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补偿的思考-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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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细菌战的研究与活体实验
７３１部队的具体活动不太清楚。但是进行过细菌战用的鼠疫菌、霍乱菌和伤寒菌等的研究和活体实验。关于活体实验，通过森村诚一著《恶魔的饱食》（角川文库）的出版，已广为人知。所谓活体实验就是把鼠疫菌等注射到中国人等的体内，试验它的效力。他们不仅进行细菌威力的实验，而且还反复使用活体进行冻伤实验。日军北进时，冻伤实验是必不可缺的。在零下２０多摄氏度的严寒状态下，在露天把被实验者捆绑起来，泼上盐水等，人为地制造冻伤，研究冻伤的成因。
作为细菌战的具体实验方法来说，他们把霍乱菌注射到老鼠身上，然后让跳蚤吸吮染有霍乱菌的血，再从空中撒出跳蚤，让它们附着在人体上，传染上霍乱菌，也研究向水源地投放细菌的方法。
实际上，日军已经用这种方法进行了细菌战。１９３９年在中苏边境的诺门坎地区的日军在作为水源的江河中投放过肠伤寒病菌。另外，据说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期间，在中国东南部的宁波和常德，也从空中撒过鼠疫菌。因此，宁波约有１００人因鼠疫而死亡。
石井四郎等人在实施了实验性的细菌战之后，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杀伤，还继续从事细菌弹的研究，但是由于战败而未来得及用于实战。
１９８９年７月，在东京都新宿区户山的厚生省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施工现场，挖掘出了许多身份不明的人骨。挖掘出来的人骨都只有头盖骨和大腿骨，情况异常。挖出人骨的场所是旧陆军军医学校的旧址，恰好就是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属下研究所的所在地。人们怀疑这同７３１部队进行的人体实验可能有某种联系。
在中国大陆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１９９３年３月２日《朝日新闻》朝刊，以“旧日军残留的化学武器，在高中场地内，由于进行大量炮弹的处理作业时，发生头痛和呕吐”的标题报道说，在中国，日军残留的化学武器造成的直接牺牲者达２０００人以上，希望尽快予以解决。（三）抓朝、中劳工强制劳动
支撑战斗行为的抓劳工强制劳动
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古典名著《战争论》（田英雄译，岩波文库）得知，所谓战争就是“以不同手段进行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以掠夺资源、扩大领土和商品销路为目的而进行的。战争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是经济侵略的最极端的形态。
战争的直接行为是战斗行为或者伴随战斗行为所进行的杀戮。但是为了持续进行这种杀戮的战斗行为和支撑这种行为，确保劳动力和物资是必不可缺的。日本在被称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的１５年战争中，为了补充由于成年男子出征而引起的劳动力不足。先抓朝鲜人，后又抓中国人，迫使他们从事强制劳动。同时，为了确保物资，发行了军票。抓劳工强制劳动、军票和战斗行为三位一体构成战争。
因此，为了揭示战争的全貌，不仅要把战斗行为以及伴随而来的杀戮，而且还要必不可缺地把支撑这种杀戮的抓劳工强制劳动和军票问题（这将在下一节中进行评述）加以说明。
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以柳条湖事件为开端的侵华战争，由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突然袭击珍珠港和马来半岛，其战区一举扩大到了太平洋地区，变成了亚洲·太平洋战争（１５年的战争）。在这漫长的战争中，日本国内的成年男子相继应征走上战场，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由于日军挑起了日中两军的冲突，以此为契机，爆发了日中全面战争。翌年１９３８年５月５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动员国内学生等年轻的劳动力。同时，为了强抓朝鲜人送往日本国内，通过敕令颁布了“在朝鲜、台湾和库页岛地区实施国家总动员法”的方针。
进而，于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８日内务和厚生省两次官又以通谍的形式发出“关于将朝鲜劳务者迁入内地”的动员计划，决定将朝鲜劳务者动员进入军事工业以及煤矿、矿山和土木建筑业等进行战争所必不可缺的产业。
当初，内务省从维持治安的观点出发，对大量引进朝鲜人持消极态度，但是在苦于劳动力不足的煤炭矿业联合会和日本工业协会等组织的压力下，决心付诸实施。这一动员计划开始采取“募集”的方式，后来又采取使用朝鲜总督府行政机构的“官方斡旋”的形式来实施。到了战局紧迫的１９４４年实行了通过国民征用令来进行一般的征用。“征用”，自不待言，“官方斡旋”和“募集”，其实质也都只能是抓劳工强制劳动。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强制劳动与工资管理
朝鲜劳工没有移动的自由，对他们的暴行也是司空见惯的，对于逃跑的人则施以致死的严酷的私刑。此外，作业环境也异常恶劣。他们未经特殊训练，就要在危险的作业场劳动。结果，他们的死伤率极高。
朝鲜劳工的工资约为日本工人的一半，而且实际所得仅仅是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金额，剩余部分全部被储存起来。名义上说是存款，实际上是企业收存起来，许多情况下都是用于谋求企业的利益上。企业通过“工资管理”，把朝鲜劳工一直紧紧地拴住。战后，这些存款多数没有归还，一直被搁置在那里。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０日《朝日新闻晚刊》报道这一问题时说：“未向朝鲜劳工支付的工资共５０００万日元（换算成今天的货币，为２９００亿日元），没有动用。据驹泽大学古庄正教授说，虽说未支付的工资总额约为２５００万日元，但几乎全部都没有寄存，大部分为企业所得。”
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战败为止，在此期间，据说被抓到日本本土、库页岛（今萨哈林地区）等地从事强制劳动的朝鲜人，多达８０万至１００万人。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该公告引用开罗宣言（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强调朝鲜人民应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
今天，日本国内形成了多达约６５万名旅日韩国、朝鲜人社会，这多半是由于抓劳工所致。目前遗弃在萨哈林的朝鲜人也提出了要求日本进行赔偿损失的诉讼。其原因是：日本战败后只撤走了日本人，而把抓来的朝鲜人遗弃在那里。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中国劳工也被强抓
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抓朝鲜劳工强制劳动来补充其因战局紧迫而引起的劳动力不足。但是，由于战局越来越紧迫，用这种方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又策划把“敌国”的中国人也抓到日本国内，从事强制劳动。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东条内阁通过了“关于把中国劳务者迁入内地”的决定。翌年起，在“试验迁入”的名义下实施了抓劳工。１９４４年２月，在次官会议上又作出了“关于促进中国劳务者迁入内地的决定”，实施抓中国劳工强制劳动。在１９４３年８月至１９４５年５月期间，共有约４万名中国人被抓到日本国内，安置在煤矿、矿山、水库建设现场等３５家公司１３５个企业所，从事强制劳动。
另外，在中国华北地区，在抓劳工送往日本国内从事强制劳动七年前的１９３７年，已开始抓中国劳工送往东北地区（当时的“满洲”）的日本企业进行强制劳动。由于抓劳工送往日本国内，进行强制劳动，在“满洲”和日本国内，甚至发生了企业间争夺“劳工”的争斗。
抓劳工包括战场上的俘虏或者用所谓“逮兔子办法所获”——日军包围村庄，只留出一个出入口，把男人从这里赶出去，用这种方法抓被驱赶在一起的人们。（日本）政府为了逃避对这种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谴责，于１９４１年７月４日建立了一个“华北劳工协会”的组织，采取了日本企业通过这一团体同中国“劳工”签订合同的方法。但是，同前边所谈到的朝鲜人一样，在抓劳工强制劳动方面的情况毫无改变。被抓的中国劳工，既没有见过合同，也没有领到过工资。
残酷的劳动实况
这些日本企业抓朝中劳工进行强制劳动，与纳粹配合其灭绝犹太人政策有些不同。但是，劳工的处境和劳动的实际情况过分残酷，几乎无视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生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同纳粹统治下德国企业所开展的强制劳动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尤其从占领下的中国抚顺、大同等煤矿的“万人坑”来看，更是如此。
例如，从抓中国劳工进行强制劳动的情况来看，被抓走的劳工共约４万人，到日本战败为止约一年的时间内，实际上死亡８８２３人，约２０％强。其死因几乎都是由于虐待致死，或者由于营养失调而饿死，但在诊断书上却写着赤痢、败血病、急性大肠粘膜炎等，与真实情况根本不相符，病名是任意乱写的。另外也有的人好不容易幸存下来，在广岛又遇上原子弹轰炸而死亡。在广岛附近的安野发电站西松组的施工现场，被迫从事强制劳动的中国人由于不堪忍受过分残酷的劳动，打算进行暴动，然而在未行动之前，被日方察觉，将主谋者关进了广岛监狱。８月６日（美军）投下原子弹时，关在监狱的人几乎全部丧命，只有几个躲在地壕里的人才幸存下来。日本战败后，这些幸存者返回中国，但据说后来都发病而死（核辐射病）。关于抓劳工强制劳动问题，日本战败后，在审判乙、丙级战犯的横滨法庭上进行了审理，由此，“花冈事件”才为世人所知晓。这就是鹿岛组花冈企业所的事例。我想具体地谈一下被抓到北海道从事强制劳动而逃跑，在山中躲藏了１４年的刘连仁的情况。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何谓花冈事件
在秋田县大馆市花冈町的同和矿业花冈矿山鹿岛组（今鹿岛建设株式会社）花冈企业所。１９４４年８月至１９４５年６月期间共接受了三批９８６名中国劳工（在船上死亡３人，抵达前逃跑４人，实际接受９７９人）。他们被安排从事改造花冈川工程——由于花冈矿山被乱挖乱掘，一直挖到了花冈川的下面。当时由于推行生产至上主义，没有采取完善的安全措施，在第七馆坑发生矿井塌陷事故，１１名日本矿工、１１名朝鲜矿工死亡。其对策是企图在河下进一步挖掘，以改变花冈川的流向——矿工们在得不到应有饮食的情况下被迫从事过度的残酷劳动，接连不断地倒了下去。该事业所在不到一年的很短时间内抓来的中国“劳工”共９８６人中，实际上死去４１８人。劳工们在如此可怕的状态下从事强制劳动。由于无法忍受这种奴隶般的劳动，在日本战败前的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举行了起义，但立即遭到宪兵队等的镇压，由于严刑拷打，约１００人被杀害。
当时，仙台俘虏集中营向情报局提出过一份题为“鹿岛组华人劳务者暴动状况”的报告，它至今仍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该报告在谈及“花冈暴动”的原因和动机时说，主要是劳务过重、粮食不足、欠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