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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我们仨 樱桃版-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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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 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
  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分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见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钟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高兴。
  可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
  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
  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夏鼐同志已应允,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钟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往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
  钟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我发现钟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点着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反正钟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三里河寓所不但宽适,环境也优美,阿瑗因这里和学校近,她的大量参考书都在我们这边,所以她也常住我们身边,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附近,可常来,很方便。
     

    (十六)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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