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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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绝好的例子，就是中国最近就东海大陆架石油问题提出了与日本方面共同开发的建议，这本是中方为维护和平发展所表示出的最大诚意。哪知日本却不知好歹，对此建议一口回绝。真不知道谁在威胁谁？
身为一个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确实要学会和善于对世界与区域事务负起更多的责任来。不能因为有人心理不平衡就对此种责任产生疑问和顾虑，更不能因为有人为了维持传统一己私利而反对中国介入就裹足不前。
而且，敢于负责，善于负责，还将为中国自身带来众多好处。首先，负责任的人与国家一般会减少内部的腐败懈怠；再者，负责任的人与国家会拥有更宽广的视野与胸怀及发展进步的更大紧迫感；最后，大国负起责任了，就会减少像“二战“期间“暴发户”日本那样的野蛮投机行径，大大有利于国家与区域间的安全稳定。
自我磨炼主动出击第3章 学会进攻
英文gentleman一词，中文有翻译成“君子”、“绅士”、或者“先生”，但因为文化的差别，这样的翻译尚不能全面涵盖原字的概念，并由此产生曲解和误导。
也可以这样说：西方的君子绅士不同于中国的君子绅士。中国文化关于君子的论述，可以早到两千多年前。《诗经》中有“窈淑女，君子好逑。”孔子也曾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易经》中还有“天行健，君子乃自强不息。”等提法。这里的君子多指的是一种社会地位，一种人格修养，一种精神追求。
至于中国的所谓绅士，也是传统君子概念的一种引申，能识文断字再加上有些财产，就差不多能称上绅士了。而“先生”则更多是一种尊称。
西方的gentleman也基本包括了以上概念；却又远不止于此；从而形成了与东方君子绅士的重大区别。这个区别主要表现在对操作与技能层面的重视和发掘程度上。
我们经常发现，修养与技能都是必要的。本来说君子应温文尔雅，在民主议会上不可骂脏话打耳光什么的，但如果没有对民主游戏规则的充分操练，修养到关键时刻就可能失灵，导致君子做出小人事来。
自20世纪初强烈的“西风东渐”以来，有不少东方的君子绅士以为学几句洋文，再配上西服领带，自己就成了西方式的君子绅士。但令其很难效法的是，脱下西服的西方绅士，穿上军装就是战士、将军、冒险家、甚至殖民强盗。
西方绅士在身体、竞技、科学、常识等方面的系统培养训练，大幅地开拓了其视野和理想，提升了其外向性、自信心和创造力，这些是很难让“修养面窄”的东方君子绅士们望其项背的。
有人说，自19世纪末起的东西方冲突，实际上是双方男性精英阶层间的碰撞（因为彼时双方女性的整体社会地位都还不高），即东方君子绅士与西方君子绅士直接或间接的大较量。
较量的结果有目共睹：李鸿章比不了纳尔逊，光绪皇帝与华盛顿差得太远，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境界，蒋介石也抵不住罗斯福和丘吉尔，至于牛顿、爱迪生、瓦特、达尔文等执牛耳的领域，东方几乎就是空白。
毫不奇怪，这场大较量的结果，导致了东方持续至今的战略劣势和被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精英质量不如人，我们君子绅士的能动面窄。所以，提到文明崛起和赶超，还是要从人的质量提高和领域拓宽做起，人是决定性因素。
要培养出大批既具备优秀教育背景，又全面发展，敢想能干的“君子”，中国的教育界，家庭教育，社会文化价值观，及职业导向等等，都需进行重大的调整革新，不再让“君子”是“书生”的同义词，不再让“君子”开口不动手，不再让“君子”只满足做“精神贵族”。
中国的新君子，应当成为民族的真正脊梁！
自我磨炼主动出击第4章 独立的开放自主
在当今世界；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大国与小国所需要的经济环境前提确实有所不同。小国可能只需做到“开放”，即通过推动贸易转口、来料加工、建设投资等活动即可推动自己的发展；而大国则必须在实行“开放”的同时，还要具备“独立自主”，即拥有健全发达的基础和尖端产业体系，掌握核心与领先技术标准，创造独特有效的生产程序和企业文化。
为什么大国需要“开放的独立自主”？因为历史与地缘政治经济的约定俗成，决定了大国必须像大厦的主栋梁，既要有“承前启后”的开放功能，又必须有“承上启下”的独立支撑作用，才能立体地有效地推动与维护区域以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在这方面，美国比较好地做到了“开放的独立自主”，于是美国乃是当今世界上的惟一“超级大国”。这也证明“开放”与“独立自主”本是相辅相成的发展基本原则。
反观东方大国中国，在这方面的思维，长期以来存在三个误区。首先，把全面开放错当成了“单向行为”，或天真地认为只需“实行开放”就可以使自己真正地强大起来；仿佛只在遭受“封锁制裁”时才想得起独立自主。不懂得惟有战略性地主动追求“独立自主”，“开放”才能变得真有意义。对大国而言，单纯的“开放”只会导致受制于人和责任懈怠。
其次，错把政治与主权方面的独立自主与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独立自主混为一谈。这当然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在“开放”的初期，大家觉得只要握紧国家主权，任凭外来资金、产业与文化再如何自由涌入，我们也不会失去宏观的主导和主动权。
现在我们认识到，光拥有政治与国家主权还远远不够，对基础产业，核心技术，拳头产品，体系标准等拥有与否也一样关键。缺乏核心经济与科技方面的独立自主，反而会削弱蚕食国家的政治能力与主权完整，导致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有气无力”，也就无法成为合格与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一个人或国家，当面对风险与挑战时，在两种情况下会做出反应。一种可能是别无选择，被迫行动，冒险一搏；另一种情况则是实力雄厚，胸有成竹，从容应对。要达到第二种境界，很明显，就必须拥有战略的全面独立和自主实力，不受或少受他人与外力的干扰掣肘。譬如说，美国决意“剪除”伊拉克的萨达姆，准备好了便出手，而基本不必为来自第三国家、集团或势力的制裁，干涉，甚至介入而担忧。
最后，有人把“独立自主”狭隘地理解成“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成”。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譬如当代的北欧国家如挪威和瑞典，自己的事情办得相当不错，人均富裕程度甚至超过美国。但世界能经常感到挪威和瑞典的影响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也只不过是挪威和瑞典是发达小国的缘故而已。
大国必须主动地向外辐射和施加作用力，拥有像“微软公司，波音飞机，哈佛大学，好莱坞，麦当劳，再加五角大楼等这样的综合外向开拓力与控制力，才可以使自己与自己的周边形成稳定有效运作的自主系统。
由此看来，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25年探索与发展后，内部机制与国际外部环境的发展演变，都要求中国在下一阶段更加注重“独立自主”，从而真正步入“文明崛起”的正确轨道。
自我磨炼主动出击第5章 精英阶层需全面质量
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共识是：稳住农村，全局的稳定发展就有了充分保证。一个社会大致可分成大众底层、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三部分，农民问题基本属底层问题；而中产阶级则属于追求稳健良性发展，善于自律和协调的一群。对社会稳定的真正挑战，主要还在于精英阶层的“三量”，即质量、力量和数量。如果只重底层致富而忽视了精英建设，便会出现群龙无首、战略和价值迷失的局面。
不错，中国过去历代王朝的最终衰败，不少是因为下层农民起义造反所致，但首先更因为是精英阶层的迂腐加堕落，造成体制、国防和文化的破损萎靡，才引发下层反抗和外敌入侵。
可见，精英建设对正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来说，尤其具备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文化的突破与竞争更多是靠社会精英的先锋作用而达成的。
当代中国精英阶层亟需推进在三大关键方面的转变。第一，从“自以为是”向“对外竞争”转变。由于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局限，许多所谓精英都是本质上的“内向型”，缺乏时代所要求的全球把握和竞争意识。
譬如最近有学者文人主张“对日本实行正常国家待遇”的新思维。新思维是好事，但这样迂腐弱势的建议，只表明精英们首先就没搞懂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由“混沌粗糙”向“科技优化”转变。目前所谓精英阶层中真正具备科学素质和训练的其实并不很多，可能还不抵一个有科技传统和创新国家中的普通大学生。
中国有统计说，不少所谓当代作家甚至为文学家的却都是“科学盲”。于是就只好拼命写历史中农业社会非科技年代时的故事，反过来误导大众兴趣取向，形成文化的恶性循环。
第三，由“精英名誉化”向“精英职业化”转变。中国社会偏重精英名誉，却往往忽视了精英的职业能力、纪律和精神。
最好的例子，是前不久西班牙“皇马足球队”到中国访问训练，接待的云南方面一见大牌球星抵达，就不由分说摆出盛大酒筵款待。却被“皇马”方面以“遵守球员训练既定餐饮计划”而谢绝。在现代职业化操作面前，传统的好面子讲排场就显得像一个愚昧的“土财主”。
什么是职业化？职业化就是在有限的领域——往往是自己的专业和职责范围内，尽量地追求进步和完美。职业化是典型的现代人类精神和价值，是人性和理智超越各种诱惑的肤浅干扰，继续提高强化自身的一大有力手段。
职业化是一种素质、要求、标准、档次和尊严。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必定是高度职业化的社会，从而形成高效的运作、产出和质量。匮乏高强职业素养和意识的所谓“精英”，实际上还在文化低层徘徊，是没有多少价值和用处的。
自我磨炼主动出击第6章 时刻磨励军魂
凡是伟大开拓型的事业，如首次载人航天工程或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战役，其中必定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于是这样的事业哺育磨炼英雄，这样的事业呼唤青睐英雄，这样的事业是英雄的事业。
而英雄的事业，古往今来，多是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军人来承担实现的，因为军中从来都聚集着勇敢智慧的男儿。军人在这世界上的价值不是装潢摆设，儿女情长，而是冲锋陷阵，摧城拔寨，克服风险困难去争取胜利的先锋。
2003年10月15日黎明，在中国北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首个载人宇宙飞船“神舟五号”升空前夕，历史目睹了新一代英雄的横空出世：三位航天员，气宇轩昂，稳健沉着，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