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补偿的思考-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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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对刘连仁进行调查。
拜启
刘连仁于战时进入日本，后入明治矿业所以来，我想你经历了种种辛苦（下略）
……
你的家属也在等待着你早日回国。
希望你回国以后，好好静养。祝你永远健康地生活。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内阁官房长官
爱知揆一
１９５８年４月８日
这是当时官房长官爱知写给即将乘“白山号”启航离开日本的刘连仁的一封信。
在中国山东省正在干农活的刘连仁被捕，强行抓到日本，关在北海道的煤井里，进行奴隶般的劳动。但是信中却说“进入日本，后入明治矿业所……”，讲得仿佛刘连仁是根据自由意志到日本来打工挣钱似的，真是太不像话了。据说，那时，爱知官房长官带去了１０万日元交给刘连仁说：“请收下用吧！”但是，刘连仁认为这是要封住他的嘴，而拒绝接受。
１９５８年４月９日，刘连仁回国时发表了如下声明：
声 明
我在三团体联络会事务局的援助下，将于明天乘“白山号”启航离东京港回国。自２月９日下山以来，我在北海道和东京获得日本各地友人和侨胞的同情和慰问。对于这些温暖的好意，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自下山至今，日本政府岸信介内阁一直只是保持沉默。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昨天，我接到日本政府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日本当局不承认我是被非法强行拉走、并受虐待的铁一般的事实。他们想掩盖旧的国际罪行，却又犯下了新的国际罪行。在这里，我再次强烈谴责岸信介内阁对应负的责任持不负责的态度。我回国后，决心为反对战争，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斗争，我绝不会忘记日本友人所给予我的温暖友情。但是，我要彻底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包括赔偿在内，我的一切请求权，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行使。在此之前，我保留这一权利。特此声明
糐Ｂ（〗刘连仁
１９５８年４月９日
我第一次见到刘连仁是１９９１年夏天在北京。那时，我听了他的讲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一是，前面提到的与爱知官房长官的争论；二是，至今刘连仁也改变不掉在北海道山中生活时期的习惯。
从北海道的煤井逃脱以后，在山中躲了长达１４年之久，处于不自由和危险的生活中。为了保护生命的安全，他必须经常不懈地注意周围的危险情况，以便尽早察觉。因此，他不能熟睡。他说，即使现在，睡上约两小时，就要醒来。
刘连仁在声明中写的要求补偿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一直保存着的“外务省报告”
战败后，日本政府估计中方将会查询抓劳工强制劳动一事（据认为，这是同向中方查询在华日本人情况并列进行的事项），在要求接受中国劳工的全国１３５个事业所提出报告的同时，（日本）政府也派专家进行了调查。根据这些报告和调查，编写成“中国劳务者劳动情况调查报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外务省管理局）。
该报告第一部分是迁入、分配及送回情况（第一分册）；第二部分是患病、受伤等有关情况（第二分册）；第三部分是劳动情况、纠纷及劳动成果（第三分册）。另外还有两个附册：即各作业场概况及摘要，一共由五个分册组成。
虽说这些报告是为了对抓中国劳工强制劳动进行解释而编写的，但是相当一部分内容反映了真实情况。然而，日本政府迄今一直说这些报告已经烧毁，否定它们的存在。１９９３年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调查横滨乙、丙级战犯裁判记录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虚幻的外务省报告”，并查明当时政府派往１３５个事务所的调查官的姓名。在逐个查询中，查明其中有一个人保存着这些“外务省报告”。
在后来的调查中，又发现还有人当时参加过调查活动，并保存着有关资料（这些人战后多数成为研究人员，尚健在）。尽管目前报纸、电视等媒体如此谈论战后补偿问题，但是持有这些一级资料的人们却沉默不言，是何缘故呢？不禁令人产生疑惑。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同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结合在一起来进行讨论的问题。这一问题留待其他机会再论述吧！
公开资料，查明真相
总之，经过民间活动团体长时间周密调查，终于证实了“虚幻的外务省报告”的存在。“随军慰安妇”问题也与此类似。（日本）政府一开始否定军方参与关于慰安所的设置，但是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通过调查，发现了证实军方参与的资料，只好十分勉强地予以承认。接着又主张她们并非强制而来的。关于这一点，后来又改口说不少人是强制的。这些情况报纸等都作了报道。
如上所述，直到今天，（日本）政府正式的看法仍把抓劳工强制劳动说成是“合同工人”，而不承认强制这一点，但是，今天在初中的社会科教科书等已记载了强制劳动的事实。“随军慰安妇”问题也一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正在讨论之中。
（日本）政府应改变这种隐瞒事实的态度，积极调查抓劳工强制劳动等方面的事实，并公开所存有的资料，说明历史的真相，同时必须从正面回答耿谆等花冈事件幸存者和遗族会以及刘连仁等提出的补偿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外务省报告”是真是假尚未作出正式的评论，但是，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２日，在外务委员会上回答社会党议员清水澄子的质问时，好不容易才承认这份“外务省报告”是真的，承认中国劳工是强制抓来的。但是对于多达８０万至１００万人的朝鲜劳工，则还不予承认。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证词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日《朝日新闻朝刊》以“就花冈矿山的虐待情况作证”为题刊登了如下的一则发自日内瓦的消息：
“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奴隶制部会，２９日，由战时被抓往日本从事强制劳动的中国人出席作证。作证的是，被抓往秋田县花冈矿山去的赵满山（６８岁），现住中国河北省。在战争结束前夕，于１９４５年６月，该矿山的中国劳工，不堪虐待而举行起义，但许多中国人遭到日本宪兵的镇压和杀害。以‘花冈事件’为人们所知晓。
“据证词，赵满山于１９４４年６月和父亲一起被抓到了该矿山。他生动地讲述当时的情景，‘不供应正常的饮食和衣服，稍有反抗就遭到严刑拷打’、‘由于虐待和过度残酷的劳动，每天都有几个人死去’，等等。他要求日本政府惩处有关人员，给予受害者以补偿。”
对于赵满山，我有一段印象非常强烈的记忆。那是１９９０年的夏天，他和耿谆等人一起访问日本，６月３０日出席在花冈慰灵祭时的情景。我们从上野乘东北新干线前往盛冈。从那里换乘专用公共汽车前往大馆市。赵满山在车上一直沉默寡言。在举行慰灵祭烧香时，他突然扑到慰灵碑前，又哭又喊起来。由于是讲中国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只听懂他在拼命地呼喊着一起被抓走，死在花冈的父亲。后来，中国朋友告诉我说，他一直在喊，“爸爸，我又来到了这里，爸爸你是怎么死的呀……”。
１９９０年秋我们访华时，访问了保定市郊区赵满山的家。他家中有妻子、几个儿子和女儿，还有许多孙子围在他的膝边。他家的农业收成不错，过着富裕的生活，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四）“军票”问题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何 谓 军 票
所谓军票就是“军用手票”的略语。它是为了采购军队作战时所需物资或占领地区经营时临时使用的一种货币。在日本，西南之役（１８７７年）使用过的“西乡票”作为军票是很有名的。松本清张曾将它作为小说的题材。军票的正式大量使用，是在日俄战争以后的对外侵略战争中。
甲午战争时，曾计划以“军票”的名称来使用。但是，由于在发行前即停战，因此未出笼而告终。在日俄战争中首次大量使用了“军用票”。尔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青岛、出兵西伯利亚时，军票作为采购物资的重要手段而加以利用，但是，这些军票发行后一直作为津贴费而用毕。
日军进行战争时大量使用军票，来自日军军队的本质。日军轻视和无视后勤，推行现地筹措主义，通过发行“军票”这一“炼金术”掠夺占领地区居民的财产，制造通货膨胀，使居民的生活陷于困境。驹泽大学教授小林英夫在其精心创作的著作《日本军政统治下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与军票》（岩波书店出版）中说道：“‘如果说辎重运输卒（运输兵）也算军队的话，那么，蝴蝶、蜻蜓也该混进了鸟群……’正像这首歌的歌词所说的那样，在日军中，补给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是很低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现地筹措物资所具有的意义很大。这是一种重视决战，只把战斗行动置于中心地位的思想。但是，日军这种轻视后勤补给的传统做法，在作战短期结束的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青岛的作战、出兵西伯利亚以及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中，其缺陷暴露得不甚明显，但是战争一旦持久，战线一旦扩大，这种缺陷立即就会表面化。”
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军票给百姓造成的损失，在日本的军政统治一直持续到最后的香港，最为严重。
据专修大学教授井义雄的研究报告《崩溃时期的日本军政——香港１９４３～４５年》（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月报１６３号），日本军政当局通过发行２５００万日元的军票，把战前在香港流通的１亿６千万港元中的１亿港元搞到了手，还把香港上海银行保管的１亿９千万港元据为己有，结果，合计共捞到了２亿９千万港元，并使用这一笔港币在澳门和广州等地采购战略物资。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梁义生在审判中的申诉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３日，居住在香港的１７名中国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赔偿总额为７６８６６０４００日元损失的诉讼。起诉战时日军强制当地居民把港币换为军票，而日本战败后，被迫更换的军票全部失去价值，遭受了严重损失。原告团长吴溢兴在会见记者时说，要求日本政府就军票问题尽早作出有诚意的解决。
吴溢兴会见记者诉说换军票问题这时，在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单独政权倒台，成立了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细川首相在其施政演说中刚刚作了谢罪发言，说先前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当时，我担任香港军票审判代理律师团的一员。起诉前，我多次访问香港，同原告们进行面谈，听取他们讲述了战时的亲身体验。原告之一梁义生如下谈道：
“我生于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５日，今年７９岁，是１９３６年来香港的。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入侵香港时，我正和表哥梁松华一起作纸张生意。店里还有梁松华的妻子和一位店员。当时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