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64-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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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这次可以先自下而上，先请各地和中央各部委的同志们讲，然后中央作总结，再自上而下。
安子文不了解这里面的机关，当然听他的，他是部长。
等到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饶漱石又突然对安子文说：
“看来，你还得有个工作报告。你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一定要向大会报告工作。不然，是说不过去的。”
安子文有苦难言。没法子，他还是组织力量，连夜突击，终于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写出了报告。
安子文“引”出来了，饶漱石就好鼓动一些人放炮了。
讨论安子文报告的发言中，东北、山东，都有人扔出重磅炸弹。这些很有煽动性的发言，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对1953年以前的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说那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部领导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他们批判的是安子文，但攻击的矛头，一直在刘少奇的后背心上弄影。他们甚至要公开摊牌，要挟中央，要求改组中央组织部，夺取人事权。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
毛泽东批评饶漱石说：“你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邓小平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解决中组部的“饶、安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亲自主持领导小组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且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邓小平也在会上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安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很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高岗、饶漱石“讨安伐刘”的计策，又受到挫折。
当饶漱石失败了，并且受到了批评时，他对安子文说：
“我说你对财经工作会议有抵触情绪，其实不是指你，而是指刘少奇。”
这就叫嘴脸。
安子文，不过是中组部副部长，是饶漱石的副手；刘少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当着安子文的面可以这样说，那么，当着刘少奇的面，他又会怎样说呢？找出答案，大概不需要很强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吧？
毛泽东以他独特的方式，关注着组织工作会议的进程和动向，并且从指导思想上、从全局上加以点拨，为的是使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致像不久前的财经工作会议那样走偏方向。
毛泽东10月22日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信中说：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
“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的最后部分：《结束语》。这个《结束语》将布尔什维克党发展的基本教训，归纳为六条：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其中讲到，“这个党要很勇敢，足以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很有经验，足以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很机敏，足以绕过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途中的暗礁。”
第二，工人阶级的党，不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便不能实现其为本阶级领导者的作用。其中讲到，“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善于拿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它，要善于拿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它，要善于发展它和推进它，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代替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和结论。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第三，假如不把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粉碎，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两次会议（一）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4）
第四，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使命。其中讲到，“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也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第五，如果党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害怕承认和公开改正错误，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其中讲到，“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办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
第六，工人阶级党不与群众发生广泛的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它就不能成为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党。其中讲到：布尔什维克党，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相像，“其所以强而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母亲，即与生育、抚养并把他们教导出来的群众保持着联系。”
毛泽东要求到会的同志学习这六条的意义，毛泽东的用心，似乎无须多说什么了。
第二天，10月23日，毛泽东审阅刘少奇和饶漱石10月22日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他在这两篇讲话稿上，各加了一段文字。在刘少奇讲话稿上加的一段文字是：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且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在饶漱石的讲话稿上加的一段文字是：
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这两段话，都讲到总路线，毛泽东在指导一切工作中，都是抓住这个总路线不放，而且抓得很紧。
值得玩味的是，他在给饶漱石加的这段话中，提到了“时机”。毛泽东说的是革命的“历史的时机”，而在饶漱石心目中，“时机”倒是时机，但不是革命的历史时机，而是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毛泽东说到“全神贯注”。饶漱石呢？“全神贯注”倒是“全神贯注”了，但不是干这，而是干那。毛泽东说“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能够……”，他的意思是：你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你这个“组织部门”的总头儿，首先得“能够”，可饶漱石偏偏不“能够”。在饶漱石念这段文字的时候，应当加一句话，即：“唯独我不能够。”
历史又同人们开了一个玩笑，又进错了房间。
两次会议（一）高岗的住处车水马龙（1）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即高岗的住处）车水马龙。
高岗同饶漱石上次谈话的第二天，便登上飞机，一翅膀飞到了杭州。离开东交民巷8号（高岗的住处）赴机场的时候，高岗提醒秘书说：“这次我们外出，时间不短。最近毛主席身体不好。你的耳朵要灵一点儿，一旦得到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起来。记住了！”
高岗到杭州安顿下来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林彪的住处。
一阵寒暄过去，林彪说：
“你现在也是‘主席’了。听说你要去大连，可是你却作‘东南飞’了。”
“原来倒有那个想法，最近，北京有些新情况，我想见见你这个林总。”
“什么新情况？财经会的情况？财经会上是不是很热闹？”
“财经会倒还可以，刚开始嘛，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我说的是财经会后这几天的情况。”
高岗停下来，望着林彪，想看看他的反应。
林彪什么反应也没有，等待高岗说下去。
“中央提出，从国家行政机关来说，是不是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这就要有部长会议主席；从党中央来说，是不是增设副主席，或者设总书记？”
“啊！”这倒真是新情况，林彪想。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位高麻子来者不善，只是“啊”了一声，仍然镇定地等高岗往下说。
“我想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中国，党的问题，枪的问题，红区问题和白区问题。”
诡诈的林彪，立即明白了高岗要说什么，但他也暗暗吃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高麻子也学会了来这一套，看来，这家伙真是费了一番脑筋。
“毛主席说过，有了枪就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对不对？”
“对！这我记得，就是《战争和战略问题》那篇文章。”林彪说。可见林彪对这个问题也想过，至少是很熟悉。
“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他刘少奇拿了几天枪？他不是一直在白区混吗？他算什么‘党在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这个结论要改变。咱们一直是拿枪的。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可倒好，白区那些人，就是刘少奇那个圈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里掌握权力。凭什么刘少奇的屁股总是搁在我们头上？！我就不服这个气！主体就要像个主体的样子。主体的代表人物，你林总当然算一个，我也应该算一个。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毛主席越来越不重视刘少奇了，越来越重视咱们这些拿枪造党的人，重视军队的党。咱们一直是跟着他的。给长征提供落脚地的人，现在还有谁？东北怎么样？这你很清楚。东北就是先进嘛！东北的先进，东北的正确，东北创造出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一贯的。所以，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我向他建议，周恩来当不如林彪当。你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
高岗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有些还很打动林彪的心，所谓“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他终于说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支持你。刘少奇一定要拉下来，周恩来可以当个闲差。只是，我的问题，就不用提
