对那些食用过被污染的肉的人，该病发作的方式也差不多。
关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报道正好出现在超级大国对峙更紧张的时刻。一年前发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使长达10年的缓和突然终结，卡特总统对莫斯科采取了更强硬的方针。1980年3月，卡特政府私下里向莫斯科质询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第二天，在莫斯科尚未答复前，国务院便宣布了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一种生物毒剂已经被释放了。莫斯科谴责美国的指控为“反苏歇斯底里流行病症”，并称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事件，其原因只不过是食用肉受到污染而已。
政府召集的一批情报分析人员和来自外面的专家对苏联的解释嗤之以鼻。他们检验了卫星照片和其他证据，结果围绕着这样一个场景达成了类似意见：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设施发生了一场事故，向空气中释放出炭疽菌孢子；有些人因吸入烟雾状的细菌而死去，也有人因后来食用了遭污染的牛肉而患病数星期。该小组感到这需要两种病原学的解释，因为该疾病发作已经有7周时间。小组的结论是，疾病首先是由呼吸引起的，随后又因食用被污染的肉而产生。
中情局请来了马修·梅塞尔森，这位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是坚定支持尼克松下的禁令的，他很想亲眼看到秘密的情报。他在中情局一个官员的家里待了10天。他回忆道，“我感觉是上当了，我对他们的解释是比较怀疑。”梅塞尔森的推理是，如果中情局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发现因污染的空气和肉所导致的炭疽病死者。但中情局说这次爆发的最有力的医学证据——来自苏联医生的第二手报告——描述的仅仅是呼吸的案例。梅塞尔森感到，由于缺乏肠道方面的炭疽菌的相应证据，这给情报来源的真实性，从而也给中情局的推断“笼罩上了怀疑的阴影”。也许给中情局提供情报的人不够出色，也许他们不能“可靠地区分”该疾病的两种形式，因而也不能区分自然的爆发和细菌武器导致的爆发。
就在这个时候，情报分析人员开始汇总另一种情况，在他们看来，这个发生在世界另一头关于人们受苦的故事更令人不安。来自老挝的老松族难民的报告说，得到苏联支持的政府军，其直升飞机对他们喷洒一种神秘的东西，造成他们的皮肤有极度的痛楚和损伤。难民们将此称做“黄雨”。为了调查清楚，军方派遣了一支医疗队，在1979年10月访问了38位老松族部落民。军官的报告说，他们的症状和描述似乎表明有三种不同的毒剂被使用了，其中包括一种会引起内出血的毒剂。
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他决心与他最终称之为“邪恶帝国”的苏联对抗。数周后，美国政府就得到了泰国军方在靠近柬埔寨的边境收集到的受到黄雨污染的植物样本。美国一家私人实验室为华盛顿分析了该材料，报告说叶片和茎杆都受到非自然性的高度真菌毒素污染——一种可怕的毒素物质，在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