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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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思考。人们讨论的意见不尽一致。概括起来,大致分四种情况:
第一,对报告是满意的。认为报告关于过去几年的工作成绩和错误讲的是适当的。持这种态度的占相当的多数,应该说是会议的主流。
第二,对报告不满意,认为报告把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成绩讲得不够。一些人说:报告把形势讲得漆黑一团,到底有什么困难?成绩要讲够。第一干,第二分散,不能无代价。还有的说:这个报告看起来没有多少好东西。正面的成绩、经验讲得很少,缺点错误讲得多。不要搞成漆黑一团,要多讲发愤图强。还有人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没有问题,问题是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以后怎么办?难道过去完全错了吗?不经过那个道路行吗?我想不通。报告最后应当讲一讲,不经过困难,不吃些苦头,不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就只是工作搞坏了,站不起来。我看还是要发扬1958年以来的那种干劲,快一点建设起来,过去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一部分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9)
有人举例说: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工作,成绩讲得少,缺点讲得多,容易引起错觉。
这个错觉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但从国家机关的一些发言里可以找到答案。其中说:报告中讲的十条变化是12年(1949-1961年)的,而批评的缺点和错误是1958年以来的,这样会给人一种割断12年历史联系的印象。1958年以前不是没有缺点,1958年以后也不是缺点多,10年不平凡,3年更不平凡。报告这样讲,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缺点和错误都发生在1958年以后,这对那些原来有观潮思想、算账思想的同志没有帮助。
持这种观点的,实际上是不愿意强调“大跃进”的错误,直到七千人大会,有些人还不愿意承认持所谓有“观潮思想、算账思想的同志”,恰恰是头脑比较冷静、实事求是的人。可见要正确地认清形势,认识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要求大家主动作自我批评决不是无的放矢。
山东省委联系本省的情况指出:华东局对山东处理的办法好,是多讲成绩,引导大家向前看,这个体会很深。写这个报告要考虑这点。言外之意,也是报告讲缺点太多了,应该多讲成绩往前看!因此有人担心,经验是要总结,可是信心怎么办?更有甚者,有些人认为:3年“大跃进”是一次大演习,类似这样的演习,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如: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广州、上海、南昌的演习。他们说:3年大演习,多数经验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只是少数;物质基础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有些代价,大演习不付,将来也还要付。有些人只从局部出发,被吓破了胆,杞人忧天。
这种比喻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提出如此观点的人,如果今天还健在的话,不知道会作如何感想?!
第三,与上述意见相反,认为不是成绩讲得不够,而是缺点讲得不够。有人说,实际工作中的缺点比报告讲的要严重得多。报告对成绩、缺点分析得不够具体。还有人说,从全国看这几年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具体到一省一地一县,是否也都做这样的估计?3年来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我们国大人多顶得住,其他还有几个国家能顶住。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声音比较微弱。
第四,认为成绩讲得不够,缺点讲得也不够。修改后的报告,则对这两个方面都作了调整补充。
总之,比较而言,认为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的呼声较高,担心报告讲缺点错误太多,会影响人们的信心。这种考虑,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挖其思想根源还是没有勇气直面“大跃进”的错误,尤其过分强调错误不可避免,就会导致领导者的任何决策和工作指导上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为不可避免而不加以追究,不利于正确总结经验。此外,那些害怕“观潮派”、“秋后算账”的人,考虑更多的恐怕是个人的面子;而那些只许讲“大跃进”的成绩,不能讲“大跃进”错误的,要么是脱离实际,要么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由此可见,全党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出正确评估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实现真正的思想统一也有相当的难度。
大会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讨论,有一些意见不太好分类归纳,但比较重要的一些看法,这里还应该提到。如有人建议,报告中谈到“尊重科学技术”,应加上“党派到企业工作的干部,应该钻研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要求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相结合的经验,应总结进去。这些意见,间接地告诉人们一个信息,中央的报告虽然谈到要尊重科学技术,但显然还是政治第一,不过党内确实存在着一种要求政治与技术并重,或者技术第一的呼声。
与此相反的一种呼声是,有人提出:阶级斗争的经验应写一条。他们认为报告关于国内的阶级动向讲得少了些,建议对当前国内各阶层,特别是农民、知识分子、工商界的政治动向和国内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进行阶级分析;对党内的一些思想倾向,也应该放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背景上,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党内一些人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能被全党接受,说明自有其土壤所在。
七千人大会的气氛,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议论纷纷”。一方面表明,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需要统一思想;一方面也表明,大会民主气氛好,人们敢于讲话,这在那个以思想路线划线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这次大会,中央本来计划开10天左右,由于意见很多,一再延长,结果开了28天。大会以让人讲话,中央带头作自我批评,给全党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是至今史学界给予七千人大会以较高评价的原因所在。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1)
在七千人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进行广泛讨论的同时,大会又组成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这项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与大会的讨论同步进行。
从会议记录来看,委员会21人中,共有16人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是:
刘少奇,64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
周恩来,64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陈 云,57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58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彭 真,60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富春,62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李先念,53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
薄一波,54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
陈伯达,58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柯庆施,60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李井泉,53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宋任穷,53岁,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乌兰夫,56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务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自治区主席。
陶 铸,54岁,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刘澜涛,52岁,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王任重,45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1人中,还有5人没有发言。具体这5人是谁?现在还很难确定。大概有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秀才田家英、吴冷西。如果去掉田、吴两人,还有3人身份不详。
看得出来,这个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年富力强,最大的64岁,最小的45岁,一般是50多岁。毛泽东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大会上的七千精英也在看着他们。他们对问题的讨论和认识结果,显然对七千人大会是非常重要的。
会议从17日开始,每天下午讨论,一直到24日,整整讨论了8个半天。所涉及的问题同大会一样,都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会议的讨论情况看,发言比较热烈,谈出不少自己真实的想法,基本反映了他们在当时的困难形势下,对各种问题的探索和见解。同大会的讨论相比较,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大会基本一致,但有着自己的特色。
把这个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情形重现出来,对今天我们了解那一段困难的历史,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历程,以及观察今天的经济建设,恐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讨论是围绕着5个方面来进行的。
讨论之一:“报告稿”要不要推翻?
在起草委员会开讨论会的第一天,刘少奇首先介绍了他们到毛泽东处谈修改报告稿的情况,以及成立这个起草委员会的原因和任务,起草委员会讨论报告稿的原则等等。他大致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现在对稿子显然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所以毛主席主张成立这个起草委员会。
第二,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主席说,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第三,讨论的原则,凡是在问题没有决定的时候,有意见可以自由发表,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主席说,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各种议论都可以发,贯彻三不主义。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们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
第四,时间问题,从今天起讨论到星期天,到下星期一要拿出稿子来。
实际上,他们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下周三才拿出了稿子,是星期四(1月25日)才拿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刘少奇最后向大家说,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这第一个本子,基本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任务要不要重新提?也就是基本上推翻不推翻的问题。
刘少奇讲完,邓小平又介绍了毛泽东同他们谈修改稿时所讲的话。邓小平说,主席谈了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