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补偿的思考-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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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５日，今年７９岁，是１９３６年来香港的。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入侵香港时，我正和表哥梁松华一起作纸张生意。店里还有梁松华的妻子和一位店员。当时香港没有纸源，我们从广州进货，在香港出售，赚了不少钱。纸的种类多种多样，有卷烟纸、账簿用纸以及绘画用纸等等。１９３６年我２２岁时结婚，我妻子住在大陆的广东省清远县，在那里养鸡、养猪。我每个月去广州采购纸张三次左右，在那时与妻子见面。
“日军来了以后，从大陆采购纸张很不如意，生意进展很不顺利，因此于１９４２年７月左右决定关店歇业。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２日，停止做生意时，共收回资金２０万元港币，我表哥梁松华把它装在皮包里走在街上时，被日军抓走。
“７月２３日，我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日军兵营，写了一个字条：‘皇军先生，昨天中午在永乐街口抓的人是我的表哥梁松华，又名昙中学，请允许我见他一面，’要求同表哥见面。可是，日本兵抓住我，把我摔倒在地上，并用脚踩我的膝部。因此，我的膝盖到现在还痛，不拄拐杖就不能走路。我表哥被捕三天以后就遭杀害。
“当时强制把港币换成军票。我不得已把港币都换成了军票。现在我手头有１６３５００日元的军票。
“店关了，表哥也被杀了，自己也由于日军的暴行而受伤。后来，我依靠在澳门管理慈善团体‘同善堂’的一位熟人照顾。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回到大陆妻子的家里。两年以后又重返香港，在一家中国餐厅里值夜班，由于拄着拐棍，非常艰难，我想让妻子来港，但是由于自己残废又没有钱，很难得到批准。目前我和妻子虽住在一起，但由于没有职业，靠政府发给的养老金维持生活，生活非常艰苦。
“１９６２年，我在香港的‘松坂屋’吃饭，想用军票付钱，遭到了拒绝，还说要去叫警察来。我又到香港的‘大丸’，想用军票购买服装和毛毯时，遭到了拒绝，也说要去叫警察。我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这种军票本来就是日本兵强迫我们用港币换成的，作为日本人来说，当然必须负责。”
梁义生在起诉以后的１９９３年９月６日去世。许多有关人员已不在人世，今天，幸存者也多是高龄者。令人痛切地感到，战后补偿问题也是一场同时间进行的斗争。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日中战争时的军票政策
在这里以香港军票审判诉讼状为基础来研究一下亚洲·太平洋战争时，尤其是在军政统治下的香港，发行军票以及它所造成的损失情况。
１９３１年日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开始侵略中国，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制造卢沟桥事件，发展成日中全面战争。同年１１月日军经内阁会议批准，开始在中国使用军票。在此之前，在华北使用朝鲜银行券，在华中使用“日银券”。然而战火扩大以后，由于它们对朝鲜经济和日本国内经济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必须尽快停止使用。
根据这一要求，１９３８年在华北的日军亲手开设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通称“联银”），发行“联银券”，在华中开始推行军票扩大流通政策。在华中的军票政策最大的特征是推行维持其价值的政策。
军票是一种“征用票”，如果放着不管，其价值就会无限地接近于零。
在华中地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日军从钱和物两个方面研究出了各种对策。在钱的方面，首先建立了黄金秘密通过海关的被通称为“乙资金”的基金。接着，相继又建立了丙、丁、伊、吕、波（注文：数字顺序代号——译注）资金，这些就变成了维持价值的基金。在物的方面，于１９３９年８月建立华中军票交换用物资配给组合（简称“军配组合”），建立了用军票换取纤维制品、药品和砂糖等的组合组织。
但是，到１９４３年３月，停止新发行华中军票。汪兆铭亲日政权的基干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回收军票，将华中的主要货币让位于“储备券”。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无法维持价值的军票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突然袭击马来半岛和夏威夷的珍珠港，战线一举扩大到了太平洋地区。日中战争终于发展成为亚洲·太平洋战争。
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和在日中战争时一样使用了大量的军票。当时，他们让军票和当地货币等价，并允许和当地货币同样流通，使两种货币混在一起使用。也就是说，在菲律宾比索与比索军票，在缅甸卢比与卢比军票，在荷属印度尼西亚盾与盾军票都可以流通。
作战初期，建设业务不多，所以这样做还可以行得通。但是，占领地区的建设业务一旦开始以后，需要日本国内大量供应开发资金。为了满足这一要求，于１９４２年３月建立了南方开发金库。开始时，没有发行货币的机能，一直通过供应资金，换回军票。从１９４３年４月起，批准发行标志当地货币价值的“南方开发银行券”（简称“南发券”）。用“南发券”回收军票，“南发券”逐步取代军票，成为南方占领地区的主要货币。名称虽然改变为“南发券”，但其本质和军票并无大的差别。然而，虽说同为军票，但是，与日中战争时期的军票相比较，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军票，对在钱与物两个方面维持其价值则考虑得极少。
在日中战争时期，设定了各种各样名称的维持价值的资金，而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这种资金已经无影无踪。存在的是来自临时军费特别会计的无限制的提款。在物的方面，情况也相同。在日中战争时期建立了军票组合，在维持军票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就从未建立过这类组织。
香港军政统治下的军票
在开战的同时，日军入侵香港，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占领了香港岛。日军于翌年的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开设了总督府，开始实施军政统治。１月初根据前一年年底颁布的“香港九龙地区人口疏散实施要点”，推行强制疏散人口政策，即处理接近２００万的过剩人口。在香港，从事生产的人口少，多数是同物资流通有关的从事商业的人员。日军占领后，失去了同中国各地和盟国相联结的流通机能，由于工厂也不太多，所以香港的过剩人口无法如意地立即转为生产人口。因此，在矶谷总督的命令下，强力地推行强制疏散人口政策。
疏散政策表面上采取了提供旅费和伙食费等各种奖励回乡的形式。由于这项政策，产生了香港人口减少约１００万的效果，但是实际上它伴随着相当暴力性的减人政策。从３月１５日起，开始使用米票，统配物资。
在货币方面，开始时港币和军票同时流通，但是从１９４２年１月起开始以１日元军票换２元港币的比率进行交换。同年７月２４日起改为１日元军票换４元港币的比率进行交换，至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０日下令禁止使用港币，强迫香港居民把自己所有的港币到香港的台湾银行分行或横滨正金银行分行全部换成军票。
根据同年５月１０日颁布禁止使用港币的“香港占领地总督管辖区内货币限制”的规定，“在５月３０日之前，必须在军票交换所把手中持有的港币换成军票”。“如不进行更换，则将处以严惩”。尔后，由于滥发军票，引起通货膨胀，使香港居民更加困苦。
尤其在１９４３年４月以后，由于在华中和华南地区禁止使用日军的军票，因此将回收的军票都转用于香港，结果加速了通货膨胀的发展。对此，日军采用的方针仅仅是强化统配。具体说来，就是加强票证制度。至同年底，票证的适用范围已扩大到了小麦、砂糖、火柴、大酱、食油、食盐和烟卷。但是，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在物资绝对缺乏的情况下，更加促进了通货膨胀，进而引起了扩大“黑市经济”的后果。对此，日本军政的对策是通过发行高额军票来促进通货膨胀的发展。
战败期间，在香港大量发行了粗制滥造的１００日元的军票，甚至又印刷了１０００日元的军票。受到华中和华南通货膨胀的影响，处于入超状态的香港，受到了进口通货膨胀的影响，其入超状态就更进一步地发展。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变成废纸的军票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迎来了战败。在香港，军票一直使用到最后。进驻香港的英国军政当局于９月初禁止军票流通。但是，由于未能全部都换成港币，所以，军票仍然留在市场内。持有军票的人在未得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抛在一边而不予置理。
据说，日本战败时，剩余在香港的军票总额约为１９亿日元以上。战后不久，被英军没收或被日军烧毁的军票，估计约为７亿日元。因此，估计在市场内流通的剩余额约为１２亿日元。
关于作为采购物资手段而发行的军票，日本政府根据盟军总司令于日本战败后的１９４５年９月６日发出的“关于法币的备忘录”（即所谓麦克阿瑟指令），于９月１６日让大藏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及陆海军发行的一切军票及占领地区的货币为无效，失去价值。在一切交易中禁止接受”。军票从此就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军票的背面写着“此票一到即换正面所开日本通货”（原文如此。其意为此票可以换成正面所写金额的日本货币）。军票的持有者认为可以按照面额换成日元，但是，（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由于英国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请求权，所以对于香港居民被迫把港币更换为军票所造成的损失也未作任何补偿，日本政府必须倾听要求对军票损失进行补偿而起诉的梁义生等人的呼声。（一）媾和条约与日台和约
重整军备优先于赔偿
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日本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国缔结了《旧金山媾和条约》，从而摆脱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主权（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开始生效）。同时，日本还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为拟定媾和条约草案，赴日的美国国务院顾问ＪＦ杜勒斯（后来就任国务卿）要求日本吉田政府重整军备，吉田政府对此回答是：“日本要进行战争赔偿，没有资金重整军备。”据说，杜勒斯再次逼迫说：“可以不进行战争赔偿，但要重整军备。”（引自独协大学教授古关彰一的研究）。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半岛爆发了朝鲜战争。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亚洲战略，一再要求日本重整军备。其结果，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契机，由麦克阿瑟指令创建的警察预备队改组为保安队，进而又变成了目前的自卫队。
旧金山媾和条约的第１４条（ａ）的前文规定：
“兹承认，日本应对在战争中所造成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